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那英《好大一棵树》
母亲去世十年后的那个清明节,我和父亲还有弟弟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也就是那座小县城,去寻她的坟。
母亲去得突然,四十出头,便倒在她和父亲所在的造纸厂的车间里。那天是4月15日,还有两个月,我就要参加高考。父亲犹豫再三,还是告诉了我。父亲指着饭桌上一个黑漆漆的骨灰盒,对我和弟弟说,你妈在里头。说完,看也不看我们,扭头出去,一屁股坐在家的门槛上,默默地抽烟,任凭我和弟弟在他身后哭得死来活去。
母亲的坟,说坟又不是坟。我们全家,除了造纸厂分发的两间低矮潮湿的平房,便上无片瓦,下无寸地。母亲葬在哪里,还真是个问题。父亲袖着手在外面寻摸了一天,回来等天黑严实了,重新领着我和弟弟出了门。黑乎乎的山道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父亲扛着铁锹,打着手电筒萤火虫般在前面引路,我怀里捧着母亲的骨灰盒跟在他身后,再后面是紧紧拽着我衣角的弟弟。我们三人做贼一样,蹑手蹑脚,悄然上了县城西郊的观音山。观音山是一座孤山,树木葳蕤,山虽不高,却能俯视整个县城。从观音山的北面上山,是一条人迹罕至的山路,翻过山顶,到了南面的半山腰,衍生出一个岔路口,往左是回县城,往右是去造纸厂的一条小路。父亲在岔路口站立了一会儿,带领我们往左走了下去。走了两百步,父亲指了指路边,叹了口气,说,就这里吧。
一个小时后,母亲的骨灰盒,被我们安葬在一个小土包下面。父亲生怕别人发现,特意弄了一些草皮盖在新土上,还移栽了两棵小树侍立两旁作为记号。临下山时,我们三人站在母亲的坟前,望着山脚下的一城灯火,神情漠然,彼此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父亲指着遥远的南方,说,这样也好,以后你妈每天都可以看见我们了。
如父亲所愿,我总算为他争了口气,被南方一所大学录取了。父亲也因为母亲的早逝而惊恐万分,执意要离开造纸厂这个污染严重的伤心之地,带着弟弟南下去打工。也就是说,我们全家搬离了这座县城,从此故乡变异乡。走的那天,父亲独自去母亲的坟前坐了半晌,回来时,我感觉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望着魂不守舍的父亲,我装作没心没肺的样子,把锁匙交还给单位上来接管的人,对父亲说,走吧,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天下之大,何愁没有家!
母亲的离去,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来说,是巨大的灾难和难以言说的悲恸。十年间,我们三人聚在一起,从不敢谈起母亲,甚至连她的照片也刻意地藏了起来。就像一个难以愈合的伤疤,夜夜隐隐作痛,却被我们不约而同地捂了个严严实实,谁也不愿意去揭开它。是的,如果不是因为父亲刚刚被医院查出肝癌晚期,没人会主动提出去寻她的坟。
可是,坟没有了。我们回到县城是日暮时分,和上次一样,沿着观音山北面的那条山路上了山,翻过山顶,等来到山南面的那个岔路口时,不由惊呆了。岔路口的右边,依旧是树木葱茏,依旧是那条羊肠小道蜿蜒而下,依旧是造纸厂五颜六色的污水在山脚下的小河里肆意流淌。岔路口的左边,别说两百步,就在不到一百步的地方,那条拐下去的小山路硬生生地被一圈围墙砍成了断头路。围墙里面,搅拌机轰鸣,工人们紧张忙碌,一栋栋别墅在一堆堆凌乱的钢筋水泥中张牙舞爪。父亲惊得张了张口,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最后一只手捂住心口,浑身抽搐,痛苦地蹲了下去。我和弟弟顿时醒悟过来,忙跑过去一把搀住他喊,爸,爸,您怎么啦?
好一会儿,父亲才缓过一口气来,手指着围墙里面,抽泣着说,你妈的坟……
我妈的坟……我脑海里高速运转着,惶然四处张望。突然,我指着岔路口的右边,急中生智地说,我妈的坟不是在那里吗?您,您记错了呢。
我怎么可能记错?父亲抹了抹眼泪,惊讶地问。我朝弟弟使了个眼色,弟弟立马反应过来,忙在一边附和道,您肯定是记糊涂了,我和哥哥明明都记得是在右边。你那晚不是还说,右边好,男左女右,葬在右边,我妈就可以守住我们在造纸厂的那个家了。
是吗,我这样说过?父亲将信将疑地问。我和弟弟猛点头。父亲犹豫了一下,便朝岔路口的右边望了望。
岔路口的右边,大概是两百步的地方,有一棵大树矗立在路边。大树枝繁叶茂,树干笔直粗壮,高耸入云。父亲疾步走了过去,踮起脚尖,一把抱住大树,将脸亲昵地贴在树干上,嘴里喃喃自语,仿佛在倾诉什么。
夕阳西沉,长夜将临,苍茫的暮色在故乡的上空,一寸一寸跌落下来。
我和弟弟不敢贸然上前去打扰父亲,只好呆立在岔路口,内心凄惶不安。附近的树林,山脚下的县城,还有更远处的乡村田野,笼在水烟四起的暮色里,影影绰绰,轮廓模糊,直至漫漶不清。而身边一墙之隔的围墙里面,却清晰可见,亮晃晃的夜灯下,人影憧憧,搅拌机像一头巨大的鳄鱼,吞进吐出,在永不知疲倦地嘶吼着。我和弟弟不禁对望了一眼,彼此神情忧郁。那一刻,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在忧虑:父亲没几天活头了,他老人家走后,该何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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