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意在反抗
——介绍匈牙利文学及当代名家
文 | 余泽民
原载 | 《小说界》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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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读者对匈牙利文学的关注，大概是通过两个人—— 19世纪的英雄诗人裴多菲（1823－1949）和20世纪的诺贝尔奖得主凯尔泰斯（1929－）。早在1907年，鲁迅就将裴多菲同拜伦、雪莱、普希金相提并论，称他“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2002年，瑞典文学院在为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撰写的颂词中，称“他的作品以个体的脆弱体验反抗历史的野蛮强权”。裴多菲与凯尔泰斯，不仅是匈牙利近代、当代文学的代表，也是500年匈牙利文学史的精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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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位于中欧的喀尔巴阡盆地，是唯一有着亚洲血缘的欧洲民族。公元9世纪末，匈族先民辗转迁徙、一路征战到这里定居，为了能在欧洲大陆长久存生，他们放弃游牧，学习农耕，放弃萨满教，皈依天主教，并于公元1000年在罗马帝国的东北疆建立王国。由于地处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匈牙利的历史就是一部悲壮的战争史：13世纪鞑靼人侵入，将东部地区夷为平地；15世纪始遭到奥斯曼帝国的屡次进犯，被土耳其人侵占了一个半世纪；17世纪土耳其人虽被驱逐，但又沦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附庸；19世纪，经过惨烈的独立革命，终于迫使奥地利妥协，缔结了一度强盛的奥匈帝国；但刚刚跨进20世纪，匈牙利就被卷入一战，战败的匈牙利被迫割让了70%的国土和60%的人口；为收回失土，匈牙利与德国结盟，在二战中再次战败，战后屈从于苏联统治；1956年爆发的反对苏联强权的人民革命遭到苏联武装镇压，驻军长达30年之久！1990年匈牙利改革，自由大选，并先后加入了北约、欧盟，终于在21世纪找到了自己在欧洲的位置。由于匈牙利的特殊历史，匈牙利文学从形成开始，就始终与时代、社会和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历代诗人、作家都继承并传扬着弱小民族反抗奴役、争取自由的文学传统。反抗，是匈牙利文学的传统主题。
与欧洲其他民族的文学相比，匈牙利语文学形成很晚。由于古匈族字符不适于记事，古代文学只以传说、颂诗、哀歌、婚曲等形式通过口口相传流于民间，直到中世纪才受拉丁文影响，逐渐形成了匈牙利语文学。至今保留下来最早的匈牙利诗歌，是14世纪的一首《玛利亚哀歌》，借圣母的哀哭，抒发民族的悲痛。潘诺尼姆什·亚诺什（1434－1472）是匈牙利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他在诗歌里讴歌的是反抗土耳其的斗争；托里诺什·伊什特万是匈牙利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作家，他的小说《十字军战争》记述的是1514年爆发的反抗大贵族压榨的农民起义；蒂诺迪·塞帕什切（1510－1556）是匈牙利最著名的游吟歌手，最脍炙人口的曲目是颂扬反抗土耳其侵略的民族英雄；考托纳·尤若夫（1791－1830）是匈牙利第一位真正的戏剧家，他的代表作《邦克总督》的主题就是反抗暴君；更不要说投身1948－1949年独立革命的大诗人裴多菲、奥朗尼·亚诺什（1817－1882）和浪漫主义小说家约卡伊·莫尔（1825－1904）了，他们都是反抗外族统治的斗士；20世纪最杰出的两位匈牙利诗人奥迪·安德列（1877－1919）和尤若夫·阿蒂拉（1905－1937），都是申诉民众苦难的革命鼓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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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泰斯·伊姆雷
