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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人本质上都是经济和利益关系，所有的人情来往背后都是隐性的经济利益，所谓人情债就是往来中的隐性债务。
自古以来，人们都不可避免地需要针对退休养老、针对未来风险、针对未来不测之灾而提前进行规避，都会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面临生老病死、养老等问题。
利益交换是个体生存的必须
无论古代现代，单个人生存下来的能力是很低的，天灾人祸、生老病死时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所以，为了生存和生命的延续，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交换是人类活下去的必须。
人类自古就以个体生存，人际经济交易、感情交换历来是人在得以存活的主要保障形式，必须通过彼此间的利益交换，特别是在不同时间、空间之间的人际利益交换来最大化我们的生存概率，来让我们对未来生活保障有安全感。
但是，人际交易尤其是跨时间或空间的人际交易必须以相互信任为前提，否则，交易的不安全使我们即便有需要，也不去跟他人做不同时空间的价值交换，不会去互相保险，互相借贷、互相养老、互相投资。
对未来跨时间、空间的利益交换就是金融交易，人际间的金融交易是任何社会都必须进行的，只是每个时期实现人际金融交易的形式、方式不一样。
原始社会时，人靠捕获野生动物、采掘野生果菜养活自己，那种生产方式下，个人会经常猎 不到动物，如果不是在部落之间人人共享猎摘成果，许多人会饿死。
部落公有制是一种实现形式，那种安排下，个人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财产，也没有自己的权利，好处是，在大家都没有自我，所有东西和果实都共享，让彼此活下去的能力最大化。
农业社会里，人际金融交易也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其交易范围缩小到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
家族家庭之内不分你我，养子就是为了防老，子女即人格化的保险品、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亲戚间礼尚往来就是说的跨时间价值交换的代名词，得到一份礼就让你欠份情，下次回礼时你才还了那份人情，所以，那种金融交易安排下，交易头寸是以人情记下，而不是以显性金融合约的形式记录的。
现代社会人们则是更多的依靠保险、养老基金、社保、证券等现代金融工具，实现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的控制，安排养老等远期规划。
养儿防老进行人际隐性金融交易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没有股票，没有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没退休金和住房按揭贷款，他们怎么去规避未来风险、安排不同年纪时的生活需要呢？
他们靠的是后代、靠的是家族、宗族。
如果按照现代金融理论的角度去理解，家庭的后代就是他们的股票、退休金、保险、信贷，这些证券被人格化表现在后代身上，后代是证券工具的具体替代。
家庭有两个主要功能：
一个是经济互助，一个是社会功能即精神互助。
经济功能包括两方面：
在家庭内部存在各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父母在后代身上有投资，所以后代有隐性回报责任； 兄弟姐妹之间则你欠我的，我欠你的；相互间存在许多说不清的隐性债务，保险责任。
第二、因血缘关系，家能大大减少各成员间利益交换的执行风险，减少交易成本。
养子防老，亲戚间礼尚往来，生老病死时的相互帮助，这些都是保险、养老、信贷、投资等的具体实现形式，血浓于水的信念是用以强化这种体系的信用基础的文化价值。
当子女是实现跨时间价值转移的主要方式时，农民规避风险和养老境况就不是由保险产品的好坏、股票的多少，基金的投资组合决定，而是由儿子数量和质量决定 ，所谓多子多福。四民同堂之所以是理想境界，也因为这样以来，进行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范围就可以尽可能地大。所以，越传统的农业社会会在医疗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让人口膨胀。
家文化、孝文化是隐性交易的文化制度保障
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庭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他源自农业社会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两千五百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
血缘关系的永恒即是信用。所以，儒家的孝道是一种基于血缘的跨时间、跨空间人际利益交换安排，而三纲五常所规范的名分等级秩序则是支持这种交易体系文化制度保障。三纲五常的安排下，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其名分、等级，越位就犯上。
甚至朝廷法律也明文规定不孝子该杀。这种刚性秩序当然能增加孝道下的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安全，父母不用担心在子女身上的投资会没有回报。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普遍对儒家建立的这种刚性交易体系放心，家庭、家族内的金交易风险小。
儒家的这种刚性体系过于偏重父母、兄长作为投资者的权利，压制子女的权利。在这样一种隐性金融交易安排下，养子防老等于把子女当成了经济工具，家庭的建立、养子等，都过多 地受到利益驱使，令利益和感情无法分离。其结果只能是淡化家庭的情感功能 ，侵蚀亲情间的情感氛围。
在儒家孝道体系下人更多是作为投资、保险、信贷交易的载体存在，人首先经济工具，而人性价值、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被牺牲太多 。一个人可以因不孝而被处死，等于说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就金融交易的载体，就是他的金融工具，就体现养子防老，不承认超越金融交易载体的人权。
在没有市场提供各类保险、借贷、股票、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品种的前提下，成家生儿育女，而且最好是生儿子，就成了规避未来物质风险精神风险的具体手段，即所谓养儿防老。生儿女即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习的保险，儿女是人格化了的金融品种。父母对子女的爱不重要 ，关键是儿女长大后要孝，这是保证父母投资有所回报的关键。养子防老保险和投资概念，而孝则是儿女发行隐性契约的概念。以孝和义务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孔孟为了降低这些隐性利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安全而设计的。
伦理关系即表现为一种义务关系儒家文化的核心是按照天然的长幼以及男女将每个人编入一个等级组织中，然后，根据出生位置给他以一辈子不变责任与义务，永远没有自我。从儿女出生开始，通过论语等经典将他们嵌入孔家店，扣上三纲包袱，让他们任何时候都会因不服长老的意愿而内疚得无地自容。这个孔家店只有一个目的，保证父母，兄长以其他长老投资有回报。
现代金融交易取代隐性金融交易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 、文化价值观的变化 ，原来血缘、亲情实现的隐性金融交易正在由金融市场以显性金融交易的形式取而代之，靠友情实现的交易越来越由市场取代。
文化价值的目的第一最大化人活下去的概率，第二是最大化个人的自由。
人出生之前是无法选择家庭出生顺序的，所以，以长幼定名分、责任实现的利益机制非自愿交易，而强制性的交易有悖于个人权利。
把利益交易从家庭功能中剥离，由金融市场取代，这当然能减轻因利益交换给家庭带来的张力，但也要一种全新社会政治制度、一种新文化。
换言之，如果个人经济风险交易功能要由家庭来承担，那就对家庭文化有相应的要求，在中国就有了儒家文化； 如果这种经济功能要由市场来承担，那么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必须有相应内容，在此背景下西方发展出自由、民与法治，与此同时西方的家越来越成为一个单纯的精神生活细胞，以兄弟姐妹间、长辈与晚辈间的感情交流为基础。
当金融市场取代了家的保险互助功能，从而使类似于儒家这样的传统文化的必要性降低之后，人们的生活质量是反而更好。结语
隐性的经济交易几乎完全从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中退出之后，父母可以在退休后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不需要受后代的支配，对于儿女来说，他们也不用感到孝的责任压力，但他们出于爱父母还是可能自愿选择去照顾父母。
家本来就应该是情感维系的纽带，而少一些利益交易，哪怕是隐性利益交易，回归简单的情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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