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胜钱只是借助钱币的形制为载体,表达一种厌禳和祈求吉祥的寓意,不像正用品那样正统、规范。因此它能够运用各种各样的形制,铸造各种纹饰和铭文,纹饰多以花草、虫鱼、蜂蝶、瑞禽、瑞兽、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等为内容,反映社会生活的思想、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从而大大丰富了古代钱币文化的内涵。而且,厌胜钱多是民间铸造,这让民间艺人有了充分自主的发挥空间,所以,厌胜钱能够体现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审美情趣和创造性。
从内容上看,厌胜钱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佛神保佑”的信仰文化、“忠孝双全”的儒家伦理以及“趋吉避邪”的民俗观念。
一、“佛神保佑”的信仰文化
信仰是对某一自然事物、某一种学说、某一种宗教或某一个人物的崇拜、信奉,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理想、对美好操守德行的崇仰。长期处于困顿生活中的老百姓,因为不能正确的认识自然、社会现象,找不到穷困、非命的原因,所以,只好借助宗教来寄托,把生存的希望交给了神佛。比如,为了求得平安、团圆和幸福,除了到庙宇进香、捐钱物、捐造像外,还要禳祷邪神和鬼祟,以期得到神、佛、天地的保佑和恩赐,得到邪神和鬼祟的宽宥。对那些通过道士、巫师可以压服震慑的邪祟则要书符或铸制辟邪品进行镇压(厌禳),而钱形饰物就成为既方便又理想的厌胜品。这使得厌胜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把它作为沟通人与神的法物,用它来祭祀祖先神灵,并相信它能祛疫辟邪,禳出灾祸。
“一般说来,宗教艺术首先是特定时代社会的宗教宣传品,它们是信仰、崇拜,而不是单纯观赏的对象。它们的美的理想和审美形式是为宗教内容服务的。(65)”当然,作为一门艺术形式,宗教艺术也“是一种具有审美价值、富有情感专达的艺术创造,是以可视可闻的形式语言来明确揭示宗教教义的艺术。(66)”在封建宗教信仰的时代,厌胜钱的功能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人们的一种信物,它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鬼神的替代品,特别是在一个经济生产落后、社会动荡不安、自然灾害及战争骚扰的愚昧时代,厌胜钱在传播信仰方面的作用会显得更加突出。
汉代已有使用星相方位、制作器皿及祝诅等厌胜之术,用来威慑镇压对方。早期的厌胜钱,就是以厌禳为目的而特制的钱形物,相当一部份是佩饰物,有文字,还铸有各种如星斗、宝剑、四灵等图案。“何谓四灵?麟、凤、鱼龙谓之四灵。”(67)
魏晋南北朝时期,真正具有道教性质的纹饰已经开始出现的厌胜钱上,这标志着道教厌胜钱的产生。唐代统治者,自称为“老子”的后裔,奉行崇道政策,由此,道教厌胜钱也逐渐流行起来。但是道教内容在厌胜钱上的反映相对滞后,直到宋朝道教厌胜钱才丰富起来。
宋朝道教盛行,创造了“本命”说:凡本人初生年月在六十甲子干支之年,叫“本命元辰”,也叫“本命年”,又把六十甲子星宿化,六十甲子成为六十尊元辰星宿神,塑像供奉,又据此铸造了12枚一套的“星官钱”,每枚一个属相,一个星官,称之为“本命星官”,供人配戴。后来又将十二辰铸在一枚钱上。这些钱流传至今颇多。
元朝厌胜钱铸有“天师”钱,钱面右侧张天师按剑而立,左侧两小鬼,作相呼奔逃状,穿上有荷座莲牌书“张天师”;钱背三环,内环铸十二地支文字,中环铸云雷纹一轮,外环铸十二生肖动物形。“天师”钱还有其他品种。张天师,字辅汉,本名张陵,得道后称张道陵,东汉沛人。永平时拜江洲令,后弃官归隐,入江西龙虎山习炼丹符咒之术,从学者颇众。道陵死,子衡传其道。后唐玄宗册赠为“太师”,道教尊为祖天师。
