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届高三复习统编版教材小说一览
《百合花》 茹志鹃
背景、情节及主题
    作家写这篇小说时，正值反右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她的亲人也未能幸免于此。面对冷酷的现实，她不由怀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于是，这象征着纯洁与感情的“百合花”便在作家“匝匝忧虑”、“不无悲凉的思念”之中灿然开放，给当时文坛带来一股沁人的清香。
《百合花》的成功主要在于作家在表现革命战争、军民关系这类庄严主题时突破了当时流行的条条框框，显现出清新俊逸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 以朴素、自然、清新的笔调抒写和赞美了人与人之间的最美好最纯真的感情，创造出一种优美圣洁的意境，反映了战时军民之间的鱼水情谊，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则是对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赞美。它向世人展示了人类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丽的热爱，即便是在战火连天的时代。
2、人物特点
小通讯员：年仅19岁，参军才一年。他涉世不深、天真质朴，不乏关心战友、体贴群众的爱心，又对生活充满情趣，枪筒里常用树枝和野花来点缀；他憨厚腼腆，与女同志一接触便浑身不自在，但在危急关头却能挺身而出舍己救人。
新媳妇：过门才三天，浑身上下洋溢着喜气。她尽咬着嘴唇笑，好像忍了一肚子笑料没笑完。这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善良纯朴，对“同志”有着朴素天然的骨肉情深，一旦理解了战争的意义，理解了小通讯员生命的价值，她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唯一的最心爱的嫁妆敬献出来。
主要运用手法
    选材上讲，作者将战火纷飞的战斗场面推为背景，将小通讯员壮烈牺牲情景通过民工的叙述从侧面表现出来，就连小通讯员第一次向新媳妇借被碰壁的冲突也是做暗场处理，不做正面描写。
作品仅仅截取几个极为普通的生活横断面，从几件平凡的小事中深入开掘，展开对军民关系饶有诗意的描写。
作者的构思巧妙，“她以那条枣红底上洒满百合花的假洋缎被面做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以纯洁的百合花象征人物的美好心灵，使小说中的人物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和力量源泉，以小见大，意味深长。”
作者还擅长通过细腻而有层次的心理活动来刻画人物。小说通过“我”的一系列心理变化，由远而近、由表及里、由淡而浓地刻画和凸现了小通讯员动人的形象。
善于运用典型的细节描写也是这篇小说的特点。如小战士枪筒中插的树枝和野花，他衣肩上的破洞，给“我”开饭的两个馒头，以及那条百合花被等细节都在作品中重复出现，前呼后应。
作家作品特色
   注重构思的精巧。她往往是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提炼出一两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作媒介，展开对人物的心灵历程的描写。如《百合花》中的新被子，《高高的白杨树》中的白杨树，《里程》中的大石头，《如愿》中的大苹果和小绒，《戊春暖时节》中的清水虾等，既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寄托，又是作者展开描写的凭借，它们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很巧妙地把全篇各部分的内容贯串起来，构成一个艺术的整体。她的不少成功之作，凭借这些象征性事物，将理、事、情统一于一体，使作品充满着诗意和哲理，产生了很强的艺术魅力。
茹志鹃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她在创作上坚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和有意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有很大的关系。她那些细腻描写劳动妇女生活命运变化和展现她们瑰丽多彩内心世界的短篇小说，是别的作家的作品无法代替的，因而给现代文学园地增添了新的色彩。

《哦，香雪》铁凝
背景、情节及主题
    以一个北方偏僻的小山村台儿沟为叙事和抒情背景，通过对香雪等一群乡村少女的生动描摹，叙写了每天只停留“一分钟”的火车，给一向宁静闭塞的山村带来的搅扰，也给一向平静单纯的少女们的心带来了波澜。天生好奇的少女们，每次都以极其隆重的方式一一像过节一样梳妆打扮，去迎接那列只停一分钟的火车的到来。
小说重点写了少女香雪的一段小小的历险经历：她在那停车一分钟的间隙里，由于对一只可以自动合上的铅笔盒的渴盼，毅然踏进了车厢，用积攒的四十个鸡蛋，换来了一个向往已久的带磁铁的泡沫塑料铅笔盒。为此，她一个人摸黑走了三十里的山路，并甘愿受父母的责怪。归途的心理描写表明了少女香雪对山外文明的向往，对改变山村封闭落后、摆脱贫穷的心情，还有山里姑娘的那份自爱自尊。
本文展现了宁静、庄严、诗化的自然美；展现了纯朴善良、不屈不挠的人性美；人性的纯朴与环境的闭塞、落后相伴而生；揭示了青春对远方世界不可抑制的想象；⑤城乡差异所导致的心理失衡；现代文明对传统山村生活方式的冲击。
人物特点
   是一个纯洁美丽的17岁的小姑娘，很有求知欲望，是小山村里唯一的一位初中生，她热爱学习，积极乐观，文静害羞，胆怯却刚毅，并且这个姑娘也有很比较强的自尊心，就算因为自身贫穷遭到来自同学的排挤，却依然向往美好，积极阳光。她也是个腼腆胆小却又坚韧刚毅的姑娘，她在车停靠的一分钟里，将自己的鸡蛋换来了向往了很久的铅笔盒，尽管她这样做会被父母责怪，尽管她需要走几十里的公路，尽管她需要摸黑走上回家的路，她还是决定换来那个铅笔盒。她向往走出贫穷，向往城市文明。
主要手法
   作者选取了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把叙述者确定在城市人的位置上，根据情感抒发的内在逻辑将情节片段加以组接。火车象征着现代文明，它为台儿沟打开了一扇瞭望外面世界的窗口，唤醒了山村姑娘心中的精神向往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性格鲜明的人物刻画；短暂“一分钟”的叙事，巧妙又完美；诗意的语言。小说风格淡雅，意境悠远，语言清新。这是铁凝的成名作，代表了她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纯净、清爽的青春气息和诗情画意。
作家作品特色
    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占据重要的地位，对女性的书写总是透露着时代心声和文学魅力。刻画女性敏感的心灵世界，是铁凝始终怀有的艺术兴趣。总是在历史和文化中来表现女性，铁凝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写了《麦秸垛》和《棉花垛》这两篇小说，后来又写了《青草垛》。铁凝深刻揭示了物质贫困中的女性依然具有的自我意识，及其背后所隐藏着的沉重的历史压力。
