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如 篆书白氏草堂记条屏
乾嘉学者习篆之目的与金石考据研究息息相关。乾嘉学者在篆书观念上,一方面,他们重视对先秦古文的学习;另一方面,他们在小篆创作中大多取法李斯,反对大小篆杂糅及以隶作篆的现象。通过邓石如与钱坫在乾嘉时期的接受对比,从时间及其影响范围上钱坫都占据重要地位。包世臣为“崇邓”代表人物,通过对包世臣相关事迹的考证,发现其推崇邓石如更多出于其他目的。
乾嘉学者篆书观念及邓石如篆书接受问题研究
宋立
邓石如作为书法史上重要的书家,他的篆书在乾嘉年间已有一定的名气,但在当时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同。他的篆书主要在其离世后,影响力才逐渐扩大,正如孙过庭《书谱》所云:“藉甚不渝,人亡业显。”当今书法史,大多是在后世背景中来看待邓石如在乾嘉时期的影响,而事实上邓石如在当时的影响与后世不尽相同,为了弄清邓石如在乾嘉时期的影响,不妨先从当时的习篆观念谈起。
邓石如 篆书题九成宫额轴
乾嘉学者之篆书观念
乾嘉时期学术研究一改清初单纯考据,更多注重考据内容的经世实用价值,正如乾嘉学者章学诚所云:“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这即是注重其实用价值的体现。乾嘉时期除了章学诚,还有纪昀谈及圣贤有:“依乎中庸,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钱大昕亦有:“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儒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如此”,如此等等,都是乾嘉学者重经世实用的体现。正是因为乾嘉学者治学理念的变化,从而导致了他们习书观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一
经世实学影响下的习篆之因
乾嘉时期受金石实学的影响,大多数学者将注意力置于严谨的学术研究上,艺术上他们虽有涉及,但毕竟不是他们的主要方面。如近代学者张舜徽论乾嘉学者书画云:
乾嘉朴学极盛时,群趋于经史、金石、文字、礼制之考证。著述甚丰,专家辈出。行有余力,兼致精于书画。长于篆者,若汪中、阮元、孙星衍、洪亮吉;长于隶者,若桂馥、黄易、钱大昕、程瑶田;长于楷书行草者,若姚鼐、何焯、钱伯垌、翁方纲;皆一时之选也。
可见,书画艺术对于乾嘉学者来说,学问研究之余事罢了。乾嘉学者即使专门涉猎书法,受经世实学的影响,更多的是将注意力放在了书法的实用价值上,所以书法对于多数乾嘉学者来说,只不过是以书为用罢了。如后世陈三立《题孙师郑吏部先世子潇老人遗墨》云:
乾嘉奖经术,师儒辙踵起。文章出朴学,操翰见根柢。
陈三立所描述的,“操翰见根柢”正是乾嘉学者追求实用的体现。关于乾嘉时期书法的实用观念,凌廷堪有云:“‘近颇学汉人隶书’,仆窃以为非也。仆向者勉足下留心秦汉以来金石文字者,诚以其有益于考订……欧赵洪薛皆于金石文字中学古有获,非宝其字画之工整也。”在凌廷堪看来,金石文字应为考据服务,并非注重其书法特性。
由此可见,受乾嘉学风的影响,乾嘉学者较少关注书法的审美特征,更多的是为他们的考据研究服务。
邓石如 篆书七言联
彩豪闲试金壶墨 青案时看玉字书
