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靠着一颗赤子之心，燃烧生命的所有，为这片生养他们的土地，叩开了现代科学之门，泽被后世，无所无求
192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W.duane及H.hpalmer的叶企孙做了一个漂亮的实验，从此测定了普朗克常数的准确数值，这一数值被物理学界沿用16年之久。
叶企孙从此名声大噪，中国科学家的名字第一次载入了经典物理学著作。那年的他23岁，年轻有为，前途无量。
叶企孙，1898年出生于上海的书香世家，15岁考入清华大学，20岁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1920年又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
叶企孙
20世纪初的中国就像一块巨大的肥肉，外有列强窥视，内有军阀混战抢占地盘，百姓命如蝼蚁。
年轻的叶企孙认为中国的落后归根结底在于实业不振，科学之不发达。科学救国，培养中国现代科学体系成为他今后的人生方向。而这一决定，也拉开了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帷幕。
横亘在古老中国和现代科学之间的那道门被慢慢推开了一道缝隙，几束阳光照射进来，有些耀眼有些温暖。
1925年清华的国学研究院和大学部成立，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转变为一所正式大学。
回国后的叶企孙同老校长梅贻琦一起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并担任第一届物理系主任。
同时到来的还有在东南大学任教熟识的赵忠尧，中国核物理研究和加速器建造事业的开拓者。
创建之初的物理系，除了一栋空档的大楼外其他一无所有，此时的中国无设备、无资料、无学科传统。
清华大学科学馆
叶企孙就用他上海口音略带口吃的一字一句传授物理学知识，从不同角度讲解基础概念，力求学生能够领会，讲课细致、周到、用心、重点问题讲解扎实。
3年后，叶企孙又请来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二位教授，同为中国近代物理学开山祖师级人物，研究X射线及康普顿效应的一流物理学家——吴有训。
吴有训
在而后的二十年时间里，两位先生一直携手执教物理系，在他们的力邀影响之下，清华理学院陆续云集了20世纪初中国各学科开宗立派的一批大师，包括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化学系张子高、数学系熊庆来、生物系陈桢等。
这片古老的土地被一点一点播撒上现代科学的种子。
按照叶先生自己的话说：
“我教书不一定教的最好，但是我请来的人都是最有名的” — 叶企孙
物理是一门讲究实践操作的学科，叶、吴两位十分注重学生自己动手实操能力。当时清华的物理系都是学生自己设计、制作实验设备，物理系有自己的工厂、车床、刨床、钻床。
在实验阶段教授经常和学生吃住一起，通宵达旦全心全力研究操作。务实的科学态度使学生受益匪浅，钱三强后来回忆在1937年留法期间对简单的实验设备和器材完全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不用求人。
大师云集、求真务实、团结向上的清华大学很快成为科学人才孕育基地，到西南联大时期清华理学院毕业生能力已经达到世界名校同等水平。
20世纪初是近代物理飞速发展时期，许多足以载入史册的科学成果正是这一阶段产生，同样也是近代物理学大师们最活跃的黄金期。
想了解当时科学最前沿的成果，出国继续深造是首选。
1933年，叶企孙对清华的庚款留学进行改革，将其改为面向全国高校开放的公费留学。这一重要改革如同开渠钻井，使原本不是清华的学生一样可以有留学深造的机会。在他心中培养优秀人才，创建中国自己的现代科学体系是最重要的，毫无私心。
他坚信，送出去的学子就是这片土地的希望，待学成归来必将星火燎原。
于是庚款留学名单中出现了许多日后如雷贯耳的名字，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赵九章等
后来发生的一切也印证了叶企孙当初的想法，所有的努力终有了回报。
时间到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二十多天后，日寇占领北平，百姓遭劫纷纷出逃。
一天夜里，一辆小轿车躲过日军的盘查，趁着夜色急匆匆驶向清华园，此时的清华大学已被日军洗劫。
车停稳后，下来两人直奔清华大学实验室。其中一位是建筑大师梁思成，另一位就是上面提到的核物理学家赵忠尧。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寻找藏在清华的50毫克稀有元素——镭。
这50毫克镭还是赵忠尧在剑桥大学求学时，他的老师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特意赠送的。赵忠尧千辛万苦将其带回国放在清华实验室保险柜中。
卢沟桥事变，由于担心这种珍贵的放射性元素落入日本人之手，赵忠尧连夜找到友人梁思成帮忙，于是就有了上面一幕，二人冒着生命危险夜入清华。
所幸，在杂乱的实验室终于找到放在铅桶中的镭，夜色中二人就此分别。梁先生回家后与林徽因先生一道收拾家什，除带了几箱重要的资料以及一些衣物，其余物品包括小轿车全部舍弃，随后匆匆离去。
赵忠尧（左）梁思成（右）
另一边，赵忠尧将装有镭的铅桶藏在一个咸菜罐子中随身携带，然后夹在茫茫逃难人群中向长沙进发。
一路之上，他昼伏夜出，不敢走大道，专门找人烟稀少的山野小路，扔掉所有行李，只有那个宝贝罐子寸步不离，拄着一根木棍，步行了一个月终于找到清华在长沙的临时大学，当见到老校长梅贻琦的那一刻，两人无语凝噎。