明朝盛行八卦钱,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也。《周易·系辞下》:“古者疱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68)” 钱面八卦卦象及卦名绕圆穿一周,背面作十二生肖形及十二地支名绕圆穿一周。此类钱是八卦和生肖钱结合,种类甚多。还有一种八卦钱的背面为道家符录及敕文:“雷霆雷霆,杀鬼降精、斩妖辟邪,永保神清。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 左右符文为:“雷令杀鬼”。这类钱也称为“雷霆钱”,所谓雷霆钱即源于古人对雷电的自然现象一无所知,便编造了雷煞、雷神、雷公、雷师的天话,塑造了雷神的形象—鹰嘴、毛角、肉翅,左手执斧右手握捶,为雨师开道。遇到妖怪和恶人,挥锤击斧,震其死命。古人还认为雷神是惩恶扬善之尊者,“雷”是惩恶辟邪的法宝。因此古来道家用雷霆钱为人驱邪、震慑鬼魅。明朝民间以为钟馗能驱邪降福,因而也铸有钟馗降鬼的厌胜钱。八仙也是明朝常铸的厌胜钱,或将八仙铸于一枚,或仅铸八仙所持法器于一枚,谓之“暗八仙。”
“躯邪降福”钱,黄铜质,熟旧。面左为“躯邪降福”,右边一人手托法物前举,接一蟢子。背“五毒”,蟾蜍、蜥蜴、虎、蛇、蜘蛛。蟢子为室内一种短腿小蜘蛛。蟢子从天而降,取“喜从天降”之意。“五毒”对人极为有害,因此人们认为应该驱除。
及至清朝,民间铸行的厌胜钱的道教内容更为丰富,根据钱面文字和纹饰来看,综合了前朝各代生肖、符咒、降魔、避毒、八仙等内容,图案更加精细。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比起道教而言,显出更强的包容性和通俗特征,因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唐宋时期,厌胜钱就已经开始在佛教场所中被运用,钱文上多有“阿弥陀佛”之类的吉语。辽宋夏金元时期,佛教厌胜钱数量开始激增。钱面上一般铸有佛名佛像,“文殊普贤”、“阿弥陀佛”、“慈悲方寸”等钱文,甚至铸有唐玄奘取经故事图。元朝还有庙宇供养钱,即礼佛供品的专用钱,也称“香火钱”。
凡宗教信仰,大都具有专一性和排他性,然而中华民族具有博大的包容精神,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并未有太激烈的争斗。特别是在民间,佛、道更是区别不大,人们求佛拜神都是为了求得心灵的抚慰,行善积德,以求来世的幸福。因此,在厌胜钱中,既有本土的道教内容,也有外来的佛教内容,后期还有将“观音佛祖”与“天后娘娘”等铸为一套的,已经属于佛道不分,佛道大同了。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现象。
二、“忠孝双全”的儒家伦理
“忠”和“孝”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传统的儒家思想认为,父子之间的“孝”是社会中中人与人的关系里重要的一环。《说文解字》对“孝”的解释为:“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69)” 子女能够对父母、长辈的顺从和敬养,善事父母,关系必然和谐,这是一种尽善尽美的人伦关系。儒家通过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五伦”思想将传统社会中的基本人际关系纳入到一个人伦坐标系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封建家长制的家庭是以家庭为本位、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庭不仅有着家庭这一物的层面上的意义,而且也有着社会学上的意义,即包括父、母、兄、弟、子五个基本要素及父子、夫妇、兄弟三种关系,其中以父子、婆媳延续为主轴。早在周礼之中,就制定了一套完备的维护家庭伦理和社会等级关系、严格上下尊卑秩序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其中首先推重的便是家庭。在“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外,还有对“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70)” 等做人义理的礼法强调,这些礼制规矩的制定形成了严格稳定的家庭结构。