　　《玫瑰门》探讨着中国女性的深刻悲剧，揭示女性如何成为传统父权制的牺牲品，同时又为男性建构的历史暴力所再度裹挟。《永远有多远》讲述北京胡同里年轻女性白大省的生活经历。写出女性内在的自我，她们内心渴望成为另一个更具有女性生命意识，可以获得爱欲自由的女人。
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一种奇妙的素质，那就是渴望抛离身处的环境。在她们平常的外表下，掩盖的是强烈的相异性，拒绝同质化。铁凝笔下的女性形象，与她同时代的其他作家非常不同，她们如此鲜明地具有自己“脱序”的冲动，并且付诸行动，要顽强地成为“他者”。

《祝福》鲁迅
1、背景、情节及主题
    小说通过描述祥林嫂悲剧的一生，表现了作者对受压迫妇女的同情以及对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无情揭露。也阐述了像文中的'我'一样的启蒙知识分子，对当时人们自私自利以及世态炎凉的这一社会现状的无动于衷和不知所措。
祥林嫂是一个受尽封建礼教压迫的穷苦农家妇女。丈夫死后，婆婆要卖掉她。她被逼出逃，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做工，但很快又被婆家抢走。婆婆拿走了她的工钱，把她卖到贺家成亲。在与贺老六有了儿子阿毛后，祥林嫂终于过上安稳日子。但不久后贺老六因伤寒而死，阿毛又被狼叼走。双重打击下的祥林嫂，犹如行尸走肉，她只能回到鲁四老爷家做工，却更被人们排斥，被认为改嫁“有罪”，在她千辛万苦积钱捐了门槛赎罪后，依然摆脱不了人们的歧视。最后，她沿街乞讨，在鲁镇一年一度的“祝福”中，惨死街头。
人物特点
祥林嫂是鲁迅笔下的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村妇女，她具有中国传统妇女应该具备的勤劳、善良、质朴、仁爱、坚强品性，与所有封建社会的女性一样，处于受剥削、压迫地位。然而，她对自己的地位和被剥削命运毫不知晓，心甘情愿地接受封建社会对其进行的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这就是她性格的可悲之处。当命运发生重大变故时，所有的人对祥林嫂都没有同情，她处于矛盾痛苦的挣扎之中，当然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反而成为被践踏、被伤害、被愚弄的对象，遭人鄙视，慢慢地被封建社会所吞噬。在祥林嫂的悲剧人生中，她也有反抗，也想抗争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具体的抗争过程如下：当他丈夫死后，她被迫改嫁时反抗了，但还是被她的婆婆压倒。当第二任丈夫和孩子死后，人们认为她是一个不吉利的人，对之进行侮辱和伤害时，她无言承受着，也自认为自己不吉利，是不能从一而终的罪人。因为害怕死后被分尸，她再次抗争，甚至怀疑灵魂是否存在。最后，不仅她没有挣得任何做人的权利，就连死后能够保全自身的希望也破灭了，她完全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从这个过程看，虽然祥林嫂不断抗争，但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压迫、受奴役的真正原因，外表的反抗并不能真正代表祥林嫂觉悟的提升，不能说明她真正具有反抗意识。
主要手法
   冷峻简洁的叙事风格，简洁、凝练、深刻、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善用白描的手法，把悲剧生生呈现在读者面前。三次描写，仅仅呈现了祥林嫂的肖像，却蕴含了无限的悲凉遭遇。
   通过叙事视角的不断转变，使悲剧感达到极致。第一部分是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写了一个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来到了阔别多年的鲁镇居然遇见了多年不见的祥林嫂，而祥林嫂已经成了一个乞丐，并且在祝福前夜死掉了。第二部分，故事的主体部分，是“我”回忆起之前所见所闻的有关祥林嫂前半生的故事，采用的是第三人称视角叙述。最后一个部分，结尾部分，叙事角度又转变为了第一人称。
    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表现的深切”，二是“格式的特别”。《祝福》当中对于这两点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鲁迅在他的小说中总是会有很多独特的题材以及思想发现，并且在表现技巧方面极度成熟。在《祝福》这篇小说中，他更多地是把对祥林嫂的同情和悲悯藏在了读者的阅读感受里，在整个小说中，基本不存在真正同情祥林嫂的人，这才是祥林嫂最大的悲剧。
作家作品特色
   鲁迅写小说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他的取材都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祥林嫂则是这些“不幸的人们”中一个重要的代表，她身上背负的深重的悲哀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悲哀，甚至可以说是背负着当时整个民族的悲哀。因此读者读起来，感觉又沉重又悲凉。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施耐庵
背景情节及主题
   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因为政治的黑暗和官僚的腐败，导致民不聊生，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恶化。我国北方爆发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
林冲刺配后,几经周折后被分到看守草料场的工作。因大雪压塌住处,无奈来到一个破旧的山神庙暂住一宿。正因此才凑巧听见门外陆谦和富安的谈话,得知自己已被陷害,而且差点被害死。恼怒中,林冲终于爆发,提枪戳死两人，逼上梁山。
表现了林冲在封建统治者一逼、再逼、逼得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终于由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到拔刀而起怒杀仇敌，走向反抗的道路。表现林冲由忍辱负重到奋起反抗的思想发展过程，有力突出“官逼民反”这个主题。
人物特点
   委曲求全的耐性、救弱济贫的侠义气概 、机智果断的敏锐性格、谨小慎微的细致个性、武艺高强却懦弱隐忍
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的林冲性格隐忍、耿直，对朋友义气，对上司软软。被陷害发配后，林冲性格发生了变化，对前途产生了迷茫，但是没有放弃对朝廷的幻想，有了反抗的勇气和信念，但是没有造反的决心。火烧山神庙，雪夜上梁山使他性格最终改变，敢爱敢恨，火并王伦，反抗朝廷，直率、坚强、耿直、骄傲，是林冲这个人物性格最终的表现。
节选手法
    环境描写：①风雪为人物的活动渲染气氛。林冲刚到草料场，“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说明矛盾冲突正在酝酿；沽酒时，“那雪正下得紧”，预示气氛趋于紧张；林冲夜宿山神庙时，那雪“越下得紧”，烘托出高潮的来临。②风雪也为情节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条件。
