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城市15.55%、镇16.42%、乡村23.8%。而养老设施的分布则刚好相反，乡村远远弱于城镇，更弱于大城市。养老供需的严重不对称反映出农村养老问题的严峻性。受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变化、社会保障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
互助养老具有成本低和文化适应性强等优势，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难题的可行路径。2021年1月4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发展农村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在以老年群体为主的农村社会中，老年人成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农村互助养老不仅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方式，更是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和文化振兴实践的重要路径。本文以重庆市渝北区在全区农村推广的互助养老为例，分析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互助养老如何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渝北区位于重庆主城北部，辖区面积1452平方公里，辖11个镇、11个街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渝北全区常住人口为219万余人，其中城镇人口195万余人，乡村人口近24万人，60岁以上人口近36万人，占比16.40%。渝北区农村面积广阔但居住人口较少，且农村居民中50%（互助养老摸底调查数据）以上为老年人，村庄内部是依据地缘文化而形成的熟人社会，发达的经济和较高的城镇化率也为开展农村互助养老奠定了良好基础。
传统农村社会形成了聚族而居、守望相助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重庆市渝北区农村地区也不例外。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居民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养老因为年轻人外出打工、空巢老人越来越多而难以为继。农村养老社会服务体系滞后、收入水平较低、社会保障程度较低是农村养老面临的现实难题，农村老年人浓重的乡土情结决定了大部分老年人不大可能进入养老机构。因此，农村社会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互助与合作传统为弥补家庭赡养能力不足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
尽管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强，但大多数农村社会依然保留着“熟人社会”特征。“熟人关系”不仅是农村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也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资源。老人们在自己熟悉的空间场域里，遵循已经形成习惯的生活方式，依靠熟人社会的人脉关系，通过信任关系构建互助合作的养老方式，依靠老年人自己的力量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农村互助养老可以满足老年人不离家乡和故居的愿望，在同辈或者代际之间实现养老资源和养老服务的转换，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符合“熟人社会”文化的养老。
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构建多层次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创新多元化照料服务模式，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自助性农村社会组织，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的要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则提出，为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形势，应加快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且专门提到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乡村振兴的重点之一就是建设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体系，而农村互助养老正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渝北区已建成农村互助养老点29个。为进一步探索农村互助养老运营模式，渝北区民政局于2020年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在农村互助养老点开展服务。2021年9月18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渝北区农村养老服务全覆盖实施方案》，提出要健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网络，对互助养老硬件设施建设和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2022年3月2日，渝北区民政局印发《渝北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工作实施方案》，明确2022年按照每个镇6.5万元的标准进行支持，通过购买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在全区9个镇全面开展互助养老工作。
