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有约】时红军：师恩，惠我一生（散 文）

时红军，江苏省睢宁县人。诗人、作家。毕业于安徽大学。种过田，学过医，当过兵，做过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安徽省新闻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旅游导报》创办人、原总编辑。1965年从事文学创作，先习小说、报告文学，后因政治冲击改写诗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以其忧国虑民、家国天下的诗人情怀与担当，凭借大量诗作及唤醒民众的演讲，被誉为“江淮思想解放的青年旗手”，其成名作《擦痕》震动当时文坛，成为颇有影响的新时期政治抒情诗人。其爱情诗也名噪一时，传颂久远。后因编务和行政工作中断创作10年，52岁卸职回归诗坛，继续诗歌及散文、随笔写作。迄今，发表诗作近2000首，散文、随笔百余万字，出版诗集《黎明的红帆》《蓝雪》《爱的小岛》《花示》《乐土之碑》《天之眼》《擦痕》《为了明天的太阳》等多部。其诗构思精巧，语言凝练，意境高远，蕴含哲理，极尽艺术之美，更给人以生命的启迪和智慧。

感恩老师 音乐： 郭乔伊 - 佛赞

师恩，惠我一生

☆ 时红军

2001年、2006年，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期间，许多外省市的文朋诗友找到我，让我带他们去拜见严阵先生，唯恐影响先生的休息，多数被我婉拒。

为什么这些与严阵并不熟悉，有的甚至从未谋面的诗人、作家们，那么急切地要拜见严阵先生呢？想来我们这一代及再晚一代的诗人，哪一个不是读严阵先生诗歌长大的，尔后又在他的诗歌引导下走进诗坛的？当然，一个诗人的成长，需要古今中外众多诗人诗作的滋养，但不可否认，在当代诗人中，给我们营养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数严阵先生。时至今日，每有文友相聚，谈起诗来，无论写诗歌的，写小说的，写散文的，写影剧的，人人都能背诵几段严阵先生的诗句，有的还能整首整首地朗诵，可见严阵先生当年诗作发表时，反响何其巨大，影响多么深远。

严阵先生的文学创作十分宽泛，他是诗歌巨匠，散文大家，小说也异常精彩。我不是文艺评论家，也没有资格妄评他的作品，作为一个平庸的诗人，只能谈一点读他诗的感受。他的诗在近百年中国新诗史上，应该是写的最美的诗人之一。每读他一首诗，我的心头便盛开一朵鲜花，常读他的诗，我的整个胸怀便万紫千红，春色满园。 严阵先生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仁人志士,他的心里永远阳光灿烂，所以他的诗也总是靓丽而光鲜。无论婉约还是豪放，无论精致小令还是宏篇巨制，读来都美不胜收，你即便在阴霾围困之中，也能看到未来的光明。《江南曲》春风拂面，香气弥漫，沁人心脾；《竹茅》集慷慨激昂，豪迈铿锵，荡气回肠。爱是严阵先生诗作的灵魂，从第一首成名作《老张的手》到后来的《中国梦》，颂扬也好，思考也好，忧患也好，无不是情爱的喷涌。爱大自然的山川河流四季美景，爱养育他的土地和人民，爱伟大坚强而又多灾多难的民族。

有人曾对严阵先生那首脍炙人口的佳作《江南春歌》提出质疑和批评，说他不该在“大饥荒”的年代写出这么美的诗。我认为是没有道理的。诗人在困苦的年代也能窥见光明，在丑的地方也能发现美的存在，面对灾难也能弹奏出悦耳的妙曲；何况他歌唱的是江南春光和真实的劳动场景。历史上的众多先贤，即便是诗圣杜甫、诗仙李白，在国难当头的岁月，也写过优美的诗篇。

严阵先生于83岁的高龄，写出了震撼文坛的长诗《中国梦》，诗中激情洋溢，内涵厚重，有希望，有期待，有畅想，也有忧虑。别人惊诧，我却认为正常，他不仅学富才高，诗心不老，激情盈胸，年岁愈大爱国忧民之心愈重，正如他的《谁能与我同醉》诗集的序言题目：“我仍才华横溢！”省文联要将《中国梦》申报中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严阵先生婉言谢绝了。

