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da，挪威哈当格尔峡湾的尽头
早上起床，习惯性地打开手机，看到了两条死讯。
第一条来自组长的短信。同事Ada的母亲夜里去世了，组长问小秋可不可以提前一个小时去上班，因为Ada要在家里料理后事。
第二条来自亲戚的微信群。表弟王勇“终于”走了，年仅二十五岁。说“终于”，是因为他从两个月前在打工的小吃部突发脑出血被送到医院直到离世，一直住在医院，先是重症监护室，后转到普通病房。这两个月的账单，累计超过四十万。四十万，对有钱人来说，大概可以买个新款包；而对王勇母子来说，四十万是个天文数字，是让他那先丧夫又丧子的妈余生再难翻身的一块巨石。
▲挪威医院病房
王勇的父亲十年前死于肝硬化。从那以后，本就不富裕的家更是雪上加霜。母子俩守着老房子和十亩地，硬是靠省吃俭用还清了给父亲治病时的债务，而后相依为命艰难度日。所幸寒门出孝子，中专毕业后，十八岁的王勇开始四处打工，俨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但不幸并没有放过这对母子。两个月前，王勇在打工的小吃部突然昏倒。被送到当地医院后，医生诊断为脑出血，建议立即转院。转到沈阳的大医院后，被确诊为脑出血中最严重的脑干出血，而且血压一度高达二百八，随时有血管爆裂的可能。
在重症监护室治疗了三天之后，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并明确建议王勇妈妈办理出院手续，带儿子回家。
眼见儿子一息尚存，当妈的哪会忍心放弃哪怕一点点的希望？于是，这个本来很要强的女人跪在医院的走廊里呼天抢地，苦苦哀求前去探望的亲友甚至路过的陌生人，谁能借钱给儿子治病，以后砸锅卖铁、卖肾卖血也一定会还！
一个年轻的生命在鬼门关前挣扎，一个不幸的母亲对着她能见到的每一个人哀嚎，并不断地发誓“卖肾还债”。那一幕，让所有见到的人动容。王勇的奶奶拿出了两万元积蓄，姑姑叔叔等经济条件略好的亲戚凑了十万元，王勇的老板、同事、朋友和几位常去小吃部吃早点的客人一共捐了约六千元。
但这些，只是勉强支付了重症监护室八、九天的费用，王勇的病情不见丝毫好转。医生再次建议出院，但再次被拒绝。不过昂贵的治疗费用还是让这位母亲退让了一步，她把儿子转到了普通病房，然后低价卖掉了房子和地，并向每一个她能想到的亲友开始了新一轮的借钱。
并非所有的母爱都能创造奇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还是来了。而且生活的残酷更在于，即便承受了丧夫又丧子的锥心之痛，欠下的债也还是要还的！因为借钱给你的人也不富裕！
行文至此，小秋不禁想起Ada的母亲。老人家今年七十二岁，因病住院一个多月后，也被医生建议出院回家。不是因为病已痊愈，而是因为医生认为以现有的医疗水平已经无力回天。与其躺在医院浑身插满管子，痛苦万分地让最后一口气多游走几天，莫不如接受现实，回家从容道别。
面对同样的建议，远在中国的王勇妈妈断然拒绝，而挪威同事Ada却平静接受。同为人母，小秋对不惜背负巨债也不放弃儿子的慈母之心感同身受并深表钦佩。同为人子，小秋也不难想象Ada带母亲回家时心中的百般不舍万分无奈。
出于好奇，小秋曾问过Ada：“反正挪威住院免费，为什么不继续治疗，万一病情好转呢？”
Ada斩钉截铁地回答：“Det var kreft i bukspyttkjertelen.（她得的是kreft i bukspyttkjertelen。）”
“kreft i bukspyttkjertelen”小秋不懂，在手机上一查，是胰腺癌。又顺便点开几个医学网站的链接，看了对胰腺癌的介绍，似乎对Ada的做法多了几分理解。
小秋和Ada的对话打开了旁边同事的话匣子。大家纷纷讲起自己亲友病故时的经历。其中，Cecilie的讲述让小秋印象最深、触动最大。她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因车祸去世时五十六岁。妹妹在被送到医院时尚有神智，委托护士立即通知姐姐赶往医院。姐姐带着父母和孩子们赶到医院时，妹妹已是弥留之际。一家人就在医院一一跟妹妹相拥告别。一周后的葬礼上，姐姐代表全家人致辞，讲述了好几件姐妹俩小时候的趣事，到场的亲友虽也偶有哭泣悲伤，但更多的则是一场回忆。
Cecilie 说：“Hun skal dø uansett du aksepterer eller ikke.（无论你接受与否，死亡，都终将来临。）”
再联想起自己参加过的几次国内的葬礼，小秋心里不禁更是唏嘘。哭天抢地、悲痛欲绝的场面传达的是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出于这份恐惧，有太多家庭明知希望渺茫也不惜全力一试。但医生毕竟不是神仙。奇迹之所以成为奇迹，就是因为发生的可能性太低。病人受尽痛苦家庭耗尽财力之后的结果往往是从一个不幸走向另一个不幸。
环境不同，际遇不同，选择自然不同。小秋无意评论谁更高尚谁更理智，只是一想到一个年近半百的农村妇女孤身一人无房无地满身债务就不免心生疑虑：连医生都明确告知没有治愈希望了，依然不惜花费四十万让儿子在病床上延续了两个月植物人状态的生命，真的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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