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阴天的中午，某巨头互联网公司的员工餐厅里，新闻部内容总监陈立一个人坐在靠门的位置，几根几根地挑着一碗牛肉面。今年他的头发白得更邪门了，40不到就白了一多半，他也不染。人群在他身边聚集又散去，喧嚣谈笑。但他始终没往别处看一眼，连眼皮也没抬一下。
一个年轻人走过来：
“陈老师您好。我是新来的新闻部实习生。我可是看您的社评长大的啊！以后还请老师多多指点专业…”
“我已经不懂任何专业了。”陈立打断他。
实习生一下接不了茬，只好站在一边尴尬地笑。他不明白一个靠写社论奠定了媒体圈地位的前辈何出此言。
2004年，陈立从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新闻系毕业，进入一家报业集团下属的报社工作。他擅长社会评论，凭笔杆子写出名声，5年顺利晋升到副主编。
进入2012年，传统媒体领教了自2008年第一部苹果手机诞生以来移动互联网的冲击。免费内容唾手可得，各大报纸杂志的发行量断崖式下滑。发行总监参与选题规划成了常态。陈立公开嘲笑：
“这是外行指导内行。”
一次选题会上，集团特地从某门户请来“拓宽思路”的“新媒体专家”质疑陈立领导下的报纸像他的社论风格一样“干巴巴，不懂得情绪引导。”
“利用情绪就跟吃春药一样，好用但有害。客观克制，是最基本的操守。”
“光客观能不能吃饱饭？操守能不能拿来发工资？”
陈立拍了桌子，当天辞职。消息传开来，互联网媒体巨头随即以两倍薪资的条件，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独自拖着行李箱走出老东家的电梯，这个电梯陈立乘坐了将近十年。当电梯门在身后关闭时，他仿佛看见了上帝在起点更高的赛道上为他新开的一扇窗。
走进新公司新闻部第一天，曾坐惯了独立办公室的陈立，从办公区100多格方块隔断里挑选了其中一个，就像一只蜜蜂从蜂巢里挑选一个孔一样，但他不介意。翻倍的薪资给了他翻倍的价值感。
陈立在这里的职位是“内容总监”。工作到第三个月，陈立觉得不对劲：同样是做新闻内容，却感觉像换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
“以前我是一架发动机，现在我成了一颗螺丝钉。”
从选题方向，采访角度，到呈稿的尺度和严谨度，陈立的一整套方法，失灵了。
比如当他还在反复推敲选题方向的时候，热点部，数据分析部，甚至视频部的同事，可能已经把选题方案通过统计方法做出来了；等他最终敲定，别的部门成稿都写好了，甚至可能不止一篇，只待择优发布。这样，陈立的工作从第一步开始就时常落空。
在采访规范和最终呈稿上，陈立也有他的标准。比如涉及犯罪的采访，他要求记者不要反复向受害者询问犯罪现场和心理感受，以免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他要求最终呈稿规避对凶案细节的繁复描述，以免渲染暴力…
他克制，冷静的新闻观遭到强烈反驳，认为这是对抗人性：
“不写这些还写什么？假如读者看见“连环杀人案”这几个字，最想知道的不就是犯罪细节和作案心理吗？这就是人性，电影都顺着拍。不然就剩一个人杀了另外几个人，有什么好写的？”
做稿子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追问和描绘都进行得淋漓尽致。不管陈立认不认同，稿子发了，流量很高，还拿到了奖金。
“好内容”就是公司的唯一目标。现在“好内容”的标准，已由起初的模糊不清，逐渐被“高流量”定义。“用数据说话”，成了硬道理。
现实几乎让陈立无地自容。他在整个内容生产环节被架空，专业知识和行业经验都失去了用武之地。
领导批评他缺乏“狼性”。所谓狼性，无非就是要快准狠地抓住读者。他理解的“快准狠”，就是接受毛坯，接受粗糙，但他接受不了。
在定稿群里，陈立依旧不肯放过每一个细节：标题不够完整，段落结构不够清晰，“界限”不是“界线”，“度过”不是“渡过”…
领导私下跟人力部交代，以后新闻部招人要招90后：
“就怕老媒体人来了，只会纠错字”。
年轻的毕业生频频加入。他们没有背过“媒体人”的包袱，毫无障碍地融入“内容运营者”的身份。流量不好时，他们甚至直接跳过“内容”，单从“产品”角度寻找突破口：页面是不是看起来不够干净性感？文章入口的点击处是否设在了不够顺手的地方？…
这些解决内容问题的美术和技术路径，陈立是怎么都想不到的。
陈立逐渐无事可做。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工业时代里丢失了手艺和尊严，想去砸掉蒸汽机的老匠人一样。