二战后，冷战时期的匈牙利文学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诗人、作家们或者用虚假的热情效忠政治，或者选择沉默做消极的反抗。正如凯尔泰斯在中篇小说《英国旗》里所说：“也许，一个无须表述、已哑然逝去了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表述。”许多像凯尔泰斯一样有文学良知的作家背向潮流，选择了各自独行的路，在独行中进行自杀性的反抗——寻找自己隐秘的精神生活，并在这种寻求中兴奋地认知：个体的存在，总是以某种隐秘的、带有犯罪感的形式通报关于自我的信息。当代匈牙利文学，正是孕育于这种深刻而挣扎、承继了反抗禀性的个体认知。
匈牙利文学有一个独特的延迟现象：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虽然先后出现过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期，但总体来看，直到20世纪下半叶，诗歌始终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凯尔泰斯创作于1975年的长篇小说《命运无常》，为当代匈牙利文学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小说从此接替了诗歌的角色。
2002年，《命运无常》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小说以作家14岁时的集中营经历为背景，描绘了一个天真少年眼中20世纪最为恐怖的历史地狱，主人公不仅被剥夺了人的尊严，而且丧失了与生俱来的个体命运。作品揭露的不仅仅是纳粹的罪恶，更是对人类所有独裁和戴着救世主假面的意识形态的荒谬与邪恶的反抗性揭露。1991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英国旗》，则用锋利的思想语言表述了他为什么始终不与时下政治和文学为伍的内心历程。“隐秘的生活，往往是真正的生活。”对个体隐秘精神生活的追求，就是他顽强的反抗。
和凯尔泰斯一样，马洛伊·山多尔（1900－1989）也是一位从地狱中幸存的匈牙利犹太作家，1947年流亡意大利，而后到美国定居。1998年，在他去世十年之后，从小说《蜡烛燃尽》的意大利语版面世开始，他的十几部作品先后被译成几十种语言，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马洛伊的作品将被左派、右派独裁者毁灭掉的匈牙利中产阶级命运及生活方式，用最纯净的古典主义风格提升到一个神话般的高度。针对冷战期间的中东欧社会，他语锋犀利地一针见血：“谎言，从未像它在近三十年来这样地成为创作历史的动力。”他用自己的文字和拒绝返乡的行动反抗独裁，最后在改革的黎明客死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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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什泰尔哈兹·皮特
2006年度的“德国出版业和平奖”颁给了56岁的匈牙利作家艾什泰尔哈兹·皮特（Esterházy Péter，1950－），他先后三次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勋章”，并被授予匈牙利共和国最高荣誉——科舒特奖章；他的家族小说《天堂的和谐》和《修订版》一经问世，他就被评论界封为“继承了从卡夫卡到纳博科夫文学传统、具有东欧文化历史背景与特色的现代文学传统的文学大师”；他多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并兼匈牙利文学与艺术学院、德国语言与诗歌学院、柏林艺术学院和法兰西文学与艺术学院院士于一身。从艾什泰尔哈兹26岁发表处女作算起，30年来平均每年出一部作品，而且每部作品都各有突破，总能令人震撼，总能掌握文字的命运。30年来他31次获得匈牙利、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挪威、荷兰、斯洛文尼亚等国颁发的文学奖，是研究当代欧洲文学不可绕开的重要作家。