这位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观测到正电子和反物质的物理学家已经从一个风度儒雅的学者教授变成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乞丐模样。
北京到长沙一千四百公里的路程，咸菜罐子完好无损。
这些镭元素也在后来发挥巨大作用，西南联大的师生用着50毫克镭做了一系列中子放射性元素实验。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一路攻陷华北，长沙也频遭轰炸，这里也不是长久之地。于是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正式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址
1938年5月西南联大正式开课。
至此，这所汇集中国最顶级知识分子并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著名大学和战火纷飞的祖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用最硬的风骨和这片土地共存亡。
西南联大的成立，让远在山东威海中学教书的郭永怀十分兴奋。于是在1938年的春天，他辗转南下来到西南联大报到。
郭永怀，1909年出生于山东荣成的普通农村家庭，1924年考入北大物理系师从著名光学家饶毓泰教授。北平沦陷后不得已躲到山东老家教书，这一期间他目睹了太多日寇杀戮，中日两国的军事力量悬殊，让他深感科技的重要。
于是，他放弃擅长的光学专业转而到航空工程系学习流体力学，他觉得航空工程才是切实的救国之路。
一年之后，第七届中英庚款留学生招生考试的消息在校园轰动传开，报名考试足足有3000人，报考航空工程专业的有50人，郭永怀也报了名。最后的结果，航空工程专业第一名同时出现了三个人的名字，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
问题也来了，这个专业只有一个名额，到底让谁去呢？
难以抉择之时，叶企孙和饶毓泰出面，将三人一同录取，他们的留学生涯就此开启。
动荡的世道， 积弱的国家，出国之路也充满波折。
1940年1月，二十余位学子一同登上了上海开往英国的邮轮。但随后他们在护照上发现还有日本的签证，上面写到“停泊日本期间可以逗留横滨游览三日”，短短一行字直戳心窝子，刺痛了在场的每一位留学生。
日寇肆虐、山河破碎，悲愤的学子们直接把护照扔进了黄浦江，随即二十多人全部下船，我们不去了。
“宁可不留学，也绝不接受侵略者的签证”
“我一看护照，就不干了，敌国我们不能去” — 钱伟长
时至2004年，已经92岁高龄、当年弃文学理要造中国自己的飞机大炮跟日本人干到底，被称为新中国力学奠基人的钱伟长老先生在回忆起当年那一幕仍然激动，对着采访记者，连说了三句“我们不干”，这一幕让看的人湿了眼眶。
钱伟长
求学之路一波三折，终于在1940年8月，他们再次踏上征程。由于二战的原因，英国航线受阻，三位先生辗转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钱伟长研究弹性力学，林家翘研究流体力学，郭永怀入应用数学系，而后他们又在1941-1942年间先后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深造，老师都是同一个人，航空航天之父科学巨匠——冯卡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世界航空领域飞速发展，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飞机的速度已经达到600-700公里/小时，但始终被一个问题困扰——音障。
当飞机在飞行速度接近音速时，会出现阻力剧增，导致操纵性能失灵，引发机毁人亡，飞行速度也不能再提高，飞机突破音速成为急需解决的难题。
郭永怀在加州理工研究的课题就是如何突破音障，导师冯卡门对此赞叹不已，告诉周围人不要打扰郭，同时还派去自己另外一个弟子帮忙，大名鼎鼎的钱学森。
郭永怀和钱学森
两位顶级科学家开始了漫长辛苦的研究，除了日常生活必须，没有任何娱乐休闲活动。所有时间精力都倾注在科研工作当中。
终于，1945年两位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的概念，回答了飞机机翼何时会出现激波，这个重要的发现，为后来超音速飞机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音障问题顺利解决。
郭永怀和钱学森已然成为在美的明星科学家，风光无限。
1946年秋，郭永怀应邀到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工作，钱学森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钱伟长在得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迫不及待选择回国到母校清华大学机械系担任教授，那时候的他已经是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总工程师，年薪8万美元（那时的美元价值极高，可以直接兑换黄金，远比现在的美元值钱的多）。
结果老先生回国正赶上三年内战，物价飞涨每月发的那点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水瓶，这点钱连生活都是问题。
当时的清华大学普通教授每周教六堂课，他每周讲十七堂课，这节奏是想把平生所学赶紧传授下去，生怕时间不够用。
而远在大洋彼岸的钱学森、郭永怀们则正遭受其他方面的困扰。50年代的美国笼罩在冷战阴云之下，加之朝鲜战争的缘故，在美的中国科学家普遍被猜忌、怀疑、恐慌、调查所笼罩。