但可怕的是，这个时代连一台让人发泄的机器都找不到，却进行了一场不留蛛丝马迹的机械式碾压。
陈立的工作终于变成了最简单的分门别类。一篇成稿出来，他给它划归到合适的类别：“新闻”，“金融”，“体育”，“娱乐”…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原腾讯网总编王永治曾经的预言“三分之二的的纸媒关停并转，25万从业者多数在2017或2018年下岗”渐渐变成实现。
从2012年那扇老东家电梯门在身后关闭，到2018年底，传统媒体几乎遭受了降维打击。陈立明白，大厦已倾，在自己擅长的内容生产领域，再也不会有另一扇窗，为他开放。
目前这家互联网巨头养了陈立七年。但它会继续再养他七年吗？陈立的领导曾担忧地说：
“假如未来有一天不养他了，真还不如一开始就辞退他。”
从世俗意义上来讲，肖薇是媒体人里转型最为成功的。她转型后的收入不是翻倍，而是翻了100倍！
作为曾经的社会调查记者，肖薇第一次做社会调查是跟同事两人假扮玩家，调查中缅边境的赌场状况。一个当过兵的中国保安识破了他们，当场扣下进行搜身检查：
“你们是记者吧？你们问太多了，东看西看。赌徒都是两眼无光，不说话的。”
被扣在混乱的边境地带，关一辈子，或者直接弄死，都是有可能的。所幸老板也是中国人，肖薇和同事以女人和中国老乡的身份连连求情，才博得网开一面，连夜逃回昆明。
关于中缅边境赌场生态的报道发表后，中国政府不断施压和打击。直到2005年1月，云南警方宣布了一直没有人确切掌握的数据：边境82%的赌场被关闭，剩下的惨淡经营。
如果当初那个赌场老板知道放过这两个记者的后果如此严重，恐怕会毫不犹豫地处理掉他们。回想起来，肖薇有些后怕。但她的恐惧感，很快被一种带有个人英雄主义的崇高感所取代。
后来，肖薇只身调查报道过非法煤窑，新生儿普遍出生缺陷事件，被拐卖者生存现状等…她被抢夺过相机，撕毁过采访手记，限制过人身自由，传达过死亡威胁…但她不害怕，她觉得总会有人来救她。
“我从没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在拼。”
2010年，肖薇离开工作了八年的报社后，凭借丰富的素材资源和写作天赋，受邀都市情景剧的创作，最终成功转入编剧行业，成了国内一线编剧，每创作一部电视剧的收入，至少上千万。
“我的心里充满了罪恶感。”
肖薇觉得这个钱来得太容易了。从前天南地北地去卧底采访，冒着生命危险把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挖出来，无数次引发社会关注，推动社会现状的改变。可现在足不出户地守在家里，翻翻资料，结合一点想象，制造供大众茶余饭后消遣的娱乐，竟获得了翻100倍的巨大财富！这让之前以命相博，让现实变得更好的努力显得廉价而不公平，甚至毫无意义。肖薇的个人理想和价值感，随着几乎消逝的调查记者行业萎缩下去。
纷纷被迫转型的老同事们，有的去做企业公关或者品牌运营；有的去自媒体；有的依赖曾经的资源和关系在全新的领域创业；有的做知识付费；有的加入慈善或环保组织；有的年纪大了守着几十年磨练的老本领无所适从；有的在坚持独立调查的路上忘了吃抗抑郁药而死去…
没有谁能像肖薇这样，年入千万。现在，肖薇成了最没有同伴的那一个。
她同情过被记者堵住反复追问生活细节却只会回答“我忘了”的被拐女学生；同情过在黑煤窑中失去了两个儿子的一家人；她同情坐拥上亿身价却常年不敢回家的煤老板，同情他只敢在大年初四的深夜悄悄潜回堡垒一样的房子，只要有自称“亲戚”的人来找，就从小窗户一叠一叠地往下扔钞票，但无论他扔多少都被守在下面的人骂“忘恩负义”…
现在，肖薇同情年入千万的自己。
她不再是一个微弱却不懈的推动社会的力量，而是依赖在大众娱乐精神之上名利双收的暴富者。肖薇觉得愧对现实，所以她只写历史：民国，清朝，或者更远的古代。但夹杂在历史题材中不可规避的“成王败寇” “权力崇拜”“儒教尊卑”“厚黑”等主题，依然在影响着现实，而且是与肖薇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负面影响。
每完成一个剧本，肖薇就拨出一定比例的收入，捐给有老同事参与的慈善组织。她说这是必须要做的：
“我在赎我的罪。”
罗琳一度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2005年大学一毕业，就加入了瑞丽集团下属的时尚杂志，赶上了时尚媒体如日中天的大好时代。