艾什泰尔哈兹出生于匈牙利著名的伯爵家族，他的祖先有的当过大臣、将军或总司令，有的任过州长、主教和大主教，还有两人出任过总理。二战后，家族财产被收为国有，他未满周岁就随家人遭到流放。在他身上，背负着与生俱来的历史记忆。1976年，艾什泰尔哈兹发表处女作《范奇库与品塔》，开始了一意孤行的文学变革。1979年创作揭露制度、讽刺时弊的长篇《生产小说》，五年后又完成一部厚达700页的《文学导论》作品系列，被誉为匈牙利“写作自由的曙光”。创作于1990年的长篇《赫拉巴尔之书》，以东欧人特有的诙谐和深邃的思想性，通过上帝、天使与人类之间的微妙关系，刻画了东欧人饱经蹂躏、创痕累累的精神状态，传递出“人类只能自救”的信息。
2000年，家族小说《天堂的和谐》问世，他通过多条线索在历史的尘烟中寻找、回忆、接近、了解自己的父亲，将个体的命运放到家族、国家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层层剥解，放大观察，深情地回忆、追寻、辨认、拥抱、赞颂了自己曾遭放逐、沦为瓜农、受到专政、仍不失尊严的父亲。就在《天堂的和谐》出版之际，政府解密了一部分绝密文件，作家出于好奇，委托在档案所工作的朋友帮他查查有没有关于自己的黑材料。几天后，朋友抱给他三个装着一个情报员的举报材料的档案夹，令他震惊的是：这个告密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父亲马加什伯爵！他万没想到，在他眼里人格完美、正直自尊的父亲，竟是向迫害自己家族的政府举报自己亲人的卑鄙密探！震惊之后，他创作了第二部家族小说《修订版》，怀着难言的痛楚和文学的良心披露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天堂的和谐》与《修订版》，确立了艾什泰尔哈兹·皮特在欧洲文坛的大师级地位。
我在这期翻译的《爱我的女人》，选自作家1995年创作的一部散文体小说《一个女人》。全书共分97章，每章写了一个女人，既可以理解为一个男人与97个女人的关系，或可以理解为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97种关系，作者一边跟读者做文字游戏，同时还做着心理游戏。作品结构松而不散，主题简而不单，描述坦率而不失控，用词粗砺而不流俗，虽然没有大悲大喜，但他透过别的作家不屑落笔的寻常琐事，以反传统的手法刻画了爱情这个传统主题。《一个女人》是一部“大师小品”，是欧洲情爱小说的当代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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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斯诺霍尔卡依·拉斯洛（Krasznahorkai Laszlo，1954－）在青年时代曾是一名小有名气的爵士钢琴手，大学毕业后抱着用文化济贫的理想，到偏僻山乡当了一名图书馆管理员。1985年，他以处女作《撒旦探戈》一鸣惊人，通过对一个东欧群体的显微剖析，从日常琐事、俗人梦想到整个封闭停滞的生存状态，从宇宙运行、生命繁衍到人与人的复杂关系，讲述了人类的羞耻与尊严。在和平时期沉寂的、废墟般的生活里，各种心态、情感、信念、希望以及滑稽、愚昧和狡黠仿佛片片虽然残缺、但色彩丰富的残璃碎瓦，真实而离幻，细碎而完整，以庞大的结构演绎了一出无奈无助、有望无欲的死亡舞蹈。1994年，《撒旦探戈》由著名导演塔尔·贝拉改拍成一部长达七个半小时的故事片。之后，作家陆续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宽容的关系》（1985）、长篇小说《敌意的哀歌》（1989）和散文集《德修斯的世界》（1993），他的作品在同龄人中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和穿透力，被评论界称为“后现代写作模式的陷阱”，他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告诉读者：世界已经破成了碎片，语言也只是误导理智的搜索引擎。作者指出，历史性的堕落和历史性的语言丧失将与全球一体化的西方世界相伴而行。他试图在历史中寻找解决办法，作为对托尔斯泰伟大作品题目的挑战，他在出版于2000年的长篇小说《战争与战争》里，指出了具有典型欧洲特色的历史死胡同。