细节描写：丰富、细致，充分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性格，透露出人物的心理活动，为事件的发生发展做了必要的铺垫。如开头细致地描写了陆谦等人鬼鬼祟祟的言谈举止，暗示他们是在密谋害人，而且和林冲有关系。这些细节描写，引出下文李小二报信，林冲寻敌复仇的情节，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又如林冲在草料场的一系列行动，叙述得非常详细。既表现了林冲细心缜密的性格，又说明草料场起火并非林冲疏忽所致，自然揭示出陆谦等人的借刀杀人的阴谋，使情节发展具有合理性。再如林冲在山神庙的细节描写，“入得庙门，再把门掩上。旁边止有一块大石头，掇将过来靠了门。”为下文陆谦等人“用手推门，却被石头靠住了”埋下伏笔，因此陆谦等人只好站在庙外边看火边说话，林冲在庙内听得一清二楚，为“逼”林冲奋起反抗，手刃仇敌提供了行动的前提。
作品特色
   深刻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善于描写人物、情节引人入胜、人物性格的对比鲜明、语言个性化。

《套中人》契诃夫
背景情节及主题
契诃夫所生活的19世纪末是俄国历史上沙俄统治非常黑暗的时期，“这时的俄国政治上虽然还算封建专制统治，但经济和社会生活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封建制的灭亡。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反动统治与时代大流做着垂死挣扎，加大了书刊捡查制度，秘密警察紧紧盯着人们的一举一动。沙皇政权不允许有任何反对其的言论，他们生怕革命的火种蔓延开来，因此加大了对人们思想和行动控制。而那些反对沙皇统治或是试图宣传革命的人遭到了严酷的镇压，很多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都被抓进监狱，流放或是处死。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气氛里，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大多数人渴望改变现状，却又因为无法与强大的专制统治傲斗争，因而逆来顺受地忍受着这一切，每天小心翼翼地生活。契诃夫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方面，他深深地厌恶残暴反动的沙皇统治，另一方面，他又为当时俄国人民的麻木和逆来顺受而痛心。他想要唤醒人们的意识，不想看到封建专制扼杀了人们本性中美好的一面。因而用夸张的手法塑造了别里科夫这样一个人物形象，通过这个人物形象，作者放大了人们顽固守旧、胆小怕事、固步自封的形象。
人物特点
别里科夫是众多“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典型代表，是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套中人”别利科夫“哪怕天气很好，也总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总之，他总想“把自己包在壳里，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不仅如此，他把和人交往也视为厌事，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跟“我”（布尔金）一块儿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在几乎没有涉及外貌的情况下契诃夫却细致而准确地展示了别里科夫的心理状态，即恐惧。别里科夫是一条被套子套住了手脚和思想的可怜虫，是一个尖酸刻薄、神经衰弱、精神极度紧张警觉的人的形象。他的所谓“性情孤僻”，其实是“逃避”外界活生生的生活。人类生活总要向前发展，文明才能进步。他怕的就是这样的发展、进步，所以他十脆逃避生活，以今不如昔来安慰自己，甚至歌颂从没存在过的东两，可见他已经虚妄到何等地步。契诃夫通过生动的“套中人”形象的塑造，讽刺和鞭挞别里科夫之流以及产生他们这种畸形性格的反动时代。
小说特色
   在结构上，作者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方式。主要故事情节是以作品中人物回忆的方式叙述的。契诃夫用简洁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别里科夫的行为及内容，轮廓清晰、秩序井然。小说是从一个月夜两位打猎朋友的聊天开始的，他们本是海阔天空地聊，殊不知别里科夫的故事，引起了他们的感慨和深思。作品因而写到伊凡·伊凡内奇再也不能入睡了，他站了起来，坐到门外，点上了烟斗。也许他想到：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小说的这个结尾也耐人寻味。整篇小说结构自然、巧妙。
创作基本上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他善于透过平凡的日常生活揭示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主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多采用幽默这一艺术手法来嘲讽丑恶的社会现实，形成他创作上的一种风格：幽默讽刺。小说《套中人》，这篇小说自始至终采取了幽默讽刺的手法来展示别里科夫的性格。
作家作品特色
    善于以日常生活为题材,通过平凡的现象,揭示深刻的生活哲理。结构精巧、结尾开放性,给人以想象空间。
风格独特,讽刺小说幽默辛辣、新颖活泼、短小精悍。

《促织》蒲松龄
背景情节主题
   《促织》是蒲松龄受到吕毖的《明朝小史》记载以及冯梦龙《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中济公火化促织的故事的影响，经过艺术加工而创作的小说。
   小说一波三折，开端写成名作为一个良民为里正差使赔尽家产，又遇到一个更大的难题——征收促织。他整日里忙于奔走捉虫、又被打了许多板子，终于捉到一只上品蟋蟀。由于儿子的好奇心，蟋蟀意外死亡，交差自保的希望破灭了；又谁知祸不单行，儿子跳井，让成名夫妻彻底失去了生活的希望，陷入绝望深渊。儿子死而复苏，成名又得到一只更加神奇的蟋蟀，贡献到皇帝那里，竟然为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气。巡抚重赏了成名。不到几年，成名就有一百多顷田地，很多高楼殿阁，还有成百上千的牛羊；每次出门，身穿轻裘，骑上高头骏马，比世代做官的人家还阔气。
小说深刻揭示了为政者之贪婪、凶残、自私，批判了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朽、横征暴敛的罪恶，表现了老百姓为生计奔波的劳苦、辛酸和艰难，寄托了作者对受尽欺凌和迫害的下层群众的深切同情。
人物特点
   毕飞宇将《促织》与整部红楼对比，说：《红楼梦》是倒三角，从最小的“色”开始写起，到大，到虚空；《促织》却从庞大的帝国开始写起，落在了一只普通的昆虫上。
