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与未来

现在和10年前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正在迅速削弱。过去10年我们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国际经济贸易的市场份额，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低成本，而这个成本优势在今后5～10年内很可能会被大幅度削弱甚至丧失。 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有五个：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环保成本的上升；土地成本的上升；资源和能源成本的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的上升。这些因素在过去5年、10年中不断地累积，在过去两三年中进一步加速。为什么近年来的宏观调控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短期化？原因之一就是在成本升高后，几个调控目标之间越来越难以兼顾，一放松通胀就抬头，一收紧经济就不行，政策腾挪空间越来越小。 未来10年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 今后5～10年，我们的内在经济增长速度与过去10年相比可能大幅度降低。现在大家说可以到7%，但也许会是6%或者5%，这个只有10年之后我们才会知道。由于成本上升，今后10年的通胀也会比现在高，也许是4%、5%甚至更高，这个我们现在没办法去定量地判定它，但是“滞胀倾向”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我说的不是“滞胀”，而是“滞胀倾向”，就是今后5～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放慢到7%以下、通货膨胀上升到4%以上的这样一种倾向。借用比尔 · 格罗斯（Bill Gross）的说法，这种成本升高之后的“滞胀倾向”也可被称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这个新常态就是成本更高，通胀压力更大，经济的内生潜力更低。 它会带来什么后果呢？过去10年，投资和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后，出口这条路走不通了，在今后10年中，贸易顺差不可能再提高太多。想要靠增加出口来推动一个52万亿GDP的经济体，不仅其他国家受不了，中国的环境和资源也受不了。 没有投资增长和出口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消费是没有办法自己加速增长的，特别在现在我们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还没有进一步完善、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之前，希望消费能贡献3%～4% 以上的GDP增长是不现实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留下的抓手就是投资。投资中40%是工业投资，但是工业投资在今后5～10年里再指望它快速增长也不太现实。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20年的工业投资和产能扩张的大背景是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经济体转变为世界工厂的开放式经济体。如今，成本大幅上升之后，包括耐克和Coach在内的品牌商开始把工厂搬离中国，外商投资的迅速增长很难指望了。同时，由于环保因素，今后几年落后产能淘汰的力度必将大幅加大，再加上各种成本的上升和出口增速的下降，国内的工业产能扩张速度也会大幅放缓。 剔除出口、消费和工业投资，就只剩下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了，三驾马车现在只剩下一架的三分之二还可以跑，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何方？有人说，不是还有经济转型和新兴行业吗？经济转型是一代人的事，远水解不了近渴，指望新兴行业和经济转型能在5～10年内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是大跃进式的一厢情愿。所以，在2020年前，要想经济增长“保7”，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是仅存的动力。而且，从人口红利和储蓄率的角度看，今后7～8年是中国提升基础设施的最后机会，之后将很难找到足够的基建工人和足够的低成本资金。 换一个角度，从供给层面来分析，经济发展的三大推动力是人口的增长，人均资本（包括土地）的提升以及人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新和改革长远看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改革的初期不见得能立竿见影。例如，水电油气要素价格的改革，长期看有助于理顺机制、节约资源和增加供给，但是改革的初期却更多地体现为要素价格的提升，经济运行成本的增加。 我们现在人均GDP是6 200美元，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克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出路是什么？出路就是城镇化。现在关于城镇化的争论很多。从经济发展的三大推力上看，城镇化首先能够延续城市的人口红利，农村总的人口可能没增长，虽然总的劳动力人口也许不再增长，但是城镇化可以进一步推进城市的人口增长。其次，通过农村土地的流转实现土地资本的货币化，人均资本就能够增加，剩下的农业土地集约化使用，留在农业的劳动力的人均土地就能增加。再次，劳动生产率方面，中国过去10年对劳动力提高最大程度的实现，就是农民工的进城。人口的聚集和分工协作的深入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最直接途径。过去这几年农民工工资增速较快，正体现了他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化与新兴行业相比，我们的地方政府更知道怎么实现城镇化，相比之下，新兴行业大干快上反而造成了更多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过去几年太阳能、风能、锂电池、电动车、LED等一系列新兴行业的困境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关键就看能不能在今后5～10年执行好城镇化的战略，实现投资与消费的良性互动，促进城镇人口增长、人均资本增加和人均劳动生产率提高。供给层面的这三个改善才是真正应对成本上升的最佳路径，依靠收紧货币政策、地产调控等实际上进一步增加成本、加重滞胀倾向的政策反而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