乾嘉学者较少关注书法艺术,但是他们大多擅长篆书,这与他们平时临习篆字密不可分。而乾嘉学者临习篆书与专门以书著称的书家迥异,他们临习篆书主要是以熟悉字形为主,以方便进行小学和金石学的研究。
一方面,在乾嘉学者那里,临习篆字,掌握字形规律,有助于《说文解字》及其“六书”的研究。例如,洪亮吉曾赞赏乾嘉时期的钱坫:“钱君献之夙操记事之觚,早究结绳之学。研六经从文字入,故时析精微;研文字又从声音入,故尤明通假。”钱坫在小学方面颇有造诣,而他在篆书方面的成就与其小学造诣密不可分,钱坫有大量的小学著作,而单纯论述书法的著作很难见到。如他有《说文解字斠诠》十四卷,他既校正了各种《说文》版本之误,又对许慎解释未详处,及其后人与《说文》原本之差异进行了诠释。熟悉字形是研究《说文》的基础,这是影响钱坫篆书成就的重要方面。乾嘉学者朱筠亦如此,如他赞美篆书家李阳冰时,却不离对《说文》的论述:
晋碑沉灭李书工,笔外人惊险势风。大篆谁当解籀法,小生直欲接斯翁。洪荒鸟爪偶遗迹,霖潦屋痕非凿空。请乞泉流净洗眼,校完始一亥还终。
“始一终亥”是《说文》部首的顺序,由此看来朱筠喜好篆书,并在推重篆书名家之时,也不忘对《说文》的学习。同样,以篆书而著称的学者孙星衍,更加直接地表明了自己学习篆书只是为其考证研究所用:
予不习篆书,以读《说文》,究六书之旨,时时手写,世人辄索书不止,甚以为愧,又不习为古文,但读诸经注疏各史传志,积久记录有所辨证。
在孙星衍那里,习篆书的目的是“读《说文》,究六书”。其实这亦是大多乾嘉学者习篆的心声,正是如此,从而造就了他们在篆书上面的成就,也就是说“凡习篆,《说文》为根本,能通《说文》,则写不差”。
邓石如 篆书朱文公四斋铭条屏(附吴昌硕题跋)
另一方面,临习篆字亦是乾嘉学者研究金石学的重要方面。除了小学,金石学也是乾嘉学者重点关注的,如钱坫作《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四卷,他在其序言有云:“余自少留心斯业,每欲汇辑《博古》等书,递加匡正,但恐数经传于形制笔画再失再讹,既枉费揅精,又无补实用。”可见,钱坫为了再次避免经典内容“形制笔画”的讹传,于是有此著作。毫无疑问,为了避免款识讹化,临摹钟鼎彝器款识是必不可少的。周中孚亦说过:“十兰精于考古,所得古器有以证文字之源流,辨经史之讹舛者,因仿《博古》《集古》及《薛氏法帖》诸编,摹其形制,文字为之考释。”“摹其形制”亦说明了钱坫在金石方面,摹其器形及文字所下功夫是非同一般的。所以,从钱坫习篆的角度来看,他摹习彝器篆文,亦是其研究金石学的重要方面。除此,孙星衍在谈及其与黄易交情有诗云:“把臂梁园近十年,雪鸿忽聚此山前。画图他日传佳话,金石交情翰墨缘。”此处则道出了乾嘉学者的书法交往,更多是基于金石基础之上的。
总之,乾嘉学者在篆书方面的造诣,多与他们的学术研究密切相关。
邓石如 篆书中庸论轴
二
重视先秦文字的篆书观与邓石如之差异
先秦简帛大量出土,主要在晚清以后,而对于乾嘉学者来说,所见先秦文字较少,所以他们的篆书以取法秦篆为主,他们在书法观念上却十分推重先秦文字。
众所周知,洪亮吉在篆书实践上主要取法“二李”,其习篆观念在《题饶上舍眰印谱》中有所体现:
元明文敏笔法工,六书八体无能通。尔来识字益不广,谁肯细意搜鱼虫。省文破体人书舍,阁帖堂碑益增价。子云奇字纵失传,太常说文犹可借。豫章先生值此时,乃欲一意追冰斯。唐人识字宋人否,藉与末俗平嘲嗤。