成名“操童子业，久不售”说明他读书并不灵光，脑子似乎并不很好使。 “为人迂讷”迂拙且木讷，这是平头百姓的标准模样。无论什么时代，这样的人必然是会被欺负的，好事轮不到他们，坏事他们摆不脱。最后只能默默承受，最终被压垮。 “不敢敛户口”——不敢向邻居征收。胆子小是一方面，没有这个能力才是最根本的原因。没有钱，没有势，连个秀才身份都没有，再加上嘴巴笨. 他“郁闷欲死”，还是妻子建议他自行寻觅。他不是个行动派，亏得有个贤内助，遇到事情就像鸵鸟将头插进土里。还有一个例证就是后面鸡过来啄蟋蟀，他只是“骇立愕呼”“仓猝莫知所救”。一个成年男子看到鸡过来，居然不能及时制止，这得是呆成什么样子啊！ 他的优点一，善于听从建议；优点二，爱自己的孩子，身上有人性的光； 优点三，他也有阔达洒脱的时候，比如好事者想让“蟹壳青”和他的小虫子比试，他想“不如拼搏一笑”。这是在绝境之中，苦中作乐吧。
成名是小人物，蒲松龄用他来反应大时代；成名的跌宕起伏，是一场美丽的梦，绝大多数他这样的普通人，最终被碾死；成名的美好结局，是即将冻死之人产生的很热的错觉。
小说特色
    情节曲折离奇，跌宕起伏。故事不止一个转折大喜变大悲,喜剧的结局，虫，是逐级献上去，奖，是逐级赏下来，似乎从上到下皆大欢喜。点出成子“自言身化促织”，真是挥洒出一把辛酸的眼泪。而逐级的赏赐乃至政绩的考核，竟然都是因为献虫有功，而不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政绩，朝廷的荒唐无道就显得可悲可叹。
　　描写细腻生动，情态毕现。这篇小说情节丰富多彩，写了成名一家的悲欢，写了巫婆的占卜，写了捉促织，斗促织，写了鸡与虫相搏，情态无不生动逼真。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整个故事情节有三大转折，中间一个是现实的，前后两个是虚幻的。这两个神鬼怪异的情节，将人间悲剧幻化成喜剧的形式，不但没有削弱对封建统治者的谴责力量，相反蕴含着更为深沉的悲哀，这里寄托了作者对成名的同情，对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的谴责，谴责和讽刺的意味非常辛辣。
借古讽今的曲笔叙述。讲述明朝宣德年间的故事，揭露的是清初时期的黑暗现实。伏笔和暗示的巧妙运用。
作家作品特色
     《聊斋志异》或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全书中数量最多，它们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
采用传奇的方法来志怪。蒲松龄借用传奇的特长，来写花妖狐魅，使小说内容精彩且充实，情节离奇而生动，展现出极其迷幻曲折的色彩。情节委曲，叙次井然。描写丰美，形象生动。较之以前的文言小说，作品加重了对人物环境、行动状况、心理表现等方面的描写。《聊斋志异》将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变形记》卡夫卡
背景情节主题
卡夫卡生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动荡不安、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生活的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正处在激烈的民族冲突与动荡中，“社会主义、犹太主义、德国民族主义、玩世不恭的思想、人道主义、以及一切虚假的世界主义等各种信念都相互冲突”。父亲海尔曼由于未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因而知识贫乏、头脑简单而务实，并且为人偏执、专横粗暴，在家庭中对妻子和孩子实行家长式专制统治。卡夫卡一直生活在“专制犹如暴君”般的“父亲的阴影”中。
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家公司任旅行推销员，长年奔波在外，辛苦支撑着整个家庭的花销。当萨姆沙还能以微薄的薪金供养他那薄情寡义的家人时，他是家中受到尊敬的长子，父母夸奖他，妹妹爱戴他。当有一天他变成了甲虫，丧失了劳动力，对这个家再也没有物质贡献时，家人一反之前对他的尊敬态度，逐渐显现出冷漠、嫌弃、憎恶的面孔。父亲恶狠狠地用苹果打他，母亲吓得晕倒，妹妹厌弃他。渐渐地，萨姆沙远离了社会，最后孤独痛苦地在饥饿中默默地死去。
《变形记》中萨姆沙的遭遇即是在那个物质极其丰裕、人情却淡薄如纱的时代里处于底层的小人物命运的象征。小说以主人公变为甲虫这一荒诞故事反映了世人唯利是图、对金钱顶礼膜拜、对真情人性不屑一顾，最终被社会挤压变形的现实，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真实的社会生活。
人物特点
   格里高尔：谨小慎微,忠心耿耿,安分守己,勤恳负责,善良平和,渴望自由。他本是个有着丰富情感和诗意追求的小人物,但在沉重的家庭负担和工作压力之下,他逐渐丧失了自由和追求,几乎整日生活在谨小慎微,惶恐不安中。他勤恳善良,忠心耿耿,善良平和,渴望自由,却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不幸变成甲虫,失业了,依然担忧父债,眷恋亲人,甚至为讨得家人的欢心,乖乖地,艰难地爬回卧室,在孤独无助的绝望中平静死去.这样忠实而又富有责任感的人,最终还是遭到亲人抛弃,是一个完全丧失了自我的悲剧人物。
妹妹：妹妹是格里高尔最珍爱最信任的人，为了供妹妹去读音乐学院，格里高尔带着一种义不容辞的精神坚持着“也许被开除了会更好一些”的工作。然而妹妹却也是他变形之后变脸幅度最大的人。人形的格里高尔是她最依赖最关心的哥哥，她像向日葵追随日头一样充满爱意地注视着他；变形后的哥哥像是陡然间丧失了光热的太阳，妹妹毫不留情地扭过了头。
小说特色
    《变形记》对“变形”的真正指向，是对人的生活态度、道德观念、价值观、存在主义的变化扭曲的透视。从表面上看，变形的是从人变为虫的格里高尔，然而，格里的精神世界，他的责任感，对家人的尊敬，特别是对妹妹的爱，是由始至终都坚毅不变的。反而是家庭的另外三个成员在整个过程中经历着起伏的“思想变形”。《变形记》用表面的荒诞不经，来诉说作者自己内心的生活理想，蕴涵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卡夫卡的象征，不但具有深刻的文字艺术的深刻意蕴，又包含着理智的比喻。
首先，它表现了作者对于被社会同化的内心忧虑。大众被他人所谓的成功标准而同化与影响，甚至胁迫的不能自主，成为只对名利金钱追逐的奴隶，从而人纯洁善良的一面彻底被抹灭，人成为非人。
其次，作品还表现了在现代社会里人对生活压力的畏惧和逃避。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甲虫，就像是他对于自己命运控制的无力。
最后，作者表达了对于命运无力改写的强烈苦恼与愤慨。在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面对家人的嫌弃与冷漠，他无力改写，只得承受。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作者所想表达的现实性意义被鲜明的揭示出来。
作品特点
   叙述态度：现代小说普遍的叙述特征是作者通过故事叙述者，或者通过其他剧中人物（在《变形记》里是格里高尔），勾画出文本中人物的基本形象。《变形记》中叙述者视角就像一部摄影机一样，客观记录着人物的言行，叙述者的叙述态度和故事内容之间已经构成了怪诞的审美效果。叙述者以反常化的眼光审视一个恐怖的荒诞的事件，以半开玩笑、半恐惧的态度对人生种种荒诞现象予以嘲讽，意图以此驱逐世界上一切的恶。