我认识严阵先生是在1967年。因受所谓文艺黑线的“上挂下连”，我在一支驻皖部队里劳动改造。当时结识了喜欢写作的解放军105医院青年干事谢世法，便请他带我登门拜见仰慕己久的严阵先生。那时严阵先生正年富力强，青春焕发，高大威武，潇洒倜傥，让我敬畏，见他时我有些拘谨。严阵先生与夫人朱英民老师，像接待老朋友一样欢迎我的造访，亲切地与我攀谈了很久很久，自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

两年后，我离开部队转业去了宿州，在拂晓报印刷厂做打版工人，劳动强度大还有铅中毒的威胁；依然常常挨批，加之父亲罢官进了牛棚，姐夫蒙冤，残酷的现实让我几近崩溃。正在这时，严阵先生来到宿州，通过地区革委会找到了我。在宿州宾馆我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恩师，有如饱受委屈的孩子见到了家长，差一点流下泪来。先生见我很沮丧，似乎明白了我的处境，便慈父般地安慰我，鼓励我，要我安心工作，多写诗，并说他年轻时也当过印刷工人。他的到来，不仅鼓起了我生活的勇气，也坚定了我写诗的信念，还大大的改善了我的处境，军代表们对我的态度客气了许多。此后的三年里，在报刊少之又少的情况下，我竟然发表诗歌200多首。

后来，严阵先生主持《安徽文学》复刊（时名《安徽文艺》），他又最先到宿州向我约稿，我送上了习作，即后来发表的《淮河水》《码头》两首诗，《码头》反响较好，当时有人写了评论。其实我的原稿没有这么好，全是恩师妙笔使之生花。

1975年，我的命运发生了转变。当时严阵先生刚出任省文化局文学创研室主任，就从省革委会政工组开出借调函，派严成志、吴炳南两位先生到宿州为我办理借调手续，与我同时借调来的还有歙县的曹度和寿县的余超。后来曹度正式调入省文联直至终老，余超去了省广播电视台退休，已病逝。像我们这样被严阵先生从基层调入省城进入文艺界的有好几位，但他从觉得对我们有“救苦难出苦海”的恩德，其仁义品格令人敬仰。

恢复高考，使我看到了希望。我瞒着严阵先生回宿州报名参考，并以第一名成绩被安徽大学中文系录取。入学前，我不敢面对恩师，便请作家海涛陪我去严阵先生家辞行。先生听了我要进大学深造的想法，不仅不责怪我对他隐瞒，反而很支持，只是感情上有些不舍。我自感羞愧地说，可以边上学，边继续这里的工作。先生却殷切地说：“不必了。上学就安心上学，遵守校纪，别再考虑这里的工作。”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宿县地区文化局工作。不久，严阵先生筹办《诗歌报》，他首先想到了我，给我写信邀我参与办报，信上说：“倘若你愿意为振兴安徽诗歌事业贡献力量，愿意与我们合作，希望你来加盟。”我当然乐意，可惜后因某种原因未来《诗歌报》，而是去了省农委筹办《富民报》。1987年报刊整顿，《富民报》停刊，先生得知后又立即写信要调我来《诗歌报》，遗憾的是又事与愿违，让先生失望，我去了省旅游局办《旅游导报》。每每想起先生对我的关爱与厚望，未能在先生麾下效力，更多聆听他的教诲，愧疚悔恨交加。

回想在先生身边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先生的言谈举止，敬业精神，道德品格，以及他博大的胸襟和宽容的度量，让我受益匪浅，成为我终身的师范楷模。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从不与人争权夺利。身为诗坛一杆大旗，却很少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演说报告；担任省作家协会主席近20年，也从不以主席身份昭示于众为自己办任何事。除非老友相聚他谈笑风生，平时很少与人闲聊，有人误认为他清高孤傲，其实不然。他是君子，君子谨言慎行，他不愿在清谈中空耗光阴、在闲扯中搅拢是是非非，故而才著述等身。想了解他认识他，只有走进他煌煌十数卷文集及其他作品中，才能看见一个才华超群，学识渊博，思想深邃，品质高尚的严阵。