散文《狂奔如斯》以刻刀样精细而锋利的笔触，刻画出现代人的彷徨，对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以和平的手段消灭个体特征的物欲世界进行警醒的思考，发出反抗的质问：“方向盘后到底有没有坐着人？可不可能坐着人？究竟是谁坐在那儿……在车里……在方向盘后。”作为20世纪末东欧剧变的目击者，作者在《狂奔如斯》中表达了东欧人在新时期的困惑。觉醒带着茫然，变形带着阵痛，封闭带着憧憬，开放带着惊恐，好奇带着焦恐，兴奋带着克制，控制带着脆弱。这是一个矛盾的世界，或者说，根本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热病时代：城市在摩登的烈日下燃烧，到处是金属、玻璃、塑料、路牌与彩色的垃圾，行将倒塌的大厦，痛苦嘶鸣的汽车，仓皇行走的路人，思想启蒙的欧洲变成了物欲横流的欧洲。
作家始终以深刻入微的社会洞察、透及人性的哲学思考以及绝妙无双的艺术手段执着于人性本质的文字刻画。“欧洲的新人类，完全将目光转向了自己，既无理想，也无思想，既不信上帝，也不信柏拉图。”人们用电脑计算着得失，用汽车搬运着欲望，人们在战争和平时代的辉煌里，建设起一片和平的废墟，人们在废墟上挑拣艺术、宗教的瓦砾，将存在的东西像不存在的一样遗忘，并将不存在的东西像存在的一样保存。这是一个错乱的时代，作家通过错乱的风景和方向盘后丧失了自我的面孔的描绘，转述上帝的末日审判。
阅读克拉斯诺霍尔卡依的作品，对读者来说是一种考验，不仅要具备足够的耐心、理解力和文学修养，还要具备语言天赋，作品中结构严谨、语法复杂、风格独树的难涩文句，就连语言学家也叹为观止。他的笔简直就是一只魔笛，细腻的表述，精准的修辞，如歌的节奏，深邃的隐喻，人们只有通过屏心静气的真正阅读，才能潜入作家构筑的宇宙。
作者不仅致力于欧洲文化的了解和研究，还对中国文化抱着特殊的情感。他先后四次出访中国，创作了文化游记《乌兰巴托的囚徒》（1992）、《天上只有星星》（1999）、《北山·南湖·西路·东河》（2003）和《天空下的毁灭与哀愁》（2004），试图通过与中国文化的近距离接触，揭示人类的命运问题，发现历史的巨大隐秘。克拉斯诺霍尔卡依集继承者与先行者为一身，将视线同时投向东西方的文化与历史，通过这种努力，他试图在最动人心弦的触点上展望可能的未来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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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皮罗·久尔吉（SpiroGyorgy，1946－）是匈牙利著名的剧作家，他的多部戏剧作品轰动至今，成为欧洲剧院的保留剧目。同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其文学风格鹤立鸡群。他与凯尔泰斯、艾什泰尔哈兹、克拉斯诺霍尔卡依一样，同为匈牙利共和国最高荣誉——科舒特奖章的获得者。
施皮罗擅长创作背景宏大的历史小说——准确地说，是酷似历史又非历史的历史小说。历史只不过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一个人类大舞台，在这个杜撰的舞台上，一个个弱小孤独的主人公试图反抗命运，反抗历史，反抗天意，与那些设在他们面前的、看似历史、实是现实的陷阱宿命般进行拼死较量。由于作者本人是研究斯拉夫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专家，因此他在小说中使用的“历史道具”逼真可信，无懈可击。创作于1981年、以波兰历史为背景的长篇巨著《伊克塞科》是施皮罗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民众生活在一个永远不可能洞悉永远不可能走出的政治迷宫内，所有自由的希望，结果都是某种形式下的压迫统治的秘密骗局。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囚禁》，则将历史舞台设在了公元初期的巴勒斯坦和古埃及，幼稚的主人公沉溺在顽固偏执的正直与幸福欲望之中，仿佛战胜了各种各样被后人定义为“历史性毁灭”的灾难，后来直到濒死的一刻，他才认知到自己想要实现的真正本我。