叙述视角：内外模糊的叙事视角：小说的第一段先由叙述者引出当格里高尔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甲虫。然后通过格里高尔自己的眼睛看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这里显然存在着两种视角，第一种是“外视角”，第二种是“内视角”。所谓“外视角”，即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外，类似于热奈特归类的外聚焦；所谓“内视角”，即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变形记》以内视角为主。但外聚焦的叙述者视角始终存在，并且两种叙述视角之间自由地转换。
叙事空间：《变形记》里的叙事空间是断裂的，不完整的，卡夫卡的小说是一个黑暗的、没有边际的开阔空间，所以人们最为直接的感觉就是眩晕。等到人们的视线能够稍稍适应这个黑暗的世界之后，才可以看见这个屋子里的一些物件，叙述者视角下的故事空间带领着读者进入故事空间的一个个局部，而且是不清楚的局部，是悬念叠出的局部，一个悬念引出另一个悬念。所以读者在这样一个破碎的空间里无法拼合出整个故事，
叙述语言：只叙不议，用不动声色的文字表达出强烈的感情。叙述简洁、平淡，小说的寓言性质使这一笔法更显突出，这与小说故事本身的平淡无华及作者一贯的冷漠风格很有关系。这种平淡冷漠的叙述语调，对于表现主人公的痛苦和困惑感，体现作品的主题，无疑都是适当的和必要的。

《阿Q正传》鲁迅
背景情节主题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民众愚昧。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资产阶级把有强烈革命要求的农民拒之门外。因此，广大农民在革命之后，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在阿Q身上，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业绩”和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鲁迅不止一次地对这种畸形变态心理作出概括：“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利，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
未庄流浪雇农阿Q,虽然干起活来'真能做',但却一无所有,甚至连姓名都被人遗忘了。悲惨的地位使他倍受凌辱,而他却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用精神上的胜利来掩盖实际上的失败和被奴役的地位。后因向赵太爷的女仆'求爱',被赵秀才打出门外。为讨'生计',被迫进城入伙偷盗。辛亥革命波及未庄时,他从县城返回,虽一向反对'造反',但见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对此惊恐万状,于是也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正当声称'造反',并沉浸于幼稚而糊涂的幻想之中时,摇身一变为'革命党'的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不许他革命,赵家遭抢后,无辜的阿Q又突然被'革命党'抓进县大牢处决了。
小说深刻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剖析了阿Q精神产生的根源。
人物特点
   阿Q：
自尊自大：阿Q本身是个非常卑微而且贫贱的人物，但是他却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甚至是家乡有钱有势的赵太爷，他也认为，“我的儿子将来比较阔的多”。而且因为去过城里，甚至连城里人也看不起，拿别人的缺陷肆意嘲笑，然后引起为荣。
自轻自贱：阿Q能够自己贬低自己，而且在自轻自贱了之后，还能够认为这种轻贱使自己的“地位”更加上上。比如，在被人揪住辫子往墙上撞头的时候，阿Q就自己说自己是“虫豸”，将自己贬低为“虫豸”希望别人放了自己。并且在轻贱自己为“虫豸”之后，又犯了自尊自大的毛病，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所谓的“第一个”就是无上的荣耀，于是阿Q又在精神上胜利了。
自欺欺人：自欺欺人是阿Q常常用于安慰自己的表现，以让自己能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比如被别人打，他可以想象成自己被“儿子”打了，认为整个世界不像样，没了伦理，于是又按照自己的意愿转败为胜，心满意足。
欺软怕硬：阿Q本身就是非常卑贱的小人物，身体瘦弱、口才也木讷，不论打架还是骂人都不是别人的对手。于是阿Q在于是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先估量对手的力量，专门捡软柿子捏，木讷的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如果遇到打不过也骂不了的，就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这种典型的欺软怕硬的行为，也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具体表现。
赵老太爷：
赵太爷是未庄的强权者，能够压迫阿Q，压迫未庄的所有弱者，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封建意识形态的人物。在小说当中，赵太爷表现出了对封建统治和封建意识的绝对维护，从本质上来说，赵太爷对革命深恶痛绝，而且内心非常明白，作为封建势力的残余势力，革命以及人民的觉醒，会给他的地位带来实质性的威胁。因此在赵太爷的封建统治根据还没有被撼动之前，他坚决将心心念念要反抗的阿Q置于死地，彻底扼杀了反抗的迹象。并且以阿Q被杀头的事实，对未庄所有的居民提出了警告：“革命”即是“反动”，是要丢掉性命毫无利益的蠢事。使赵家在未庄的地位更加牢固。 赵太爷是现实社会当中的胜利者，与阿Q的“精神胜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封建社会当中的社会强者势力的代表。而通过赵太爷的强悍形象和实际胜利，也说明了所有在“精神上”具有胜利的人，实际上都是在现实当中空虚无力的弱势群体，而所谓的“精神胜利”，最终只能是飘渺云烟，永远抵不过现实当中他人所拥有的一切。
假洋鬼子和赵秀才：都出身于封建大家庭，是富裕阶级的成员，与底层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彻底对立的。以假洋鬼子为代表的富裕阶层的读书人，有实力学习洋务，有钱留洋，有资本说参与革命但是实际上是封建势力的维护者；另外一种则是赵秀才，接受正统封建教育成长起来，封建统治的坚决维护者。从本质上来说，假洋鬼子和赵秀才是一样，都是造成阿Q悲剧结果的罪魁祸首，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两人具有相同的特点。都是利用革命风潮为自己争取利益的小人。
作品特色
   （1）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
（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