在政策的支持下，渝北区通过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全面深化农村互助养老。实践中，社会工作发挥了以下作用：
在村“两委”的帮助下，社工对在村老人进行挨家挨户走访，在拓展互助养老覆盖的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一方面，通过逐户走访扩展广度，扩大互助养老覆盖范围；另一方面，通过走访拓展服务深度，了解村内老人现实需求。摸排走访是开展互助养老工作的第一步，社工在走村入户中了解村庄的村情社情和互助基础，全面掌握老人信息，建立村内老人档案，内容包括老人的基本信息、家庭情况、健康状况、经济能力、社会支持状况、困难和需求等，并整理出失能老人、特困老人、独居老人、残疾老人等特殊老人名单，在后续服务中动态更新老人信息，形成老年人信息管理库，成为互助养老和村庄治理的重要基础。
社工借助现有的村民组织基础，以“院坝茶话会”作为成立村内互助小组的开端，将村内老人聚集起来共商互助养老和村内公共事务。“院坝茶话会”选在人群相对集中的村民院坝中，区民政局、镇村两级的干部、社工与老人们面对面交流。一是倾听老人的真实想法，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互助需求；二是为老人讲解互助试点主要内容，选举养老互助组小组长；三是宣传并提升村内老人的互助养老意识，了解他们对互助养老的意见和建议；四是促进干部与老人之间的交流，共同协商村内公共事务。在“院坝茶话会”的基础上，社工依托现有活动场地和初步建立的关系，开展互助小组增能活动，成为推动互助养老各项制度落地的重要手段。
渝北区农村大多建有互助养老点或老年人活动室，且设施设备比较完善，电视机、配套桌椅、象棋、图书等一应俱全，但偶有开放，老人参与不足。随着互助养老项目落地，社工通过组织开展老年活动、老年义诊义剪服务等，调动老人积极性与互动性，激活村内互助养老点，甚至吸引了部分在村年轻人参与其中。此外，针对山区农村老人们居住比较分散的情况，社工在村内老人相对聚集且老人愿意提供场地的院坝中设立互助养老分点，这些院坝既成为老人们日常“话家常”的地方，也成为精神慰藉、活动开展、紧急救援、议事参与的场所。
在互助理念逐渐强化的基础上，社工将培养老年骨干和发展志愿者作为服务深化的重点。一方面，在老年活动中发掘并培育积极热心、身体健康、有组织能力的“领头羊”，促进其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辅助村庄孵化老人志愿队伍；另一方面，社工以老人的现实困难为切入点，激发老人的反思、议论，提出解决办法，通过积分奖励的方式，引导老年志愿者帮助困难老人，结成帮扶队伍。此外，社工还联合村“两委”从村庄层面发力，将文化建设作为农村互助养老工作的重要内容：一是通过组织开展“孝老敬老”和“互助自助”主题文化活动，营造爱老敬老和邻里和谐的社区氛围，提升全村老人的凝聚力；二是评选“互助之星”，表彰鼓励，宣传榜样力量，增强老人们的互助热情，让老年人在农村舞台上发挥余热；三是挖掘并收集村庄的互助事件，与老人一起编撰互助故事集，发挥老人才艺，促进村庄精神文化建设。
在区级体系的支持下，社工发挥镇、村两级力量，积极链接资源，确保农村互助养老“有阵地、有人员、有经费”，针对不同需求开展“助养、助餐、助乐”等互助服务项目，从人员、场地、服务内容、经费等方面健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网络。成立了一个由镇、村两级主要领导组成的农村互助养老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一支由养老专干、养老助理、互助养老小组、邻里互助小组、志愿者、社工等构成的服务队伍；筹措了包括财政支持，村委会筹集，区慈善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老人子女募捐等形式在内的经费。
渝北区所推行的互助养老模式并非单纯地提供养老服务，而是构建包括政策输送、组织建设、文化建设、阵地建设的服务体系。互助养老利用已有资源基础，以互助小组为抓手，壮大养老服务资源，活化村庄公共文化，不仅探索出了“互助小组+互助文化”的渝北互助养老模式，而且对于农村基层治理创新也有明显推动作用。
在互助养老项目支持下，镇街以购买服务的形式聘用专业社工，既扩大了民政工作队伍，也提升了养老服务的专业素质。在资金项目有限的情况下，社工机构通过聘请本土社工来降低成本，但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与外来的专业社工相比，本土社工虽专业知识不足，却具有熟悉村情民意和稳定性等优势，能够协助村内相关政策执行，扩充原有社会治理主体。例如，在渝北区大盛镇顺龙村，本土社工与村内老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村“两委”借助社工开展的互助养老活动对村民进行土地集中管理动员，将原本矛盾重重的土地丈量工作和平解决。
原有治理模式强调社会政策执行的工具理性，坚持照章办事，注重资格审查，缺乏情感支持，村民接受程度较低。社工在协助政策执行时投入情感价值，纠正了政策执行中过度强化的工具理性。例如，在入户探访中，社工坚持人本主义思想，运用反应式聆听、心理安慰、正向鼓励、陪伴关怀等技巧回应，赢得了村内老人的信任。从乡村社会治理脉络看，互助养老的多元主体参与以及至下而上的工作思路扩展了原有治理体系，提升了原有治理体系的有效性。
