【摘要】 本文通过对《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写本的考察，分析了陶弘景所处的历史时期、整理古籍的态度以及具体的整理方法，认为陶氏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创性的工作，为《神农本草经》原貌的保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 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集注； 陶弘景； 原貌； 序录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de observation on the hand-written copy of the preface ShenNongBenCaoJingJiZhu ,analyzed the historical period in which TAO Hongjing existed, together with his attitude and his concrete methods of collecting ancient book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conscious and careful attitude and his creative work of Mr.Tao has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for protecting the original look of the ancient book ShenNongBenCaoJing.
【Key Words】ShenNongBenCaoJing；ShenNongBenCaoJingJiZhu；TAO Hongjing；Original look；Preface
《神农本草经》（以下简称《本经》）是目前既知的最早、最完整，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本草学文献。此书与《内经》、《素女脉诀》并尊为“三世医学”，共同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合称“四大经典”，为历代医家推崇备至。
此书单行本由于大型综合性本草著作的出现而流传渐少，至南宋时便告彻底失传[1]。自此以降，后世医家幸能窥及《本经》古貌，全赖陶弘景撰著《神农本草经集注》（以下简称《集注》）之功。本文通过对《集注·序录》的考察，认为《集注》“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精粗皆取，不复遗落”，不仅包含了《本经》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内容同时也为《本经》原貌的保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 研究依据
20世纪初敦煌出土的《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写本[2]，使完整的《集注》序录部分得以重见。虽然习惯上将此“序录”视为一体，但序自为序，录自为录，实则分为两大部分[3]。开篇至“孰复是先”，其中包括了《本经·序录》的13条佚文[4]，为第一部分“序”，介绍了本草的学术渊源，古本《本经》的流传以及编撰《集注》的经过；从“今诸药采治之法”至卷末为第二部分“录”，分为合药分剂料治法、诸病通用药、解药毒、服药食忌例、药不宜入汤酒者、诸药制使六篇。这其中创制合药分剂料治法、诸病通用药、诸药制使篇三篇前又各有小序开头。此部分“序药性之本源，诠病名之形诊，题记品录，详览施用之。”相当
于现代药物学著作之总论。通过对此篇序录的考察，我们认为：正是陶弘景开创性的工作才大限度的保存了《本经》的内容和原貌。
2 陶氏保存《本经》原貌的客观条件
2.1亲历《本经》古传本
“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5]。陶弘景时代，流传的古本《本经》不只此四卷本一种。但陶氏所亲见并认定的：载药三百六十五种，分上、中、下三品，神农所作的被称之为《本经》的，却只此四卷本一种。《集注》的撰著所依据的蓝本正是此四卷本《本经》。此本的情况，有如下描述：“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据陶氏考证此本虽为“后人多更修饰之尔”，但它仍不失为一种《本经》珍贵的早期传本，而其也正是朱书“本经文”的唯一来源。
2.2详加考证多种本草古文献
陶氏在序录中提及编撰《集注》过程中所参阅和采录的五种本草学著作，笔者认为《桐君采药录》、《药对》，是专论药物“花叶形色”和“佐使相须”的本草学专著。而吴普、李当之“损益”成的“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三十一，或三百一十九”的本草学著作，当是魏晋医家对于《本经》的注解与发挥。此等诸书的内容正是《集注》墨书大字的来源。
3 陶氏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注重保存《本经》原貌的意识
3.1陶氏严谨的治学态度
勘正医书不同于其他古籍，陶氏在《集注·序录》中写道“其五经四部，军国礼服，若详用乖越着犹可矣，止于事迹非宜耳。至于汤药，一物有谬，便性命及之。[6]”因此陶氏始终是以“深思戒慎”的态度来完成这项关乎人性命的工作的。
3.2陶氏注重保存《本经》原貌的意识
陶氏编撰《集注》创制了“并朱、墨杂书并子注” 的本草编撰体例，被《新修本草》，尤其是《证类本草》所继承，后代学者能由《证类本草》之白字，《新修本草》之朱字，上窥《本经》之原貌，朱墨分书实为辑复工作提供了依据。
