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院公共管理系教授韩传峰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就技术创新为社会治理提质增效这一主题发表看法，以下为刊发文章：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领域。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有效利用和统合各方资源，增强社会治理系统化，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技术与社会治理融合，显著提高了我国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在受访学者看来，在社会治理中不能过于倚重技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克服治理过度技术化的弊端，构建技术治理的社会性，凸显社会治理的主体性，将人民的需求作为治理的着力点和落脚点。
新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有助于推动社会治理思维方式转变，提升社会治理的精准性和高效性。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韩传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加强和创新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了很好的技术助力。
技术治理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一种实践创新。另有其他受访学者认为，无论是在社会精细化治理、社区网格化治理、大数据治理，还是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中，以及在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等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技术治理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反映了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的深层特征。
还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技术等新兴技术应用于城市治理，实行全民性、全时段、全要素、全流程的覆盖，使城市治理进入精细化管理时代。此外，大数据技术开启了智慧城市的新时代，从而使市民生活更加便捷高效。
同时有学者表示，技术治理的出现与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密切相关，技术发展可以倒逼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开辟社会治理新格局。
新技术为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提高了社会治理的精准性和决策科学化水平，而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要求，为推进人工智能与城市治理深度融合提供了现实动力，但也要看到新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中的局限。
技术治理在实践应用中，有时存在很明显的治理变形现象。韩传峰表示，
经过调研发现，部分地方政府部门会陷入管理过度和管理缺位共存的极端。技术的过度应用极大增加了一些部门的工作内容，而民众的感受度却非常低，也就是技术应用的效果和目标出现“倒挂”。现有的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不能有效支撑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和智能化要求，各部门在感知、连接、数据、计算、智能等不同层级的部署上各自为政、缺乏顶层设计，无法实现城市神经元感知连接能力、城市数据汇聚分析能力。
有学者建议要正确处理“技术”与“治理”的关系，思考技术应用的边界和方式、治理的目标等重要问题，关注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安全、法律、伦理等方面的新问题。当前许多技术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甚至没有实际应用，存在原生性创新不足、数据感知不充分、体制机制不顺畅等短板。
还有学者以大数据条件下的城市治理为例谈到，自古以来技术就是一把双刃剑，将大数据应用于城市治理也是一样。新技术为构建有序的城市社会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其中涉及的隐私保护问题也亟待关注。
城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应该是以人民为中心，要真正将人民的需求作为城市治理的着力点和落脚点。
韩传峰表示，
实际上，现代信息技术已经超越了生产力的工具属性，兼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特征。技术治理应该跳出技术、回归治理，从解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出发，打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政边界，以及公共部门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工作边界，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基层群众共同参与的多主体治理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只是实现此目标的手段。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具体技术的创新突破和应用示范，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治理体系重构路径，推进实现城市社会治理信息的实时采集、关联处理、智能分析和动态决策，推进控制流、信息流、知识流、价值流的协同优化，形成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统一治理格局，提高城市社会治理水平。
没有居民参与的治理不是真正的治理。在其他学者看来，坚守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改变技术治理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化追求，是突破城市基层社会技术治理局限的基本前提。这位学者认为，城市治理终究要回归“以人为中心，为市民服务”的本质。
有学者告诉记者，城市治理要在整体性治理范式下，秉承系统思维，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运用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重构城市治理组织流程，强化政府服务职能，推动公私部门间的“跨界”合作，实现治理政策路径与治理目标的动态一致。
文章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03-24
并略有改动
教 授 简 介
韩 传 峰
同济经管公共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
公共管理学科委员会主任
曾研撰了10余篇决策咨询报告，承担教育部重大社科、国家自科等7项课题。
研究领域：管理系统与系统工程；公共安全与社会治理；产业经济与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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