“那时候，一个月至少要出3本300页以上的杂志，才能承载收入上亿的广告。主动找上门的广告还远不止这些，都被万般挑剔地筛选过了。”
罗琳负责生活方式类的报道，工作内容主要是明星大片的封面策划，撰文，输出态度和价值观。每一个细节罗琳都亲自设计：布景的主题和色调设计，服装配饰的选择，氛围的渲染，精神状态和价值观的表达…每一张成片出来，都是充满了独特创意和个人表达的艺术品。
明星档期紧，罗琳经常深夜蹲守在摄影棚，提前卸好妆，等明星来拍完了片子，就心满意足地倒在影棚的沙发上睡觉。
“那时候每天都像打了鸡血，不知道累。”
拿着高于业内平均水平3倍的基本工资，品牌宣传的感谢费，公关活动车马费，明星给的小费等等，工作仅仅两年，罗琳就在北京东三环买了房。时不时就收到的礼品：电脑，手机，包括异国旅行等等也是拿到手软。
这种日子持续了五、六年。2012年起，情况在悄悄发生转变：公关活动大量减少，从平均的三天一场到三个月一场；需要品牌宣传的选题越来越多，一本350页的杂志，280页是软文，剩下70页内容东拼西凑，毫无质感。公司的广告收入缩水到之前的三分之一。
终于有一天，公司颁布了一系列新条款：上下班要打卡；有事外出，要找上级领导开“出门条”，在人力处备案；外出参加品牌活动的车马费，一概不允许收，以显示公司积极配合品牌宣传的真诚态度…
这些规定捅破了一直以来大家心照不宣的窗户纸：
连时尚媒体，也开始扛不住了。哪怕它曾牛气冲天，也难逃历史趋势的裹挟。
罗琳转到一家女性时尚类自媒体。但一个月不到，她就辞职了：
“最令我感到恐惧的是，每个人都守着一台电脑，鸦雀无声地生产。”
自媒体运作方式下，交稿时限是以“天”为单位的。策划，拍摄，采访等罗琳驾轻就熟的老方法，都不可实现，也是不需要的。坐在电脑面前整合网络上已有的信息和素材，才是快速高效的保证。
“我觉得自己在走回头路。”
她觉得不用出门跑，不用看世界，不用见人，不用设计和思考，人机交互地扒料网抄，却号称是在宣扬某种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本身就很荒谬。
“就像一条寄生虫”。
离开了自媒体待业在家，罗琳陷入深深的身份认同焦虑：自己是谁？算是一怎样的人？她被一个问题困住：遇见陌生人的时候，究竟该怎样向对方介绍自己？瑞丽集团的前时尚编辑？那个“前”字，令她难受。但没有这个字，过去和现在，都不成立。
罗琳回想起她曾经写过的一篇稿子，主题是“做好自己。一个人的名片是自己给的。”现在，真的轮到自己面对身份认同的焦虑，曾写得长篇大论的理念毫无帮助，罗琳惭愧不已。
“说与做隔着太远的距离”
她自责，掉头发，失眠，陷入了抑郁。她拒绝走出家门，笑不出来也哭不出来，像一个渐冻人。
为了摆脱“虚无感”，罗琳做过很多给生活填充内容的自救式尝试：她每天中午起床给自己做早午餐，仔细摆盘，拍完照修好图后发在朋友圈，一日不落。她想让这种重复行为背后透出的仪式感，为目前的生活注上注脚。她强迫自己走出家门，去朋友的工作室为来访者手磨咖啡，然后亲自为他们端过去，听他们说那一声“谢谢”。她喜欢那声“谢谢”带来的互动感和温度感。
最终，罗琳接受了一份新工作——在一家培训机构的线下写作班，教授文案写作。月收入大概是从前的三分之一。
瑞丽集团的老同事聚会时，有人问她对目前的工作是否满意。她回答：
“满意。这是一份有价值的工作。”
有人不信，认为她只是在为自己保留一点最后的尊严，因为从时尚创意，到反想象力的文案，从独立策划到照本宣科的培训，很难传递等同的价值感。
但从抑郁症里走出来的罗琳自己是相信的：至少“人人交互”这一核心形态保留了下来，而不是通过网络凭空生产和输出，强行建立与外界的虚幻联系。
2019年，深蓝财经记者联盟发起的“2018年中国媒体人生存状态调查”报告显示：
“94.21%的参与调查者深感焦虑，60.87%月收入不足万元，80%表示自己非常缺钱，40%正在积极转行”。
陈立继续在互联网巨头的新闻生产环节上重复着细微的工作。
肖薇三个月内翻阅了200多本历史资料，正在创作一部新的清宫剧。
罗琳的朋友圈再也没有出现过她精心制作的早午餐，取而代之的是一篇篇可读性并不强的学生文案习作。
每个时代都在上演着一幕幕“正在消失与野蛮生长”，只不过因为那些“公正”，“严谨”，“理想主义”的注脚，纸媒时代的渐渐远去，以及新媒体形态的成熟和建立，显得异常惨烈而漫长。
策划 Editor｜罗蓓蓓
排版 Layout｜王健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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