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全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襄阳市作协副主席。著有小小说集《狼性》《山神》《醉翁之意》《天路里程》等多部。《海葬》等曾获《小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
任晓燕(以下简称任)：尹全生先生，您的小小说如《海葬》、《借条》等，虽然篇幅小，但格局和气魄都很宏大，似乎用中篇小说的素材容量去创作小小说，所以有评论家认为您的小小说是“缩龙成寸”，请问您是怎样理解小小说的“大”与“小”的关系的？
尹全生(以下简称尹)：说是有个外国总统应邀讲话，需准备讲稿的。他先问人家要讲多长时间。人家说要两个小时。总统说两个小时用不着准备讲稿，随便就可以对付了。人家问他：要是讲20分钟呢？总统说这就要用两个小时来准备讲稿了。人家又问：要是只讲2分钟呢？总统说这就难了，要用两天时间来准备讲稿。
这个故事老掉牙了，记得不准确，大意好像没错。我最初是通过这个故事来认识小小说的——巴尔扎克说：“艺术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的思想。”这大概是说真正的艺术作品，是在有限的信息范围内，表现出了超时空的广博内涵。
小小说的“小”，仅是指其篇幅短小，“小”是其艺术形式、形态的一种特征，而不应该成为它的艺术内涵、价值与艺术感染力的特征；不应当理解为小小说表现的仅仅是鸡零狗碎的小事，也不应当理解为它只能展现针头线脑的小见解、小智慧。
任：那么，从小小说的结构和视野上来说，怎样才能放得开又收得住呢？在小小说的精神层面上，如何站在生活的制高点上？
尹：我认为，小小说是最能反映事物特征的一张“剖面图”。不说大千世界了，就是一部机器，要将其内外部结构、形状、尺寸全部展现出来，也要几百几千张图纸。小小说没有那么多纸张，一般也就是一两张；这一两张纸，必须是最能反映事物主要特征的“剖面图”，提取的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DNA。所以，我认为小小说作者更需要大视野，要从鹰的角度，从历史苍穹中鸟瞰的角度去观察，然后才能有优秀的小小说。小小说既然追求“以小示大”，作者没有大爱大恨、大胸怀大思考大视野恐怕是难以达到的。那么，什么是所说的“大”？黄建国先生说：“小小说作家不能放弃表达人类高尚的理想和对真理的追求，不能放弃对人类的同情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不能放弃呈现人类的困难和精神困惑。”我赞同上述说法。
我认为，如果是站在“小我”的角度，表达一己之恩怨，再大也是小——从小我角度认识事物，只能是鸡零狗碎、鸡毛蒜皮，虽洋洋万言也不能称其大。如果是从“大我”即一个社会阶层，或一个民族甚至全人类的视角，去发现去揭示去发掘，富于历史深度地表现社会生活的内在，以及人的复杂精神境遇。再小也是大——以如此视野观察认识事物，发现其特质于一瞬一点，虽寥寥数页、虽鸡零狗碎鸡毛蒜皮仍不可称其小。
小小说形小神不能小，艺术的灵性和质感不能少，超越于现实之上的理想品质不能不要。否则，小小说就“小家子气”、要遭人小瞧了。
任：在读者中有一种普遍的认同，就是尹先生小小说故事性很强，情节十分抓人，往往收到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因此，近年来您又是故事类期刊最抢手的作家之一。请您谈谈故事与小小说的本质和内在联系。
尹：传统的故事，往往是口头流传的、民间集体创作、公共拥有的，这与小小说不同。但纵观这些年的故事作品，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正在被现代故事所取代，现代故事正在向小说特别是小小说接近。尽管如此，小小说和故事还是有区别的，我认为主要区别有三：一是小小说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即情节是为人物服务的；故事是以情节为中心的，即人物是为情节服务的。二是小小说追求空灵，要给读者留足再创作的空间；故事讲究圆满，不给读者留下情节上的缺憾。三是故事重在表象，小小说重在揭示。
我的小小说较注重故事性，大多都有一个较完整且尽可能曲折跌宕的故事，构建一个特殊环境，在此环境中表现人物和思想。使小小说具有故事的可讲述性、可读性，是我的追求之一。甚至我有个习惯：写出来的作品自己先给自己讲一遍，如果觉得没有讲头，就断定这个作品不怎么样，可以丢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觉得有讲头，再讲给别人听，同时观察对方情绪。如果对方表现出心不在焉的样子，便应考虑这个作品是否丢弃——记得鲁迅先生说过：浪费别人时间等同于谋财害命。我们没有资格要求读者“听”你唠叨一个只有你自己才关注的事情。所以，我小小说中的故事，多是新奇巧的、非常意外、超常甚至是荒唐的事件，而非司空见惯的生活琐事。
当然，小小说的篇幅有限，虚构的故事必须精巧、精妙、精短，要提取整个事件中最精华的部分，否则小小说的篇幅不能容纳。
故事存在质朴的一面，如同收割到的粮食；作者要在构思过程中对“粮食”筛选加工提炼，特别是要混合进某种“曲”——这种“曲”是作者从生活的阳光和风暴、爱抚与伤害中得来的、独到的感受感知感悟，而后酝酿为“酒”。
原生态的粮食，一般情况下仅可以满足人“饱”的要求；而酒可以醉人，因为它是艺术。我写小小说有近30年了。庆幸的是这近30年间我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基层——被农村包围着的一个企业。在这种环境中，“失”的是繁忙工作耗去的大量时间精力，以“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夜里爬格子；“得”的是与工农民众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体验，相同的喜怒哀乐和精神境遇。如果说民众是土壤，我就是生活在土壤里的蚯蚓。因此，我没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雅兴，有的是不竭的创作冲动。
选自海燕出版社《对话小小说》（201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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