4 陶氏苞综诸经杂而不糅，糅而不合
既然题名“集注”必定是集诸家之说于一书。陶氏注解《本经·序录》13条佚文采用的是注解经书所常用的“附经为说”的形式[7]。即在每条佚文后以“本说如此……”引出训释。此一部分我们有理由相信是陶氏所亲撰的。而对于其后相对独立、完整的六篇内容，笔者有理由相信它们肯定不是《本经·序录》中所原有的。因为倘若是《本经·序录》的佚文，陶氏肯定采用同样“附经为说”的注解方式，不可能另出一例。同时笔者认为这六篇内容除小序外，基本框架以及大部分内容，也非陶氏亲撰，而是采录自它书、别家的内容。
4.1据内容分析
此序录中，陶氏曾多次提到过张仲景，且对其推崇备至，“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可见当此之时，仲景之名业已远扬，仲景之书也已广播。陶氏不可能不知道仲景书中有关药物煎法的论述，且《集注·合药分剂料治法篇》中有关大黄后下，芒硝、饴糖、阿胶烊化等药物煎煮方法的记载也均符合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相关记录。而唯有麻黄一药的煎法颇异于常理：“凡汤中用麻黄，皆先别煮两三沸，掠去其沫，更益水如本数，乃内余药，不尔令人烦”。再考，据另一卷与《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同时出土的，题名同为陶弘景撰著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8]，其中记载的麻黄煎法同《伤寒杂病论》，且均未有“更益水”之说。陶氏知晓麻黄煎法当属确信无疑的，他所采录的显然是一种早在仲景前世的古本本草中的内容，而未根据自己的所知而径改。
虽然《本经》中对“诸药制使”已经有了规范的叫法：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反、相恶。但诸药制使篇中关于药物“七情”的描述并不规范，尚有“得……良”，“胜……”[9]等提法。因此笔者相信诸药制使篇也非陶氏亲撰。
4.2据体例分析
参见《证类本草·诸病通用药篇》[10]中涉及的83个病名用黑字标记，记载的药物有白字、黑字两种标记。从《证类本草》的体例来看，《本草经》文一律用黑底白字，《别录》文全为黑字，据此笔者认为此篇主要内容陶氏采自于某一本草著作，黑字所标记的病名和药物正是其在原本中的面貌，陶氏在集注的过程中加入了《本经》中的药物，并朱书药名，以示区别。
对于诸药制使篇的出处，日·丹波元坚序森立之辑《本经》云：（孙星衍辑《本经》）附以《药对》诸药制使。笔者以为信然。首先陶氏在序录中曾明确说明参考过一部论述药物间“佐使相须”的本草学专著《药对》。尔后陶氏在此篇小序中又说：“又《神农本经》相使，止各一种，兼以《药对》参之，乃有两三，于事亦无嫌。”虽然《本经》中存在“诸药制使”的内容是确信无疑的，但它未必有《药对》完备。因此陶氏此篇的编写，是以《药对》的内容为整体框架，将《本经》中原附于各药物条下的相关记载摘取出来，列于《药对》框架中的相应位置，且原先各药物条下的“佐使相须”内容仍继续保留。今观《证类本草》中所收录的《本经》药物畏恶内容除见于序录诸药制使篇外，正文相应每药条下亦有以小字形式的著录。为何用小字而未用大字，尚志钧先生认为这是由于在传抄过程中《本经》的标记脱漏所致。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陶氏集注《本经》所遵循的原则是：杂而不糅，糅而不合。集自诸家，是为“杂”，各存其例是为“不糅”；附经为说是为“糅”，朱墨分书是为“不合”。
5 结语
《集注》之书湮没亦久矣，《本经》之文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等本草类古籍，以及《太平御览》等类书，辗转流传，期间传抄刊刻，朱墨相错，文字伪脱，这是后世辑复《本经》面临困难的主要原因。陶弘景编撰《集注》虽未必尽善，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创性的工作，为《本经》原貌的保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1] 马继兴.中医文献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251.
[2] 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336-383.
[3] 王家葵,张瑞贤.神农本草经研究[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140.
[4] 尚志钧.神农本草经校点[M].芜湖:皖南医学院科研处印,1981:31-35.
[5] 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337.
[6] 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348.
[7] 王家葵,张瑞贤.神农本草经研究[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154.
[8] 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133.
[9] 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375-383.
[10]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M].影印本.中医文献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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