刚到康奈尔大学的郭永怀立刻被美军方看中，力邀他参加军事方面的研究。于是一张调查表放到他的面前，其中的一项“如果发生战争，你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服兵役意味着加入美国国籍，成为一个美国人，以他的能力，财富，地位，社会资源会更上一层楼。同时更重要的一点能够接触到内部的军事机密和材料。郭永怀直接填了“否”，同时对校方声明“来贵校工作是暂时的，合适的时候肯定要回中国的”，而也就是这句话得罪了美国政府上了秘密关注的黑名单。
同样被军方盯上的还有钱学森和赵忠尧。
1949年新中国成立，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立刻着手准备回国事宜。这时候的他已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任中心主任，先被怀疑是特务而限制了工作，然后又因为回国问题被拘留在特米罗岛上的移民局拘留中心，保释后被软禁在家中，时刻被特务监视。每个月需要到当地移民局报到，证明没有离开美国。
按照美国人自己的说法“钱学森的能力至少抵得上五个师”，坚决不能放走。这一软禁就是5年。
另一边的赵忠尧也没能躲开被关押的命运，1946年他以观察员的身份受邀观摩美国在太平洋比基尼岛上的原子弹试爆。翻腾而起的蘑菇云和巨大威力让在场的人们震惊，站在一旁的赵忠尧心里琢磨的是什么时候中国也有自己的原子弹。作为著名核物理学家他深知想要拥有核武器，加速器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资金问题和美国政府严禁尖端技术出口，购买回国是不可能了。这位硬核的物理学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干脆买零件运回国自己做一个。
加速器这玩意，工艺复杂繁琐，制作费时费力。赵忠尧几乎放弃了自己的核物理实验研究，所有心思扑在制作加速器上面，钻研各种工艺工程，掌握零部件的参数。
他每天工作足有16个小时，还跑到麻省理工学院卡内基地磁研究所等几个顶级物理实验室做义工，甚至每天只吃咸菜，节衣缩食为购买零件积攒资金。
1948年底，静电加速器的核心零部件终于全部订购完成，就差运回国组装了。赵忠尧将所有零部件分装在30个箱子里与购买的教学设备混在一起准备运回国。
1950年8月赵忠尧获得一份过境香港的签证，但很不幸，船航行至日本横滨时，他还是被美特工押走关进了巢鸭军事监狱。
郭永怀被限制出境、钱学森被监视软禁、赵忠尧关在日本巢鸭监狱、其他留学生的日子也没好到哪去。
所有的故事此时按下了暂停键，一切没了头绪。那个大洋彼岸的祖国此时此刻变得越发遥不可及，家在那，但回不去.....
转机出现在一张画报上，1955年的夏天，钱学森在餐馆伙计送来的菜篮子里发现一张中国画报，上面印着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照片，照片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陈叔通，那是自己父亲的老师。
“如果陈先生知道自己在美国的遭遇那就有救了”
恰巧蒋英先生（钱学森夫人）有个妹妹在比利时，于是一封求救信千辛万苦来到了比利时，通过这个中转站最终又落在了周总理的手中。
“ 被美国政府拘禁，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 ” — 钱学森（信）
当时中美双方在日内瓦进行关于平民交换的大使级谈判，美国人铁嘴钢牙否认旅居在美的中国人想回去。我方代表出示了钱学森的信件让现场的美国人哑口无言。美国政府最终同意让钱学森回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人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经过二十余天的航行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钱学森一家人
由于没有任何证据，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美国人释放了关在日本的赵忠尧先生。
1950年11月28日赵忠尧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连同30箱加速器核心部件一起交给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这些零部件最终组成中国第一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8年之后，赵忠尧又主持研制成功250万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这架机器一直用到了2000年。
我国第一台70万电子伏质子静电加速器
1989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点安装就位，已经87岁高龄的赵老作为技术专家在签字书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一刻距离他在美国攒钱买加速器零件整整过去40余年，距离舍命护镭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当时正值壮年，此刻已是耄耋老人。
耄耋之年的赵老
1956年9月，身在美国的郭永怀烧掉自己十几年的研究成果，和夫人李佩女儿郭芹在9月30日登上了回国的邮轮。同年10月，一家三口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
郭永怀 李佩
自此，从叶企孙先生誓要孕育中国近代科技土壤，创办清华物理系理学院，到众学子历尽艰辛学成归国。这片历经战争蹂躏的土地终于看到了科技强国的希望。
一切的美好即将来临，两弹一星的大幕即将开启。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