社工驻村开展互助养老是传统村落人情关系再联结，是现代农村社区公共精神形成的催化剂。一方面，社工提供各种服务活动满足老人们的文娱需求，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社工以服务活动作为联结媒介，激活村落传统的人情关系，成为互助养老的坚实基础。在渝北区统景镇远景村，社工通过提供服务活动、组织妇女广场舞队，不仅将村内的中老年妇女聚集起来形成志愿服务队，而且通过各种文化活动搞活社区氛围。
项目通过互助养老组织开展院坝会和村内集体活动，密切老人与村干部之间的联系，提供居民参与村内公共事务的机会；发展村内兴趣团体和志愿服务队伍，重建村民间的连带关系；塑造村落集体意识与社区公共性，包括挖掘培育积极分子，盘活村落活动空间，商讨解决村庄公共问题。渝北区的互助养老提升了原有治理体系的服务供给能力，行动实践激活了村落的人情关系，让村民间恢复联系纽带，回应了乡村社会原子化、人际关系松弛、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
渝北区互助养老以村内占主导的老年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坚持社区发展理念，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创新。依托村内互助养老点的建设活化社区空间，并盘点村民家院坝、村内晒场、卫生室、文化站等空间资源，将这类承载着村庄历史的场地作为社区空间，既能变废为宝、节省成本，又能唤起集体意识。通过活化空间进行社区赋权，让村内老人充分参与，增加空间的公共性与合法性。最后，让老人参与互助养老空间活化决策，增强其所有权感，共同讨论决定空间名称、功能区域划分、持续活化计划、空间管理规则等，让老人成为互助养老点的主人。
从乡村社会治理脉络看，通过互助养老活化社区公共空间，能够利用本地资源活化活动空间，重塑了建筑空间的功能属性，扭转了社区空间使用率低、空间闲置废弃的状况。让活化的社区空间变成村民交流互动场所，不仅成为老年人休闲娱乐的场所，还能吸引在村的中青年人参与，有助于维系社会交往、巩固社会资本以及激发社区归属感。改造社区空间是在创造一种居民参与平台，能够巩固新形成的社区公共性，为乡村社会治理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渝北区的互助养老实践探索不仅解决了农村养老问题，而且基于组织建设、阵地建设和文化建设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具有独特意义。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是一项长期的实践，互助养老已有基础比较薄弱，互助养老要持续深化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还要在可持续性保障、深化互助养老服务和挖掘社区内生动力上下功夫。
以项目制的形式开展农村互助养老工作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能够在短期内取得明显的效果，但也面临着可持续性问题。项目结束意味着经费断档和人员抽离，刚刚点燃的互助火苗和参与热情会因为项目中断而熄灭。村书记多次问及项目结束后能否继续，村里老人们也多次向社工表示希望将互助养老持续开展下去。通过互助养老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提供持续的资金保障和人员保障。在资金保障方面，互助养老点及分点养老设施设备建设资金可由区、镇财政承担，活动经费由村委会、区慈善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老人子女募捐等形式共同筹集，保障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进行。在人员保障方面，应该将重心放在本土人才培养上，不断挖掘并培育具有带领和自主发展意识的小组长，形成以养老专干引领的服务人员网。
在渝北区农村推广互助养老的时间比较短，大多数村内的互助养老还停留在浅层次，主要包括文化娱乐、上门探望服务，但是生活照顾类和康复护理类的服务十分有限，导致目前互助养老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程度不高。要深化互助养老服务，扩大乡村社会治理效果，需社工持续的引导和影响。一方面，要持续深化互助养老服务，不仅满足活跃老人和低龄老人的精神文化需求，还要解决高龄老人和残疾老人的生活照料问题；另一方面，要对已经初具雏形的老年志愿服务队伍、舞蹈队等老年人自组织进行持续赋能，促进这些老年人自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之一。
社区内生动力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在乡村开展互助养老要继续坚持社区发展思维，推动村落内源式发展。例如“熟人社会”中的互助积分操作问题，老人们普遍认为“没有必要”而放弃汇报或放弃记录，且互助小组长都是老人，绝大部分老人视力退化、记忆退化、文化程度较低，无法详细记录积分。老人们由此提出无须对积分进行记录，平时互助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定期评选表彰进行精神奖励更有意义。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并不完全符合老人们的需求，他们也会积极主动在其中融入自己的想法。所以，必须秉持一种可上可下的思维，在老人参与的前提下，培育社区内部发展能力，实现“为老人做”到“与老人做”再到“由老人做”的过程。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5月上刊，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整理摘编：时英平】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