《必须去避暑》是施皮罗的短篇代表作，这篇小说以细腻入微的手法记述了一桩貌似平淡的寻常小事——避暑。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冷战尚未结束，匈牙利人还生活在专制的卡达尔时代，年轻的作家送已寡居多年、在体制内失意的母亲去政府部门的度假村免费避暑。作家通过老人一系列近乎古怪的举止和争强好胜的行为，突然透视到一种不屈的倔强。
“我向前走，没再回头，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对母亲的古怪敬意。在艰难关头，她也曾有过一些令人惊诧的瞬间，会突然勇敢、果断地行动起来，比如说在1956年，在父亲濒死的时刻；而现在，她则表现出另一种勇敢。在根本没有土壤的盐碱地乡下，人们发现在石头缝里，居然有某种绿色的东西顽强地生存，几乎是将根须深植在空气里。”1956年：作家通过这个特殊的年份，为人物的命运提供了一个悲壮的历史背景。
1956年10月，匈牙利爆发了一场为从前苏联的统治阴影下挣脱、为匈牙利民族的自由而悲壮浴血的人民自由革命（即中国人熟知的“纳吉事件”），结果遭到苏联的出兵镇压，巷战持续了两星期，许多起义者壮烈牺牲。纳吉总理和许多改革派的政治家或被作为“叛国者”处死，或被当作“反革命”判刑。小说中，作者对父亲的身份交代了两处，一是“他的仕途不像她（妻子）期望的那么成功”，二是1956年是他“濒死的时刻”，暗示出父亲是在1956年革命前失意，在革命后遭到镇压的改革派。因此，母亲的勇敢是一种气节。
终于，作家理解了自己执拗的母亲：老人免费避暑的目的并不在于避暑，而是一种外人难以洞悉的个体反抗的行动。尽管这种反抗滑稽无力，但至少对老人来说，能够向自己证实自己被社会忽视了的生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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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迪·皮特（Hendi Peter，1943－）是位世界公民类型的匈牙利作家。他从27岁开始浪迹西欧，先后移民瑞典、德国、瑞士和法国，2003年重获匈牙利国籍。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凭小说和电影剧本活跃在匈牙利文坛，出国之后，他凭借惊人的语言天赋，改用瑞典语和法语创作，先后出版小说集《避难者》（1975）、《斯德哥尔摩的银行抢劫案》（1978）、短篇小说集《期盼》（1987）、中篇小说集《一位法学家的安魂曲》（2000），另外还创作了多部戏剧，近些年重用母语写作。去年，他以2004年雅典奥运会为背景创作的短篇小说《奥林匹克》被评为匈牙利年度最佳小说，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表。
《奥林匹克》是一篇题材独特、立意深刻的体育小说，描写了作家在一场雅典奥运会拳击赛看台上的所思所想以及散场后遭到无辜盘查，所讲述的东西远远超出了体育本身。冷战期间，匈牙利人不仅受到苏联的政治控制和军事威慑，即使体育比赛的胜负也要听命于苏联人，作家从小就知道：比赛的结果事先就已经谈好了。如果匈牙利队对苏联队，不要说赢球，即使匈牙利球员将球踢到对方身上，都要被判罚两年不得参赛；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反抗苏联统治的人民起义，正在墨尔本与苏联队决赛的匈牙利水球队在闻知苏军入侵的消息后同仇敌忾，赢得了比赛，苏联人恼羞成怒，当场打伤了匈牙利队员。正是由于历史的教训，匈牙利球迷不再相信自己会赢，甚至不相信自己的眼睛。80年代末苏联撤军，匈牙利无需再看苏联的脸色，作家在回日内瓦的路上为了看一场匈苏球赛中途下车，因为他认定自由了的匈牙利球员一定能够战胜苏联人！结果令他大失所望，甚至感到羞耻，原因是对他来说早已习惯：体育并不仅仅意味着体育。对匈牙利人来说，赢球意味着复仇，即使职工队战胜了公务员队，都意味着某种象征性胜利。
在雅典奥运会上，匈牙利两名金牌选手和一名银牌选手因被查出使用兴奋剂而失掉了奖牌，作家身为匈牙利观众，不仅遭到无辜的怀疑，而且被强迫接受检查。检查中心，被带去的观众多是来自那些“肯定赢不了多少奖牌的国家”，而且工作人员对他们带着无理的歧视，他们仅仅因为某个球迷闹事，而去惩罚他的国家……最后，作家一把扯下所有将他绑在椅子上的测试电线，以拒绝合作的行动进行反抗。亨迪·皮特的这篇小说继承了匈牙利文学的传统精髓——反抗！以弱小的个体，反抗不公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