（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
（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
（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

《边城》沈从文
背景情节主题
   《边城》成书于1934年4月，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
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主人公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老二叫傩送。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nuó）送，同时，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提前托媒人提了亲。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几天后老船夫听说老大坐水船出了事，淹死了……码头的船总顺顺因为儿子天保的死对老船夫变得冷淡。船总顺顺不愿意翠翠再做傩送的媳妇。老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翠翠问他，他也没说起什么。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去找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 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也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
人物特点
   翠翠：是个天真善良、温柔清纯的小女孩，是作者倾注“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翠翠来到人间，便是爱的天使与爱的精灵。她爷爷把她领大，一老一少相依为命。她既是爱情的女儿，又是大自然的女儿。翠翠身上的“美”，是通过她的爱情故事逐步表现出来的：第一阶段：翠翠爱情萌生阶段。她在小镇看龙舟初遇傩送，爱情的种子就萌芽了。第二阶段：翠翠爱情的觉悟阶段。两年后又进城看龙舟，她的爱情意识已完全觉醒。 第三阶段：翠翠对爱情执着的阶段。她在爱上傩送后，没想到傩送的哥哥也爱上了她。出于对爱情的忠贞，她明确向爷爷表示拒绝。然而，她与傩送的爱情却忽然受到严重挫折，傩送远走他乡、爷爷也死了使她一夜之间“长成大人”。最后，她像爷爷那样守住摆渡的岗位，苦恋并等待着傩送的归来，这些充分表现了翠翠性格坚强的一面。 
爷爷：保有着中国传统的美德，他对孙女翠翠亲情无限。为翠翠的亲事操心担忧，尽力促成翠翠爱情的实现。在生活上，对翠翠也是无比关怀，不让翠翠坐热石头，惟恐翠翠生病；在感情上尽力体谅翠翠的心思，翠翠忧伤寂寞时为她讲故事、说笑话、唱歌。他也是淳朴厚道却也倔强的老人，他为翠翠美丽而自信骄傲，为了翠翠嫁一个好人家，他不计地位的贫寒低贱，内心凄苦忧虑与责任自信交错。
作品特点
   《边城》采用了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特有风土民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细腻的心理描写。一是通过人物的幻想、梦境来披露人物心理。翠翠离奇的“胡思乱想”，让人感到渐渐有了自己心理的少女的孤单寂寞，以及爱情的幼芽时心灵的躁动；翠翠“顶美顶甜”的梦境，展示出对朦胧爱情的甜蜜感受和潜意识里对爱情的向往。二是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语言、神态的描写，形成强烈的暗示，诱使读者从人物的语言、神态上去体味人物的内心奥秘。翠翠“带着娇，有点儿埋怨”地一再央求爷爷丢下渡船上的活回到她身边，让人感受到翠翠对爷爷的无比依恋之情。听着爷爷唱的“那晚上听来的歌”，“翠翠自言自语说：'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则让人感受到情窦初开的翠翠对甜美爱情的神往。
二是诗画般的环境描写。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烘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情感沉浸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而且为我们展示出湘西边陲特有的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在作者笔下，啼声婉转的黄莺、繁密的虫声、美丽的黄昏、如银的月色……奇景如画，美不胜收。这些又都随着人物感情世界的波动而自然展开。或是以黄昏的温柔、美丽和平静，反衬翠翠爱情萌动的内心的躁动、落寞和薄薄的凄凉；或是以柔和的月光、溪面浮着的一层薄薄的白雾、虫的清音重奏，烘托翠翠对傩送情歌的热切期待，以及少女爱情的纯洁和朦胧。

《荷花淀》孙犁
背景情节主题
    写的是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冀中人民的斗争生活。全文充满诗意，被称为“诗体小说”。在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里，一个关系着民族存亡的大背景下，小说选取小小的白洋淀的一隅，表现农村妇女既温柔多情，又坚贞勇敢的性格和精神。
全文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写夫妻话别，善于用精练的笔墨，写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通过细节写出女人细腻的感情活动。第二部分，写探夫遇敌，写得非常简洁、生动，逼真。反映出这些青年妇女的沉着、勇敢、能干。第三部分，写助夫杀敌，是用散文诗的笔调来描写，通过这些妇女的切身感受和体验来着笔。对敌人几乎一句话也没有写。作品正式展开描写的，是妇女所想到的、所听到的、所看到的。这完全是人物的感受。有力地表现这些妇女转惊为喜的紧张、愉快的感情。通过人物的感受和体验来描写，这是诗歌的写法，它有利于渲染和加强感情的色彩。第四部分，写学夫卫国，写妇女们像丈夫一般，保家卫国。真实地反映了根据地的妇女，怎样由于战争的教育，逐步地打破家庭小圈子，摆脱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女人低男人一头的思想，一步步地站到了社会斗争、民族斗争的行列里。
人物特点
    水生嫂——女主人公，她是一个传统、善良的农村家庭妇女，尽心尽力地支撑家庭，不让丈夫有后顾之忧。得知丈夫要离家参军，她虽然心里为难，但还是支持丈夫的选择。对战争的亲身感受，使她对丈夫的抗战事业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于是她也投身到抗战的行列中，直接参加保家卫国的神圣事业。
水生——男主人公，是众多抗日人民的一个缩影。为抗日奉献一切，不顾个人生死，有着一种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
作品特色