厌胜钱中最常见的就是二十四孝故事钱,从宋代开始流行。“二十四孝”是中国封建社会所褒美的二十四位孝子、孝女事亲的故事。除了虞舜为传说人物外,其余均为春秋、战国、汉、晋至北宋时期的现实人物,他们分别是郯子、老莱子、曾参、仲由、闵损、刘恒、郭巨、董永、江革、黄香、姜诗、丁兰等。厌胜钱经常表达其中的四个孝亲故事。
以一枚厌胜钱图案举例说明:第一组系“郭巨埋儿”故事:西汉隆虑人郭巨,早年丧父,家贫,但奉母至孝。每单供母饭,母必分与孙。巨对妻日:“家贫不能供,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与妻商议埋儿,节食供母。掘地三尺,得黄金一锅,上有丹书十二字:“天赐郭巨,官不得夺,人不得取。”钱图中举镢者为郭巨,梳髻着裙扛锹者为郭妻,头下脚上者为郭巨之子。将钱顺时针旋转,出现一鱼,鱼上为一仰卧人物。这一组图案为“王祥卧冰”故事。魏末晋初,临沂人王祥,事继母笃孝。母病欲食鲜鱼,时天寒地冻,河水坚冰,王祥脱衣焐冰,冰解,有双鲤跃出,母食鱼后病愈。顺时钟旋转则看到第三组图案,一人跪拜,面前一丛竹笋,此为“二十四孝”中的“孟宗哭竹”故事。三国时吴人孟宗,事母极孝,母嗜好笋,而冬时未生,宗入竹林泣祷、笋忽逆时而出,宗采为母食。后宗作监池司马,做鲊寄母,母寄还之曰:“汝为渔官,何不避嫌?”闻母亡,犯禁弃官而奔丧。第四组图案是一人肩担重物前行,有匆匆之感,此图当是“二十四孝”中的“曾参樵采”。战国时人曾参,事亲至孝。一天,曾参上山砍柴,曾母一人在家。家中来了客人,其母无法招待,焦急之中咬了一下自己的手指。曾参仍在山中,突然感到心疼,急忙挑柴回家。到家后,见状,便问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母亲说:“家中来了客人,急盼你回家,将手指都咬破了。”曾参说:“娘啮指儿便心疼。”曾参至孝,感天动地,遂使母子啮指心疼。此钱当为劝善用品,为孝子、孝女所佩带。
古人以“聚族而居”、“家大业大”为荣耀,而以分家析产,大家化小家为耻辱。如能“四代同堂”、“五代同堂”,不仅会被世人所溢美,甚至还会得到皇帝的嘉奖—旌表其门。因此,古人希望“多子多孙,多福多寿”,“夫妇齐眉,儿孙满堂”,希望儿孙能够有“五男二女”,且能够“五子登科”、“一举夺魁”、“状元及第”。《宋史·窦仪传》记载:宋代窦禹钧的五个儿子仪、俨、侃、偁、僖相继及第,“仪学问优博,风度峻势。弟俨、侃、偁、僖皆相继登科。冯道与禹钧有旧,尝赠诗,有‘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缙绅多讽诵之,当时号为窦氏五龙”(71)。 后人演绎为“五子登科”,借以期翼家族中子弟都能如窦氏五子一样高中科举、建立功名、光宗耀祖。这一类厌胜钱钱币上的图案,多是五个小孩嬉戏各作惊喜状,寓“五子登科”,也寓意连生贵子,所生五子皆能贵富,钱面方穿上一小儿独折桂,喻庆贺首先折桂之意,如窦仪一样为兄弟们表率。
鱼龙变化,在我国民间传说中,河鲤若能跃过龙门,便成为“龙”,脱身鱼界,上天入渊,来去自如。因此在科举时代,人们常用鲤鱼跃龙门来比喻科举中第,未取得功名前就如同一条鲤鱼一样渺小而不为社会所重;考取功名后如同蛟龙一样不可一世。后世以“鱼龙变化”来比喻考取功名后的身价改变。
中华民族以儒家文化为精神支柱,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颇深,因此,在每一位知识分子心中都有出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情壮志。《礼记》所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72)”“忠孝两全”是他们的愿望。《吕氏春秋》曰:“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73)” 厌胜钱上反映的“状元及第”、“连中三元”、“独占花魁”、“一品当朝”等表现了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渴望功名一展个人才能抱负的强烈愿望,也表达了他们希望以科举求官职继而为君主尽忠、为国家效力的志向。
