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楷書七錢二分

中国银币珍品漫谈

泉界長久以來始終有“重收藏輕研究”及“厚古薄今”的現象，專注著眼於錢幣的本身，少就貨幣史上的地位與考古發現的結合。加上史料記載不全或保管不當，許多錢幣書籍上出現錯誤的敘述，浙江省造光緒元寶 “楷書”版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浙江機製銀幣與銀元局開辦概述

“楷書” 版在多數國內錢幣書籍之記載為「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如台港之《中國貨幣史話》、《中國金銀幣目錄》，大陸出版《金銀貨幣的鑒定》、《中國歷代金銀貨幣通覽》、《中國近代金銀幣圖典》，等，包括由杭州市錢幣學會編輯出版之《浙江錢幣》一書皆如是說。

浙省首座正式的造幣廠，是浙江巡撫廖壽豐向朝廷奏准設浙江銀元局後，自德國購置機器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正月開鑄。而後來清廷以各省設局過多，於同年四月下令除特許外均停鑄銀元，因此其即於是年七月奉旨停工，設備拆運至北京，做為籌辦 “京局”之用。許多錢刊誤以為浙江此時進口之機器，購自英國伯明翰廠，把光緒元寶楷書版銀幣的正確時間提前了數年，有的還把浙江銀元局停辦時間誤記成在庚子拳亂之後。

楷書版的正確製成日期

1981年美國人史威尼在英國出版了本《伯明翰造幣廠史》，此書發行者即為伯明翰造幣廠，內容中之準確性不容置疑，有許多寶貴史料可以澄清以往某些疑惑，浙江楷書版即其中之一。

根據伯明翰廠檔案，該廠在1902年4月底接獲倫敦貿易商代購機具。銀、銅幣模及機器於1902年運交，銀幣從未流通，文後附一元楷書版銀幣與當十銅元試製樣幣照片，一元樣幣部份為銀質，部份為銅鍍銀，記錄中也有枚銅質一元樣幣，現杭州浙江博物館即有由台灣陳吉茂先生捐贈一枚銅質一元樣幣。

由此可知，浙江省造光緒元寶楷書乃係浙江造幣廠再度開辦時英國伯明翰廠所代製，屬試樣幣，“楷書” 版其正確日期是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

楷書版銀幣未生產原因

浙江楷書版為何未能量產？自海關出版之貿易總冊裡可看出個端倪。根據光緒二十九年(1903)《杭州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中對新廠開鑄時間及狀況的記錄為：“ 4月間杭州之銅圓局開鑄當十銅元，以一架機器每日出銅圓十二萬枚，初時每鷹洋一元可換銅圓一百十枚，以期人之樂用也。繼而減至每元一百枚，後知仍有違禁運往上海者，因該處市價每鷹洋一元祇可換八十四枚也”

翌年記載則為：“城內銅圓局本年並未停工，以每日計之，約可鑄當十銅圓七十五萬枚，當二十之銅圓早已停鑄。以上銅圓每鷹洋一元可換銅圓九十枚，各錢舖兌出之價每鷹洋一元僅易銅圓八十二至八十八枚不等，業此者率皆美利均沾。按紫銅每擔價值銀不過三十餘兩計，銅圓九十枚重不過一斤零，故每紫銅一擔能鑄值洋一百餘元之銅圓，其獲利之厚亦不待言矣。無怪已決計來年正月大興土木，再添造一更軒廠之局屋 ”。光緒三十一年的記載內亦有：“八月杭城添建之銅圓局落成後仿照老局辦法日夜工作，每日夜能出銅圓二百五十萬枚。”製造銅元之獲利情況，由此可見一斑；業務旺盛需進口大量銅料，海關連續三年皆有詳盡之記錄，此後銅元充斥，僅略述概況。

銅元的興起肇因於制錢缺乏，而其情勢形成乃由於早先之太平天國和雲南回變，使得雲南銅產銳減，結果銅價上漲迫使許多鑄錢局關閉。亂事平定後清廷雖有意恢復，但客觀環境無法配合終究徒勞無功。中國自古以來皆以銅錢定價，故曰之「制錢」，銅價上揚使奸商屯積私毀牟利，更加重各地錢荒導致錢價高昂。香港政府大量製作銅仙輸往廣東獲利，兩廣總督李鴻章鑑此亦開始以機器造銅元，每枚重二錢當十文，「每百個換一元」，行情遠超過制錢千枚換銀一兩，除補錢荒也因之得利。當時海關報告總冊即指出： “各廠無暇鑄造銀元之故，即為趕鑄銅元” ，認為銅元興起在於 “ 並非百姓厭故喜新樂於使用，實因制錢大缺，無處兌換，不得不用銅元以便流行 ”。各省見狀紛爭仿傚，終使銅元氾濫成災。

由檔案可知，浙廠開工後以鑄銅幣有利可圖，急於趕製銅元，銀幣則以市面已有鷹洋等可用，因而製銀元計畫被冷落終遭棄置， “生不逢時” 是浙江光緒元寶楷書版未被採用的原因。

1.楷書七錢二分銀元。流通幣英文拼法(CHEHKIANG)與伯明翰廠原刻製者(CHE-KIANG)不同。

2.浙江楷書七錢二分銀元幣模照片，伯明翰廠存有浙江楷書一元正面沖模三只，背面沖模一只，二角背面沖模一只，一角正背面沖模各一只。浙江十文銅元　正背面沖模各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