此处洪亮吉旨在对工书法而不识字的现象提出批评,在他那里对元、明、宋时的篆书持否定态度。语境中,也体现出了洪亮吉对先秦奇字的敬仰。其实洪亮吉平时亦有先秦文字的临习经历,他为亡侄作诗云:“汝才工料事,兼复习蝌蚪。每写百幅书,人疑出余手。”可能因其曾有“习蝌蚪书”的经历,所以众人怀疑为其所作。
同样,在篆书上造诣甚小的曹文埴,其篆书观念上亦推重先秦文字,如他在《题程丈虚原印谱跋》中写道:
雕搜万象如有神,商周彝鼎眩人目。吁嗏此法久不传,韭花薤叶埋风烟。瘗鹤已失华阳客,作谱空记宣和年。丹篆遗文复何有,土蚀苔侵半销朽。鲁鱼谬误相延缘,点画殊难辨蝌蚪。伪体因之杂六书,纵横鸦引独纷如。石经古意不可试,奇诡妩媚奚为乎。先生墨妙不轻下,腕底烟云生变态。鼠肝虫臂供炉锤,斯貌风流此其亚。凿空混沌结构新,意匠直欲追周秦。
曹文埴旨在称颂程丈虚的印章风格,他对程丈虚印文用字的论述,亦是他篆书观念的重要体现。这里他称赞程丈虚气息乃“商周彝鼎眩人目”,其意直追“周秦”,并且认为李斯风流在此略下一等,如此等等,都是曹文埴重先秦文字观的表现。
邓石如 篆书小窗幽记句轴
除此在文学上颇有成就的姚鼐,他在篆字观念上,与乾嘉其他学者有所差异,但是在推重先秦文字的观念上是相同的。如他在《篆秋草堂歌赠钱献之》中写道:
古文遭秦烧不存,当时丞相篆独尊。登山刻石作蝠匾,颇取茂美异本根。呜呼秦人尙刻戾,自兹书亦含秋气。鲁壁再传蝌斗书,相传竟断卫伯儒。世竞草隶篆益疏,卓哉阳冰导二徐。破碎都无保氏义,瑰奇独继秦人橅。
姚鼐在篆书观念上,主要表明了对秦李斯、唐李阳冰及宋时“二徐”篆书有所不满,并对秦朝破坏前代古文的做法十分愤慨,这些都是姚鼐重视先秦古文的体现。
总的来说,乾嘉学者中,不论是在篆书上有一定影响的书家,还是在学问研究上颇有成就在篆书实践上较少的学者,他们在篆书观念上主要以重先秦文字为旨归。可能有些学者对“二李”颇有微词,但李斯一路书法亦是当时主要师法对象。
关于邓石如的习篆观念,包世臣有云:“乃好《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母石阙》、《敦煌太守碑》、《苏建国山》及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各百本。”一般都知道,乾嘉学者多数小篆以学李斯为主,正如钱泳所说:“学篆书者当以秦相李斯为正宗,所谓小篆是也。”而邓石如却在李斯之后的三国篆书上所下功夫尤深,这与当时习篆之观念无疑有区别。还有“完白山人之得处在以隶笔为篆”,其小篆突破了“二李”的藩篱,如钱泳对钱坫早期篆书赞不绝口,但对其晚年小篆以“各体参杂,其中忽圆忽方,似篆似隶,亦如郑板桥将篆隶行草铸成一炉,不可以为训也”。那么,邓石如专门以隶笔作篆的现象无疑与当时书法观念格格不入。虽然邓石如亦习先秦《石鼓文》,但是其小篆创作却有意求新,如李兆洛云:“完白翁之《阴符经》,乃仅见之作,意取参古文小篆而用之。行笔则一以猎碣为法,可为后来作籀者轨范。”这正是邓石如参杂古文小篆之法,这亦与乾嘉学者有所不同。
邓石如 篆书庐山草堂记轴
乾嘉时期邓石如篆书接受生态考察
一
乾嘉时期“崇钱”与“崇邓”之比较
钱坫与邓石如生卒年都只相差一年,二者生活几乎同时,且二者都以擅长篆书为名,为了说明邓石如篆书在当时的影响,不妨从二者影响时间及其范围进行对比研究。
钱坫以篆为名相关时间及其影响范围考
尽人皆知,钱坫篆书在清代颇有影响,在后人看来其篆书影响力远不及邓石如,但是在乾嘉时期二者之影响是否如后人所说?
