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四牌楼，旧名奎楼、魁楼。汉代《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昌”。对此，东汉名臣宋均认为：“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章）之画”，于是将“奎”改“魁”，为其俗称。实际上，“奎星”、“魁星”本是两套体系，后民间将二星混合为一。
奎星，即奎宿、西奎、西宿文魁。因主宰科甲文运，又称文昌奎星（与文昌星是两码事）。奎星为中国神话中的二十八宿之一、西方白虎七宿之首，主要位于仙女座、双鱼座和仙女星系。《三侠五义》称，北宋名臣包公是奎星下凡。
魁星，即斗魁星、北魁、北斗文魁。为北斗七星勺部前四颗——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的总称（或特指天枢星）。其中，天权星即文曲星（水星），而文曲星在主管文学的同时，也掌管艺术，因代表坎卦北方水，有“水性杨花”的风流特性。
魁星神，又称文魁夫子、大魁夫子、大魁星君、绿衣帝君、魁星爷。魁星神主宰文章兴衰，往往化作赤发黑面鬼，左脚向后翘起，左手捧墨斗（或托金印），右手执朱批笔，右足站立于鳌头之上。以其形象便有了“指日高升”、“魁星点斗”、“天官赐福”等传说故事。据传，善于捉鬼的钟馗便为魁星转世。
这里有必要再介绍下文昌星。文昌星，即文星，系与北斗星并列的星宫（或特指第四星），在北斗魁前，共六星组成，形如半月。因与北斗魁星同为掌管天下文运的吉祥星宿，故合称为“文昌斗魁”。
这些神祇的诞生，是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民间信仰的重要表现。同时，人们将民间神祇与道教、天文、风水等相结合，融会贯通。唐宋时期，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崇下，以文昌和魁（奎）星命名的楼、台、亭、阁、塔、宫、祠等公共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陆续出现。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合肥四牌楼以“魁（奎）楼”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合肥魁楼何时出现？清代乾隆二十三年（1758），庐州知府王宬曾做过调查，受访老人们均表示“其地旧有魁楼”。而到了嘉庆年间，贡生王永烈则进一步认为，魁楼建设应与南宋郭振迁建合肥县学有关。
宋代的魁星楼多以学宫附属建筑的身份出现，结合他的说法，这座魁楼依附于县学。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当时以县学优先？而府学魁楼直到四百年后——明代万历四十一年（1613）方由知府张光缙兴建。关键在于，现有的宋代史料中，未发现此魁楼的痕迹。仅凭一家之言，且为后世论断，恐怕连“孤证”都不能算是了。
王永烈也许读了一些历史，但其说法明显是站不住脚的。还有人说，魁楼原在文昌宫内，明初经风水先生点化后，迁往今址。文昌宫在明代被称为“梓潼观”，另建有“文昌阁”，前文也说明了，文昌与魁星为主掌文运的两套体系，古人是不会混淆的，即使有魁星附祀和分祀的情形，应有记录才是，然而未见其踪。
相比于两宋和明初，明代中后期则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清康熙《合肥县志》提到：明代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初七，张献忠起义军攻陷合肥，分守小东门的庐州卫指挥同知赵之璞寡不敌众，战死于四牌楼。以“四牌楼”为名，可能为了与同时期的府学魁楼相区别。
清雍正《合肥县志》明确记载：“四牌楼，在镇淮楼南，今圮，遗础尚存”，以后的府县诸志多加沿用。因此，王宬《新建魁楼碑记》称“城东南隅四牌楼”，不足为奇。四牌楼是“正名”，魁（奎）楼是“功能”，与镇淮楼和鼓楼的道理是一样的。
王宬《记》还谈到了四牌楼的地理环境：“地属巽方，为文明之象。宜增高地势，以长笔峰。”“巽”即东南方，这里地势偏低，民间有“东门城门楼，西门马屁股头”之说，虽有万寿寺、左圣宫、县学、书院等诸多文教建筑，但唯独少了“一支笔”。故兴魁楼，既是崇尚文礼的需要，又起到风水调和的作用。
清代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府王宬在做足了准备工作后，偕同合肥知县廖景文、庐州卫守备万昆捐资，倡议修复魁楼。同年秋开工，次年（1760）春完成。“兹独不在郡县两庠之间”，无论曾经如何，此后的魁楼不再依附学宫，而作为独立的公共建筑，安妥神灵，襄助文运。
历数十载，年久失修，楼渐颓败。嘉庆八年（1803），知县左辅筹费修缮，将楼增高六尺，周阿重檐，绮疏四达，巍焕有加。与其他建筑命运相同，魁楼于咸丰年间再遭战火毁坏。光绪七年（1881），合肥籍直隶大顺广道刘盛藻及其弟记名提督刘盛休听闻讯息，资助千金重建楼宇，知府黄云作《重建奎星阁碑记》。
