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最上等的国君治理天下，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使人民各顺其性，各安其生，所以人民不知有国君的存在;
次一等的国君，以德教化民，以仁义治民，施恩于民，人民更亲近他，称颂他(这是儒家的治国思想。);
再次一等的国君，以政教治民，以刑法威民，所以人民畏惧他(这是法家的治国思想。);
最末一等的国君，以权术愚弄人民，以诡诈欺骗人民，法令不行，人民轻侮他(这恐怕是当今的现状吧?)。
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这种国君本身诚信不足，人民当然不相信他。最上等的国君是悠闲无为的，他不轻易发号施令，然而人民都能各安其生，得到最大的益处。等到事情办好，大功告成，人民却不晓得这是国君的功劳，反而都说：“我们原来就是这样的。”
本章以及后面两章老子提出他反对德治的原因所在。老子认为在人的本性尚未腐败时，他可以依道而行，且完全服从自己的本能。
这时的善是无意识的善，一旦圣人的善恶，智慧之教，和政府的奖惩法则相辅相成时，大道就开始废坠。以至于使人的本性由真善而伪善，由伪善而天下乱。
最好的时代，是人人有道而不知道自己有道。时时都沐浴在道海之中而不自觉，无知无欲，无思无虑，赤裸裸，了无牵挂，眼、耳、鼻、舌、身、意六道神光，运用自如，相忘于无为而化之中，这是伏羲之前的情况。
伏羲首开道统，从三皇五帝，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世，民智渐开，天真渐丧，已经从伏羲以前的不知有之，与道一体，下降到知有之，与道分而为二，渐渐地离开道，所以才要亲于道，对有道的圣君贤人要称誉之。
如尧、舜大德，万民敬仰。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有道明君，道在君相，道与权合，所以成人也易，所以说“亲而誉之”。
道在君相的时代过后，道转在师儒，道与权分，所以成人也难。所以说“畏之”。这时民智大开，天真已丧，还剩了点道心，有而不知其有，只认得避祸。
人心惟避祸，容易动难静，显露在外的容易得知，而惟微的道心，是至静不动的，微小难以察觉。所以这时人多是畏道难以亲近。但是虽然畏道难以亲近，但对道还不敢轻侮。
道再往下转，心法中绝，这是人心多诈，不忠不孝，害仁害义，无所不为。尤其是到今天人心更加险恶，情欲横流，无耻之极，只知功名利禄，纵欲享受，根本不信有这个先天大道，不但不信，而且还对道加以轻侮、谩骂、嘲笑。
之所以造成百姓轻侮大道的成因，是由于为政者不信此大道，所以百姓也不信。所以为政者，如果要恢复太上之治，务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持之恒久，太上之治，不言而信，无为而成。
恢复了太上之治，人人都有道而不知道自己有，时时沐浴道海之中而不自觉。这样的话，国无不治，天下无不平，百姓都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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