关于钱坫,《昭代尺牍小传》有:“最精篆书,得汉人法,孙渊如称为本朝第一。晚年用左手书,笔力苍厚,款或署泉坫。”孙星衍给钱坫最高之评价。又比如同时代的姚鼐对他的篆书亦是赞不绝口:
钱君晚出江海陬,学篆欲溯轩黄初。草堂多秋怀,用意亦何孤?岂但用意孤,笔力不世出。金坛王侍郎,先朝篆第一。濡毫未免先着漆,布置虽均生气失。钱君写篆不择笔,冥合毫厘未尝溢。乃知天巧工中微,不似粗工常缚律。君家詹事今古人,君与学古情益亲。詹事登朝三十年,大儒师保居虎门。尝见所作篆亦如,儒者端拱齐韠绅。况君年纪未三十,老生相逢低首立。
在钱坫之前,王澍篆书影响较大,而姚鼐在此批评王澍缺乏“生气”,而大赞年“未三十”的钱坫,可见钱献之大约已有书名。据清代野史记载:“钱坫之篆学竹汀,詹事之家学,其兄子坫实为嫡传。坫字献之,邃经学、小学、金石之学,篆书尤空绝前后……时都中能作篆者唯翁学士方纲,闻是事,索君书,叹绝以为神授,君篆书遂名天下。”翁方纲在乾隆年间地位非常之高,在当时书坛亦是影响很大,在当时书法圈占据重要的话语权,他对钱坫赞赏足以得到大多书家的赞同。乾嘉时期稍晚书家钱泳对当时书坛小篆水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本朝王虚舟吏部颇负篆书之名,既非秦非汉,亦非唐非宋,且既写篆书而不用《说文》学者讥之。近时钱献之别驾亦通是学,其书本宗少温实可突过吏部,老年病废以左手作书难于宛转,遂将钟鼎文、《石鼓文》及秦汉铜器款识、汉碑题额各体参杂,其中忽圆忽方,似篆似隶,亦如郑板桥将篆隶行草铸成一炉,不可以为训也。惟孙渊如观察守定旧法,当为善学者,微嫌取则不高,为梦瑛所囿耳。献之之后,若洪稚存编修、万廉山司马、严铁桥孝廉及邓石如、吴山子俱称善手,然不能过观察、别驾两公中年书矣。
一方面,钱泳对清前期王澍之书法提出了批评;另一方面,钱泳对钱坫用左手作书之前的篆书赞赏有加,而对其以左手作杂体的现象有所不满,与其同时代的孙星衍也是钱泳所推崇的对象,只是取法略低而已。总的来说,在钱泳那里,他不否认邓石如等人在篆书上的造诣,但终究不如钱坫和孙星衍之篆书。
关于钱坫受到推崇的现象,在推崇邓石如的张惠言那里亦能得知:
自钱献之以其妍俗鄙陋之书,自是所学,以为斯、冰之后直至小生。天下之士,翕然宗之二十年矣。今京师名士,盛为篆学,大氐无虑,奉为宪章,横街塞衢,牢不可破。
虽然张惠言不喜钱坫之书,但是其语反映出了当时整个书坛受钱献之影响的现状,张惠言于乾隆五十年(1785)认识邓石如,而此处认为天下宗之“二十年”,此段话则是在张惠言认识邓石如后的评语。可见,大约自1770年前后至1790年这段时间,钱坫之篆书被奉为当时书坛之圭臬,影响范围广,时间也较长。
邓石如 篆书易经句中堂
邓石如篆书受推崇的相关时间及其争论
对于邓石如篆书在乾嘉时期受到推崇的相关时间问题,自梁识邓石如以来,更多学者书家对邓石如都有负面的评价,其次就是邓石如与程瑶田相遇,邓以蛰曾云:“嘉庆九年山人赠程瑶田八旬寿言:‘忆自庚子岁,余学篆隶书于扬之地藏僧舍,先生道出都门过此地……并手录所著书学五篇贻余,朝夕揣摩,且时聆议论,余书始或张主。’”“庚子”即1780年,此时邓石如38岁,虽然程瑶田对其篆书有所看好,但是邓石如毕竟还处于学习阶段。真正对邓石如篆书进行全面推崇的则属张惠言了,他在《跋邓石如八分书后》中有:
怀宁邓布衣石如,工为小篆八分,乾隆五十年余遇之于歙县,此卷其时所书也。余之知为篆书由识石如。石如之书,一以古作者为法,其辞辟俗陋,廓如也。尝一至京师,京师之名能书者争摈斥之,嘿嘿以去。海内知重其书者数人而已,杨生子掞学,为八分而未识石如,特爱此卷,故以与之。凡事得其所从入,然后可以决昰非,为书且然,而况其进焉者欤。
此处“乾隆五十年”即1785年,同年,金榜看重邓石如篆书,因请其作篆。这些说明了邓石如篆书自乾隆晚期才逐渐受到重视。对邓石如之推重最明显的则属曹文埴了,有记载曹文埴病重对其子曰:“吾即逝,邓山人必有挽联至,即以勒吾墓华表,及专祠前楹,足矣。”此语所出应在曹文埴去世前不久即1790年左右,还有曹文埴曾请邓石如为其写《千字文》:“文敏请山人作四体千文横卷,字大径寸,一日而成,文敏叹绝,具白金五百为山人寿。乾隆庚戌秋,纯庙八旬圣节,文敏以六月入都,强山人同往。”“乾隆庚戌”即1790年,可见,曹文埴主要在1790年左右才开始推崇其书法。
以上论述,不难发现大概在邓石如40岁以前,其篆书在当时几乎没有影响,直至张惠言从观念和实践上的推崇,其篆书在当时才稍有名气,但终究影响甚小,等到邓石如即将谢世之时,则推包世臣对其推重最为明显。
邓石如 篆书七言联
古文师法宗司马 旧画收藏爱伯驹
相较于对邓石如篆书的推重,更多的是对他的批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翁方纲的批评,翁方纲对邓石如篆书的评价曾有记载:“而翁阁学方刚,夙擅篆分,以先生不至其门,乃力诋之耳,食者和其说。”关于邓石如之书不被翁方纲看好之因,后世多持有此种观点。众所周知邓石如作篆,经常有不合“六书”之处,其实翁方纲对其批评与此亦是紧密相连的,如翁方纲在评丁敬篆刻时:
作篆必本于六书,摹印亦然,未有可外于六书以为印学者也。予昔尝与陆硻士、桂未谷、宋芝山诸君极言之,而今见杭人丁君鲁斋传所作缪篆解,始知解者之误,则不得不亟正之矣……若今之刻印,特篆学之一端耳,其或本同,而末异者,则偶因配合左右上下以就章法,以成体势,此自不得尽,以六书绳之,盖所求者合于六书之本,旨而已至于随势伸缩之变,苟有所本于前人者,君子弗咎也。至如丁氏讥马伏波,不当奏正皋字,甚至以唐人倒用司农印之例,为比则可谓悖于理矣。丁君又谓摹印者绝人揣摹之谓,此于文义尤不可通,摹印犹言篆印耳,初无别解,不必从而曲为之辞,吾因正此一解,而凛然于文体学术之攸关,世道人心所由系焉。凡立身持行之君子,皆当敬而听之者也。
此处翁方纲因丁敬不合六书之法反复批评,并强调作篆之时须合“六书”之法,他认为这些是“文体学术之攸关”。由此再看翁氏对邓石如的微词,可能与二者之交情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是他更多是以学者身份,从重视“文体学术”的角度来看待邓石如篆书。
邓石如在北京时,不仅翁方纲对其评价不高,其他书家大多亦如此,其实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张惠言所云:“当世能篆书者,有怀宁邓石如字顽伯,往年到都下,都下书人群排斥之,鞅掌而去。”不难发现,邓石如至北京其篆书几乎不被重视。与邓石如颇有交情的钱伯坰对其篆书亦是颇有看法,如他所说:
邓生虽能书然不识,字体多谬……尝游巡抚毕沅幕府,无所知名,往来扬州上下二十余年,益工各体书,无不得神诣,然邓生布衣不能奔走,天下之士而士多俗学,知邓生者鲜,故得大肆其力于古,以成一世之业也。”
在钱伯坰那里,邓石如多作谬篆,此处还记录了邓石如晚年在毕沅那里做幕僚时,大多书家都视其书为俗学。
邓石如 篆书六朝镜铭中堂
比较之结论
邓石如与钱坫在生卒年上,二人只有一年之差,通过以上对比能发现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大概自1770年前后至1790年近二十年间,常常会出现批评邓石如篆书不合古法的情形,这段时间他还处于四处求学阶段,其篆书在当时几乎没有影响。而自小喜好读书的钱坫,在小学和金石学学上所下功夫十分深厚,年未三十其篆书已备受推崇,在此后20年间,大多习篆者以其为宗。所以从时间的广度上来看,钱坫无疑处于主导地位。
其次,从影响范围来看,钱坫在乾嘉年间批评之声较少,但不排除张惠言等人的微词。张惠言篆书师法邓石如,所以从他那里得知钱坫受当时书坛所推重的现象最具说服力,同时他还道出了邓书在当时受到排斥及其知者罕见的现象。不仅如此,与邓颇有交情的钱伯坰对邓篆亦颇有不满。所以从二人的影响范围上,钱坫无疑较大。嘉庆后期对邓石如推崇影响最大的则为包世臣,而包氏推崇邓石如情况究竟如何?不妨看看包世臣之相关论述。
邓石如 篆书赠颐斋大人书中堂
二
包世臣“崇邓”相关问题略考
众所周知,包世臣在书法观念上推崇邓石如。包世臣在《国朝书品》中将书法分为“神、妙、能、逸、佳”五品,在评价佳品之时:“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曰佳品。”也就是说“佳品”乃书稍存法度罢了。《国朝书品》中,篆书所分等级上,包世臣将邓石如一人列为神品,张惠言篆书则在邓石如之下列为能品,而钱坫之篆书却列为佳品下。由此可见,在包世臣《艺舟双楫》那里所体现出来的是对钱坫的贬低,而包世臣却在《钱献之传》中云:“余谓君经学为学者宗,而骈文亚徐庾,篆书自邓山人外莫与比。”此处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对钱献之的赞赏,认为其篆书除了邓石如无人能及,这与其《国朝书品》中张惠言之篆超过钱坫之说法有自相矛盾之处。
关于包世臣与钱坫交往时间,包世臣说过:“以嘉庆八年始,余与相识于苏州府署,时君已六十余,而余齿方弱。”“嘉庆八年”即1803年。而他与邓石如交游的时间,包世臣则有云:“余以嘉庆七年,识山人于镇江。”也就是说包世臣与邓石如交往时间为“嘉庆七年”,即1802年。由此看来,包世臣与邓石如交往时间要比钱坫早一年,但是包世臣却在《完白山人传》中道出了:
余在镇江初识山人时,嘉定钱坫献之、阳湖钱伯垧鲁斯先在,皆与余为忘年交。献之自负其篆,为其接少温。然与余同游焦山,见壁间篆书心经摩挲逾时日,此非少温不能作,而指墨可百年,世间岂有此人耶?此人而左,吾不敢复搦管矣。及见山人,知心经为山人二十年前所作,乃摭其不解六书处以为诋。鲁斯故服山人篆分为绝业,及见其行草叹曰:此少师神境,米黄所不能遂,因余以见山人,然鲁斯正行书名,自文清厌世,论者推为第一。而鲁斯执笔则虚小指,以三指包管外,与大损相拒,侧豪入纸,助怒张之势。常谓永叔使指运,而腕不知之,论为指腕皆不动,以肘来去,又谓作书无以指钩距之,理痛千古今相承拨镫之说,意以山人篆法当同,乃藉山人,以信其有,及见山人作书皆悬腕双钩,管随指转,正鲁斯法大殊,遂助献之诋山人,尤力私意所中,真识遂蒙,青云之交不渝终始,宜山人之痛哭于编修与文改也。