   小说通过对话、动作和典型的生活细节细致入微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生动逼真地刻画人物性格。水生嫂是小说的主人公，当她听说丈夫要赴前线打击日寇时，作者通过对她正在编苇席时手指划破、鼻子发酸，为丈夫打点包裹等细节描写，真实地展示了她把对丈夫的依恋与离别的感伤，转化为对丈夫赴前线抗战的理解和支持的心理过程。从而塑造了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农村妇女形象。
景物描写清新自如，情景交融，意境优美，富有诗情画意。故事发生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年代，作者没有描写残垣断壁、生灵涂炭的场景，也没有描写金戈铁马的厮杀，而是着意于荷花淀的旖旎风光，以妇女们的从容谈笑显示出风云的变幻。抒情的笔调，乐观的画面，使小说充满诗情画意。小说中的景物描写，既饱含着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感，又为人物的活动提动了典型环境。
语言朴素无华，清丽畅达，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作品融小说、散文、诗歌为一体，具有散文诗式的独特小说风格。宛如带露沾水的荷花，既有绚丽多姿的风采，又洋溢着沁人心脾的醉人清香。如作品开始描写水生嫂月夜编席的场景，作者用“雪地”、“云彩”。比喻水生女人编成的大片苇席，又抓住薄雾、清风、荷香这样富有水乡气息特征的事物，寥寥几行就点染出荷花淀的风貌。这样优美的景色与主人公萦徊心头的思念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有的气氛。接着写夫妻话别，话别语言则是质朴无华而感情真挚的深沉。这一切自然和谐地相互映衬，恰如其分地描绘出当时的环境和人物思想生活的特点。 [7]
构思新颖，情节开展疏密相间，详略得当，富有节奏感。对一般性的情节，作粗线条的勾勒或侧面的暗示。对夫妻话别、遭遇战等典型场面则工笔细描，重点渲染。作者把紧张的战斗和日常生活细节糅合起来，按照生活的顺序，自然地展开故事。在动作、对华和细节中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心理，笔墨俭省，形象传神。作品以富有感情的笔触，揭示了人物和生活的美，揭示了劳动和战斗的诗意。全篇情景交融，意境优美，语言朴素无华，真实自然，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清新隽永，融小说、散文、诗歌的特点为一体的散文诗式的小说的独特风格。
白洋淀派
   50年代，京、津、保地区有一大批青年作者积极主动地学习孙犁的风格，效仿孙犁的路子写小说，即通过描写儿女情、家务事反映时代的变化。突出的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人们把这个作家群体称之为'荷花淀派'，也称'白洋淀派'，孙犁自然被这一流派的作家视为领袖。荷花淀即白洋淀，这一流派得名，不但源于白洋淀这个地方，也源于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荷花淀》以白洋淀明媚如画的风当作背景，具有朴素、明丽、清新、柔美的风格。洋溢着诗情，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这一派作家的共同特色是着力追求诗情画意之美，早期作品都吐露出华北的泥土和水乡的清新气息。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从维熙开始就写出了不少慨慷悲壮的作品，与'荷花淀'派的风格不同。
《小二黑结婚》赵树理
背景情节主题
写于1943年5月，取材于太行山农村。当时“土改”刚刚开始，地主利用农民群众的愚昧和封建迷信思想妄图阻挠“土改”。为了使“土改”顺利进行，反对封建意识、破除愚昧思想就具有必要性。基于以上背景，《小二黑结婚》就表现出了对时代的强烈的关注意识，它虽然是以农村日常生活、家庭婚姻为题材，但是蕴含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它对农村问题的揭示，也成为对农村生活的启示录。
作品致力于对传统婚姻观的否定，促发农民对自由恋爱观的追求，小二黑和小芹成为这种自由恋爱观的先锋实践者，他们“大团圆”的喜剧结局也表明了作家对这种恋爱观充分的肯定，这给予了农民自由追求幸福的希望和可能；致力于促进旧农民的觉醒。当时的农村有一项与“土改”同等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反对封建思想，不仅地主，就连同一般农民也成为了封建的护卫者。赵树理针对这种现象，用“二诸葛”和“三仙姑”作为这种护卫封建农民的代表。广大农民在阅读作品的同时感受到的可笑可悲的二人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缩影，在嘲笑的同时也必定会引起农民对自身的反省。小说最后也表露出了三仙姑和二诸葛的转变，这也给予农民在思想观念等方面潜移默化的引导。这种转变写得深入人心，让农民在阅读之时不由自主地受到正确观念的熏陶。同时，作品还揭露了“基层党组织严重不纯”等现象，如此种种都是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反映。
1942年，山西某抗日根据地的山村刘家峻里，能干帅气的民兵队长小二黑与同村聪明伶俐的姑娘于小芹相爱了，但小二黑的父亲“二诸葛’’和小芹的母亲“三仙姑”，这村里的两位神仙却反对他们的结合。
“二诸葛”是个抬手动脚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的人，绰号“不宜栽种”。他说小二黑和小芹命相不对。一贯风流的“三仙姑”绰号“米烂了”，是村里有名的“老来俏”。她喜欢笼络一帮青年在自己周围，青年们却喜欢和她女儿小芹在一起，这让三仙姑心里很不对味。她给小芹找了个死了老婆的退职军官，收了人家不少彩礼，并说这是前世姻缘。“二诸葛”也为小二黑寻下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作童养媳。但两个恋爱中的青年却不认账。    
村里的恶霸金旺兄弟伪装积极混进了村政府，兴旺被选为武委会主任，金旺被选为村政委员，连金旺老婆也被选为妇救会主席。村里的事几乎由他们两个人调遣，大家对他两个虽是恨之入骨，可是谁也不敢说半句话，都恐怕扳不倒他们，自己吃亏。金旺对小芹的美貌早已垂涎三尺，但自从碰了小芹的钉子以后，怀恨在心，总想设法报一报仇。一天晚上，小二黑和小芹相约到村外的砖窑里商量第二天到区上登记。他们悄悄尾随而来，将这对情人双双拿住，企图诬告他们。小二黑却一点也没有畏惧，他是理直气壮的，因为他“打听过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就能到区上登，别人谁也做不了主”。果不其然，一到区上，两个人就被放了，倒是金旺兄弟两个被押了起来，区上早就听说他们为非作歹，不是东西。两个神仙也被传了来，“二诸葛”拼命哀求区上，不要让小二黑和小芹结婚，说命相不对是一辈子的大事。然而如今这一套老迷信可是越来越不时兴了，经过领导的教育，“二诸葛”只好收起那一套阴阳八卦之说。 “三仙姑”到区上来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她那一身老妖精似的花里胡哨的打扮引起了众人的围观，直把她窘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惭愧尚且无暇，自然再顾不上反对儿女的婚事了。小二黑和小芹幸福地结了婚。两位“神仙”也多了个新绰号：三仙姑叫“前世姻缘”，二诸葛叫“命相不对”。