先生待人朴实真诚，从不攀附权贵，无论官员还是平民，无论文学大家还是初学作者，在他眼里都是平等的，同样亲切自然。我几次在他家中见到他的一位老友是一位工人师傅，全家都奉为上宾。他移居北京前，我与唐先田、段儒东二君常去他家坐坐，每值深夜，平时很少下厨的朱英民老师总要亲自为我们做夜宵，至今想起心里还热乎乎的。他创作勤奋，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但每有认识不认识的作者来访，他都立即走出书房，热情接待，不烦不燥地倾心交谈。凡有作者出书请他作序，他从不推辞，不要丝毫酬谢。

先生自己生活简朴，绝不在吃饭穿衣上耗费精力和时间。一次，他夫人朱英民出差，待朱老师回来，他说他吃了一个礼拜黄瓜，真是又饿又馋了。但待别人却关怀备至，常叮嘱我们几个借调来的单身汉，要吃好喝好，注意冷暖，保重身体。每次见面，或者通电话，他还是嘘寒问暖，凡老朋友都问个遍，从身体到情感精神，都在他的牵肠挂肚之中，重情重义的诗人情怀感人至极。

先生对工作认真负责是众所周知的，对下属要求也十分严格。他曾一再要我们对所有来稿都要细看精选，特别是那些初学作者的稿子不能马虎，要每稿必复。他说：“一个作者将稿件投入邮箱，就翘着脚在盼，你的回复就是对他的鼓励。能编发就尽量编发，哪怕修改的很短小也行。要知道，一个习作者，投一篇不用，投两篇不用，投第50篇时他可能在想：再不用我就不干了。也许一个大作家就这这样自生自息了。你发了他一篇稿子，给了他创作的信心和干劲，也许一个大作家就这样诞生了。”他这番至情至理的说教，成了我做编辑工作的座佑铭，我当编辑时这样做了，我做总编时也重复先生的话，要求编辑们也这样做。

先生审发稿件始终恪守两条：一是培养青年作者，二是质量第一。绝不讲关系人情。有次在他家中，听他对一位老诗歌作者说：“老吴，咱们是老朋友了，你有诗可以直接寄给我。你怎么把一首诗让一位市委宣传部长转给另一位市委宣传部长，又转给一位市委宣传部长，这位部长再转给安徽日报我的老乡，我的老乡才交到我的手上。因此这首诗我不能发，如果发了，他们会认为我老严就是凭关系发稿。”那位作者也许没想到一首诗会转这么多弯子，不仅没能发表，还落个尴尬。

1988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黎明的红帆》出版，先生欣然为之作序，题为《我期待着》。文中针对当时诗坛乱象作了毫不客气的批评，同时也对我给予了鼓励：“这些年来什么都有假的，但文学却不能掺假，白纸黑字的东西，要靠真本事，没有那个水平，再会钻营也没有用，就是不能发表的东西发表了，你的水平还在，大家有目共睹，一切自有公论。当然，事情也并不那么简单，一个名家，一个权威，说那一部作品好，大家随之应好的现象还是存在的，但究竟好在哪里，这似乎并不重要。为此，我觉得时红军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这些年来，他只是在默默耕耘着，如果用他的成果来衡量，他应该获得更大的声誉，但是，他似乎被埋没了。”令人痛心的是，20多年过去了，这种乱象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些年来，一次次高级别的文学评奖，遭质疑吐槽就足以说明问题。

“我期待着”，恩师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但由于我的不才和疏懒，加之为谋生而忙碌，直至1998年获批卸职后才重返诗坛，虽出版七、八本诗集，但一切都为时已晚，最终辜负了先生的期待，愧对恩师。

师恩如山，师恩惠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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