此处包世臣所论,认为其初次见到邓石如时已经与钱坫为忘年交,而实际上他在此见到邓石如时还不认识钱坫。可见,上文钱坫赞邓石如书法“非少温不能作”之说只是一面之词,值得怀疑。关于钱伯坰与邓石如执笔法迥异而批其书之说,亦无明确依据。总之,在笔者看来,包世臣推崇邓石如,更多出于主观色彩,其目的是将其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书家列入自己“崇邓”的行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包世臣更多的是为了凸显自己,正如张舜徽所说:
自从包世臣于《艺舟双楫》中为《完白山人传》,篇题下标明“嘉庆丙寅”,则嘉庆十一年也。包氏时年三十,学识功力,犹未大成。乃于邓石如之书法,推崇无所不至,尊之为清代第一书家,而隐然以第二自居,信可谓不知量矣,论者谓其与邓氏同产安徽,乡曲之私,不免阿其所好,理或然也。
如此等等,都足以表明邓石如书法在乾嘉时期被接受,更多只是包世臣一人的意愿,其目的是推崇自己。虽然包世臣有追求功利之嫌,但是他让邓石如篆书逐渐成为书坛主导的事实不能否认。
邓石如 篆书临石鼓文册(部分)
结语
综上,乾嘉时期的习篆观念,主要是建立在实用基础之上,他们习篆主要为了研究《说文解字》、“六书”及其金石碑版。正是如此,那么他们的篆书观念深受影响。一方面,乾嘉学者重视对先秦文字的临习;另一方面,在篆书风格上,大部分书家反对大小篆杂糅及其以隶书笔法为篆的现象。这些观念与邓石如有着区别。
关于邓石如篆书在乾嘉时期的接受情况,因钱坫与邓石如在生卒年上只有一年之隔,笔者通过其篆书与邓石如进行对比研究。首先,从时间上来看钱坫在1770年左右已经享有书名,且直至1790年一直占据书坛篆书主导,而邓石如在此段时间还处于求学阶段,几乎无影响力,自1790年左右逐渐出现推崇邓篆的书家。其次,从影响范围来看,对钱坫的推重,不论是文学上较有造诣的学者,还是在小学上颇有成就的学者,或是有一定影响的书家,大多对其篆书评价甚高。而邓石如的影响仅张惠言、曹文埴等数人而已,更多书家却对其篆书以批评为主。再次,在“崇邓”上影响最大的包世臣,根据笔者对其与邓石如和钱坫交往的时间,及其论书等级的分析,有自相矛盾之处,进一步表明了包世臣所说“二钱”对邓石如篆书的赞赏缺乏可靠性,只是一家之言罢了。
总之,从邓石如篆书在乾嘉时期的考察情况来看,其篆书在乾嘉年间影响较小,其书名主要从包世臣以后的道光年间才逐渐被重视,正如张舜徽所云:“自《艺舟双楫》风行天下,而后邓石如书名大张,邓氏存时,固未有人赏重其书而推许之也。”
笔者通过对乾嘉学者篆书观念及邓石如篆书在乾嘉时期接受的论述,其目的并不是怀疑邓石如在书法方面的造诣,而是站在当时的书法背景中,还原邓石如在当时所处之历史事实,从而避免当今书法研究夸大邓石如篆书在乾嘉时期影响的误读。(作者单位:宜春学院书法艺术学院)
邓石如 篆书赠肯园四体书册(部分) 无锡博物馆藏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