旧时的四牌楼，为砖木结构的两层亭楼。光绪七年（1881）改为三层，“参差百尺，仰止巍巍，洞辟四门，往来井井”，一跃超过了摇摇欲坠的鼓楼（镇淮楼），成为了合肥城内的制高点。所谓“洞辟四门”，即四牌楼下有门洞，连接四条街道——小东门大街（东）、前大街（西）、鼓楼街（北）、南门土街（南），可通行人车马。
民国十七年（1928）11月11日凌晨2时许，四牌楼突发火灾。因在深夜时分，等到人们发现时，火势汹涌已无法扑灭。同时，用于火警的钟和水龙均设在楼内，不能取出使用。火情还波及到附近商户和民居，驻肥部队紧急出动，拆除周围建筑，阻止火势蔓延。直到4时许，大火方被扑灭。经此一劫，四牌楼焚毁殆尽。
关于此次火灾原因，《明报》报道称“不知如何”，民间倒是议论纷纷。一说附近范家小朝奉秉烛夜读蜡油燃火，一说西南侧范家油条店不慎油锅起火，当时新闻也确实提到了“范姓”。过了两年，由范家发起捐款，并得到合肥县商会偕全城商户资助，进行了重建。所谓“范家所造”，当源于此，而四牌楼亦是范氏的聚居地。
全新的四牌楼，为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首次用上“洋灰”，四周外游廊栏杆，游人拾阶而上，登高远望，古城风光尽收眼底。曾有老者回忆，当年四牌楼门洞上方有四块匾额，即文光射斗（东）、毓秀淝津（南）、奎璧联辉（西）、辉映星垣（北）。二层楼上亦有“礼义廉耻”、“保境卫民”等匾额。上层仍供奉魁星像一尊。
“保境卫民”指的是马祥斌、王金韬二将军。十六年（1927）4月，北洋军阀、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驱兵南下，亲自指挥围攻合肥。守城的马祥斌部与王金韬部顽强抵抗，终于在友军的配合下，击败了张宗昌的进攻。同年，马祥斌、王金韬相继遇害。人们为表纪念，特于二层设立“马、王二公祠”，放置神像牌位和记功碑。
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爆发，楼外曾竖匾额“抗日救国”。二十七年（1938）5月14日，日军侵占合肥。不久后，因“害怕高楼藏人伏击”，遂用炸药将四牌楼夷为平地，而这座楼的建成尚未满十年。
抗战胜利后，政府当局在十字路口中心树立标语牌，宽约一米，高十余米，四周有四块从上到下蓝底白字。三十六年（1947）3月，经县参议会决议，四牌楼四向街道改名为中山路（东西）和映典路（南北）。其中，中山路又以四牌楼为界，分为中山中路与中山东路。
新中国成立后，十字路口的旧式标语牌，被交警指挥中心岛和交通岗亭所取代（1963年拆除）。原先拥挤的街道，经多次翻修拓宽后，变成了宽阔的马路，而路名于五十年代中期两次调整后，最终定格在“长江路”与“宿州路”。十字路口，即今长江中路与宿州路交叉口。
值得一提的是，距四牌楼不足两百米的范巷口，从1956年起，陆续开工建设市新华书店、市百货大楼、市供电大楼、省轻工大楼四座苏式建筑，四角相犄，规范对称，典雅严谨，宏伟壮丽。于是，这里便成为了“新四牌楼”。1985年，合肥市首座人行天桥——范巷口天桥落成，人们亦俗称为“四牌楼天桥”。
另一方面，老四牌楼没有停歇，路口四角也建起了高楼。东北角，庆云楼原是旧时著名旅馆。1956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划归市饮食服务公司旅栈中心店领导。1986年元旦，青云楼百货商店在原旅社地基上建成开业。西南角，1954年1月，市邮电大楼建成。1992年，原办公综合楼拆除，改建为25层邮政大楼。
东南角，1969年4月1日，开办合肥饭店。西南角，1956年，市糖业糕点公司成立。后与果品、茶叶、食杂业及专卖事业相继合并，于1962年10月成立市糖业烟酒公司，人们熟悉的“糖业烟酒大楼”便在此地。2007年1月30日，随着长江路改造的推进，这两座标志性建筑轰然倒下。
有人曾回忆，半个世纪前的合肥饭店，无疑是当时的“庞然建筑”。尽管四层饭店的营业面积还不到2500平方米，但他的身子——南缀青年理发厅和解放电影院，东镶市饮食服务公司综合楼（包括人民照相馆等）。1996年，合肥第一家肯德基在青云楼旁开业。四牌楼，曾在合肥商界创造了无数个“之最”和“第一”。
可以说，无论是新四牌楼还是老四牌楼，均是当代合肥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突破传统商圈“围追堵截”的同时，自我构建全新的“四牌楼商圈”，并不断向周围延伸与融合，深刻影响了几代人的合肥记忆与城市生活。
时至今日，四牌楼仍以地名的形态，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曾经的新老四牌楼，迷惑了许多市民，而后出现的老照片，又误导了无数观众。似乎明正视听，比其他工作要紧迫得多了。幸而有关部门在邮政大楼前，及时树立了“四牌楼”石碑，多年前开工的轨道交通二号线，也在附近设立了同名站点，分别为其正名。
似乎仍有人对“四牌楼是否给合肥带来才气”，信心不足，捉摸不定。想必——“二人七尚书”、“一城三大师”、“百年六总理”，四大家族“龚、张、李、段”及“张家四姐妹”，“晚清三大军政集团”之一淮系集团，等等。诸如此类，无需解释，足以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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