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之累

——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

江西省粮食局   眭达明

       轼在翰林，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毕仲游以书戒之曰：“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皆言语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犹抱石而救溺也。”轼不能从。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卒，子赵熙立，是为哲宗。哲宗即位时只有10岁，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逐渐改变熙宁新法，熙宁、元丰年间受打击的人相继起复并受到重用。因乌台诗案被人构陷，虎口余生，贬赴黄州多年的苏轼也得到提拔，先升中书舍人，再升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升侍读学士。苏轼到朝廷做秘书后，起草了好几份任职文书，既使他受到赞誉，也为他带来了祸患。

       元祐元年（1086）三月，也就是苏轼被任命为中书舍人的当月，御史吕陶上疏弹劾司农少卿范子渊，说他在元丰年间掌管河工，浪费钱币数额巨大，护堤修坝的人淹死的数不清，但事情最终也没有办成，请求将他罢免。宋哲宗于是撤掉范子渊的职务，降任峡州知府。苏轼受命起草范子渊的贬官诏书，大意是：“汝以有限之财，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诸必死之地（你用国家有限的钱财，兴作肯定不会成功的工役；驱使无辜的平民百姓，搁置在一定会丧生丢命的地方）”。这份诏书普遍获得好评。

       当年六月，宋哲宗听从了王岩叟等人的意见，贬授吕惠卿建宁军节度副使，罚本州安置，不许签判公事。苏轼起草制词，其中有这样的话：“先帝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以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先帝起初怀着帝尧那样的仁心，姑且试用伯鲧；最终凭借孔子一般的圣明，不信任宰予）。”读了这份制词，天下人拍手称快。

       元祐三年（1088）四月初五日，中书侍郎吕大防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任命制书是苏轼起草的。制书内有“民亦劳止，庶臻康靖之期”等句。“民亦劳止”是《诗经·生民》中的句子。原意是讽刺周厉王虐民。苏轼借用此语，意在批评新法的害民，希望吕大防做宰相后能关心民生，导致天下丰收太平。因为此语用得得体，在当时也获得了不少赞誉。

       然而，苏轼起草的这些任职文书，在获得普遍好评的同时，也把不少人给得罪了。就在起草吕大防任相制书之后不久，毕仲游曾写信告诫他说：“言论的危害，不但是指嘴里说出来的话，那些诗歌里描写的，赋颂里赞唱的，碑铭里寄托的，序记里记录的，都是言论。现在你知道害怕嘴巴招祸，但是还没有顾忌到写文章也会惹是生非，自己认为好的就加以肯定，那被你肯定的人当然高兴；自己觉得不对的就对它加以否定，那被你否定的人就会怨恨你。感到高兴的人不一定会对你提供什么帮助，但怨恨你的人可能已经把你要做的事情给破坏了。你不是谏官也不是御史，却喜欢褒贬别人，这样危及自身、触犯忌讳地把自己混同于负有言责的谏官和御史，差不多就跟抱着石头下水救人一样了。”毕仲游希望苏轼以后少在文章（实际上主要是指公文）里规诫批评时政，褒贬人物，但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苏轼哪能听进去？结果果然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和祸患。

       元祐六年（1091）八月，侍御史贾易、御史中丞赵君锡等相继上疏，举劾苏轼起草的吕大防拜相制书中引用厉王时代的诗，来比拟熙宁、元丰朝的政治，意在借古讽今，讥刺神宗。幸亏号称“女中尧舜”的高太后识破了贾易等人的用心，只免去苏轼的翰林学士承旨之职，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而贾易、赵君锡则分别受到贬谪。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元祐八年（1093）五月，御史董敦逸、黄庆基举劾苏轼元祐元年起草吕惠卿贬官告词中有“诽谤先帝”“讥斥先朝”的词句。宰相吕大防、门下侍郎苏辙（苏轼弟）等人上疏为苏轼辩白，苏轼本人也上呈札子为自己辩护，说：“臣担任中书舍人的时候，正好碰上朝廷贬逐了几个人，文书所使用的词句，都是原来下达的谕旨所说的罪状，不是臣以个人的意见所敢增减的，其中吕惠卿的告词，事情牵涉上一个朝代，因而有所忌讳；臣愚意以为古今关系就像是鲧是尧帝的大臣而不会因此影响尧帝的贤德，宰予是孔子的弟子而不会损害孔子的圣明。而且何况吕惠卿再加贬黜是先帝的本意，这样臣小小的忠心，也就自认为是无负于先帝了。现在黄庆基竟然反过来指责，认为是诽谤，这不是最厉害的假托名目进行诬陷吗！”太皇太后命令苏辙转告苏轼说：“因为近来众人正互相罗织文字，更需要注意小心尽责。”因为有太皇太后的保护，这次苏轼也未受处分，而董、黄二人被罢官。

       苏轼两次受到太皇太后的保护，使他免遭祸患，但这年九月太皇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起用元丰派，黜退元祐派，董敦逸恢复原官，重提旧事，第二年（绍圣元年），苏轼终于以草拟吕惠卿贬官告词“指斥先帝”的罪犯贬知英州。接着侍御史来之邵又来一疏，于是途中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四年（1097）二月，苏轼再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昌化军在今海南省儋县西北，过岭（大庚岭）过海（琼州海峡）安置流放是宋朝对“罪臣”最严重的处罚。三年后，宋徽宗嗣位，朝廷大赦，苏轼才得以内移北还。当风烛残年的苏轼从海南贬所北归途经润州（镇江）时，在金山寺看到李公麟（北宋名画家，苏轼好友）所画东坡像，回顾一生，心湖难平，感慨万千，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一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临近人生旅途的终点，诗人诙谐风趣的天性依然不改，以自嘲而又自豪的戏言对自己的一生做评说。两个月后，一代文豪病逝常州，享年65岁。

       苏轼一生多灾多难，而且都与文字有关。他因文字议论触怒王安石及之后的乌台诗案不说，仅因起草公文招致的祸患就够他受的了。苏轼的后半生所受的苦难，几乎都是因起草公文而引起的。他虽然痛感“平生文字为吾累”，也曾发誓“扫除习气不吟诗”，但“澄清天下之志”的心声时刻召唤着他，激励着他，所以他在翰林职任上，每次奉命起草文书，都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尽心尽责地把公文写好，这种敬业精神是值得现在的秘书好好学习的。

（来源：秘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