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提起明光人李絜非，现在见诸报端的资料很少，他又名李洁非，1907年出生于安徽省盱眙县明光镇（今明光市明光街道）。幼年时生活在明光，后离开家乡“就学滁阳（今滁州）”，由于勤奋苦读，敏而好学。1931年李絜非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后曾任安徽省立女子职业学校、省立庐州师范学校、省立凤阳师范学校教导主任等职。
1936年，李絜非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工作,历任总务处文书课的课员、史地教育研究室专任副研究员、文学院史地学系教授。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有关历史教育的重要著作，并逐渐形成李絜非的历史教育思想。有专家指出，他的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历史教育及研究仍具有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1949年后, 李絜非先后任福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浙江师范大学（原杭州师范专科学校）史学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浙江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1983年11月去世。可以说他是一位中国现代对历史教育做出过卓越贡献，而且理当占有特殊学术地位的学者。
贰
李絜非的另一大贡献，是抗战初期安全保护转移了文澜阁《四库全书》。这是不少人所不了解的。
众所周知，《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编排；其中江南名城杭州文澜阁藏《四库全书》140箱、善本88箱，合计228箱樟木箱子。被奉为珍品。
1937年8月，日军在上海金山卫登陆，杭州危在旦夕。据史料记载杭州沦陷不久，日本曾于1938年2月派人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而未果。1938年3月初，国民政府教育部三次电告浙江省府，速将《四库全书》运往安全地点，指令浙大协同办理，并委派浙大教授李絜非为教育部全权代表，具体负责与浙江省政府商量，将《四库全书》按原计划运往贵州。
1938年4月，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派遣李絜非押运文澜阁《四库全书》马上出省西迁，全权负责此次押运事务。这次押运路途远，危险重，沿途要经过二十余个镇。就在经过峡口过江山溪（亦称须江）时，由于路况较差、天气恶劣，司机长途劳累又十分困顿，一辆卡车不幸倾翻在距县城以南31公里处的峡口镇江山溪之中。车队当时乱作一团，由于江水较深，又值初春，大家一时束手无策。李絜非来不及多想，抢救国宝要紧，当即安排人赶忙到附近村庄招募农民帮忙尽快打捞书箱。还好这些箱子比较沉，而且书箱进水后漂得不远就沉到江底了。峡口一带的村民经常在水中放木筏，所以水性很好，很快就将11只书箱打捞上来了，李絜非于是另雇卡车将捞上来的落水之书装车运往江山县城，在城隍庙里的大天井中晾晒。
李絜非知道，这些书浸了水后若不及时曝、晾，很容易“结饼”或霉烂，其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工作要求非常细致，需要将书一页页揭开，用毛纸垫上，让其吸水，然后再曝晾。一大早，大家拿着借来的竹席，来到县城城隍庙天井前的空地上，七手八脚把书从箱子里拿出来晾晒。但是初春山里温度很低，即使出着太阳，也不过10余度，阳光毕竟力道不足，落水《四库全书》晒了两日，依然能够滴出水来。由于战事紧张，日军经常轰炸，形势极为严峻，这里也不能久留。李絜非于是痛下决心，立刻装箱起运，再次雇佣100多人一路跋山涉水，途中落水阁书注意通风或晾晒，防止霉烂。
几天后，228箱书在李絜非押运下，运到江山火车站装上火车，再沿着浙赣铁路运到江西萍乡，然后进入湖南境内的株洲，于4月14日左右运到了长沙。在漫长的3000公里行程中，除了短短一程借助于浙赣铁路火车外，其余的只能靠肩挑、车拉和船运，经湘北、湘西，直到1938年4月25日才一路风雨兼程运到贵州。4月30日《四库全书》抵达贵阳，藏于县城西门外一里地外的张家祠堂。
叁
○文澜阁《四库全书》
正是由于李絜非等人当时处置得当，直到今天这3000册落水图书仍旧品相完好，虽然仔细观看还能发现一些水渍，但没有明显的损坏。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据史料载，文澜阁《四库全书》到了贵阳之后，先藏在一间平屋内。1944年11月，日军长驱入黔，《四库全书》又被搬运到重庆，并成立了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文澜阁《四库全书》才由重庆出发，再经贵州，借道湖南、江西，经过各方努力， 7月15日，在异省他乡漂泊了9年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终于运回浙江图书馆。今天，浙图文澜阁140箱《四库全书》和88箱善本图书已是无价之宝。我们说，它们完好保存下来，明光人李絜非功不可没。
来源：合肥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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