三、“趋吉避邪”的民俗观念
吉祥观念将万事万物加以区别,即相信一些物事能获致吉庆祥瑞,另一些物事则可以躲避灾祸邪祟,其终极思想就是趋吉避邪。“趋吉避邪”是人类从古至今的心理欲求。
吉祥观念的产生实际上是来源于古人对生活的不安定感,这种自然界与人世间的吉凶瓜葛,是人类创造厌胜钱并以之趋吉避凶的客观基础。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常常会碰到一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或困难,给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增加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只好借助某些特定的事物作为解决这些困难,减轻心理负担的依靠,从观念上相信利用这些特定事物可以战胜困难。一方面,人们希望求致、获取、掌握有利于人的事物,如财源广进、福寿康宁等,一方面希望能够抵御、驱除、镇辟不利于人的物事,如“永绥百禄”、“祓除不祥”等。
压胜钱表达人们的“趋吉避邪”情感和愿望,主要从祈福、辟邪两个方面来实现的。吉祥的内容首推“五福”。“五福”之说始见于《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74)。 显然,“五福”具体指五种人间幸福,民间“五福”说,又指“福、禄、寿、喜、财”。作为这种“趋吉避邪”观念的物质依托,厌胜钱被认为具有特殊的神灵力量,能够产生使人信服的功效。因而人们把厌胜钱当作生活中的随身物品来携带,作为讨吉祈利的心理寄托和追求美好事物的依靠。
这类钱分为几种:
1、吉语钱,又称口彩钱、祈祝钱。多用吉祥语,以祈求吉利、平安、如意、长寿、高官、财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为主题。常见的祝寿钱、撒帐钱、上梁钱都属这个类别。吉语钱的内容丰富,涉及到历史、地理、风俗、宗教、经济等多个方面,是古代社会意识的反映,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人们的思想面貌。
2、吉祥图纹钱。多描绘各种物象来表达图案的寓意。民间有“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说法。这类钱习惯用谐音表意和用象征手法表达吉祥寓意,这些吉祥主题纹饰构成了厌胜钱上图案的题旨,它既是对生活中各种事物的概括,又寄托着铸造者希望通过抽象概念得以准确表现的愿望。如佛手之延寿、萱草之宜男、石榴之多子、牡丹之富贵等。这些图案运用象征性的表述方法,将祈福纳祥、趋吉避邪的思想观念,通过谐音、悬念、借代、比喻等方法,曲折含蓄地表达出来。
3、祥禽瑞兽钱。动物与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动物形象以各种形式渗透到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中,它们成为人们祭奠祖先与神灵,祈盼平安幸福,寓意、象征人类完美理想的祥禽瑞兽。厌胜钱中常见的动物有龙、凤、狮、鱼、鹿、鸟、羊、龟、鹤、蛇、蜘蛛、蝙蝠等,如龙凤钱、双凤钱、双鱼钱、鱼龙钱、双狮钱、双鹿钱、龟鹤齐寿钱等。
表现“趋吉”意思的题材有“刘海戏金蟾”,钱面描绘了憨态可掬的刘海手持一条彩线在戏弄一只大金蟾,大金蟾不断地吐出一枚枚铜钱,刘海用彩线将铜钱一一串起来,象征财源不尽。钱背为一头鹿在树荫下,象征福禄。
中华民族还把中国固有的趋吉纳福思想与佛教追求来生幸福、财富的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并加以崇拜,将自己的愿望寄托在了随身携带的厌胜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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