人物特点
   小二黑：二诸葛的二小子。这一“小字辈”是新时代青年农民的代表。积极上进，在一次反“扫荡”中打死过两个敌人，得到过特等射手的奖励，而且人长得漂亮。“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哪一村，妇女的眼睛都跟着他转”。小时候他曾跟着迷信的父亲学占卜相。懂事后就不信父亲的八卦了。十六七岁起他与于小芹自由恋爱，还坚决拒绝了父亲给他收留的童养媳。担任青抗先队长的小二黑因被诬陷遭到了武委会的批斗，他就义正辞严地抗议：“无故捆人犯法不犯？”他教兴旺兄弟借口“拿双”捆送区政府。他不要父亲的哀求，而坚决认为“送到哪儿也不犯法”。边区政府做主支持他与小芹的自由恋爱，结合成了幸福的家庭。
于小芹
于小芹：三仙姑的女儿，新社会中新人物的典型代表。年轻的小芹长得漂亮，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村政委员金旺想占她便宜，小芹坚决地捍卫自己。她与小二黑自由恋爱，她不相信迷信的母亲所说：“前世姻缘由天定，不顾天意活不成。”她坚决反对母亲为自己许亲。对妇救会主席的捆打，她抗议说：“当了妇救会主席就不说理了？”’她与小二黑被村里“拿双”送到区上，边区政府认定她与小二黑婚姻合法。小芹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了自己的权利，她的反封建精神是新式农民的鲜明特征。
作品特色
   故事性强，扣子艺术：故事性强是赵树理小说的突出的特点。这有别于“五四”时期的短篇小说。“五四”时期的作品多是截取生活的横断面来表现人物。小说情节饱满，故事不单调，不枯燥。还采用扣子式大故事嵌套小故事的艺术手法。这部小说一共有十二个小节，每个小节即为一个故事，看似独立但实际上关联甚密。它们一起串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同时每个小故事也清晰全面。作家保留了每个故事中的关节之处，这样就使得情节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语言：通俗性与艺术性的结合。这种新评书体的语言也是别具一格的。继承了中国炼字的传统，在人物塑造、故事情节的发展等方面也充分表现出了他对词语选用的重视。如此，将故事、人物等更加生动、鲜明地表现出来。对词语的选择和锤炼，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意义和形式，这两者中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只有意义表明确定，声音表达和谐才可以将词句之间的含义进行深刻的表达。
山药蛋派
是中国当代小说流派之一，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指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又称为“赵树理派”“山西派”或“火花派”，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该派的作品大都发表在山西文艺刊物《火花》上。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称“西李马胡孙”，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
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小说和说唱文学的传统，以叙述故事为主，人物情景的描写融化在故事叙述之中，结构顺当，层次分明，人物性格主要通过语言和行动来展示，善于选择和运用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语言朴素、凝炼，作品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

十二、《党费》王愿坚
1、背景情节主题
     小说通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女共产党员黄新为交纳党费和掩护同志而壮烈牺牲的故事，生动的表现了在革命危难时刻苏区人民对共产党的无比热爱和忠诚，表现了共产党员与党血肉相连的关系，以及为革命利益而献身的崇高精神 。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力红军开始长征，留下一部分游击队在闽粤赣等南方山区坚持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敌人为了割断军民的联系，采用“移民并村”的毒计，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迫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致使游击队的活动更加困难。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女共产党员黄新所在村子被敌人一把火烧掉，她就随大伙来到了八角坳。和党失去联系后，黄新日夜思念的是如何找到党。在联系到党组织之前，她知道山上缺盐，就暗暗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为山上的游击队腌制咸菜，作为特殊的党费。她把咸菜看得比生命还宝贵，甚至不许饥饿的小女儿吃一根咸菜。由于消息走漏，敌人在全村挨门挨户搜查。面对生死考验，黄新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毅然挺身而出，掩护了战友，在关键时刻还语义双关地叮嘱战友要沉着、顾全大局。最终，她从容赴难，用血肉之躯向党交纳了最后一次“党费”。
人物特点
    黄新：从事地下工作的女共产党员，纯洁无私，机智勇敢，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曾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红军。丈夫参加长征后，她带着五岁的女儿生活。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她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忠诚。
老程：游击队的交通员，上山以前是干侦察员的，奉游击队政委的指示下山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在黄新为掩护他而牺牲后，他带着黄新的女儿小妞和黄新留下的“党费”回到了游击队。
作品特点
    叙述视角：以“我”（交通员老程）为叙述视角，通过“我”与黄新的两次会面，既串联了故事，大大压缩了作品的篇幅，同时又达到间接烘托人物的性格。以“我”为叙述视角，方便了将叙述、描写与抒情、议论糅合起来，表现黄新临危不惧、机智勇敢、从容不迫和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品质。
细节设计：小说善于设计细节，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情节，在塑造人物方面让人物性格更凸显、形象更丰满。如党组织派“我”第二次下山同黄新接头，以“我”的视角看到了令人心酸的画面：群众生活艰苦，连盐都吃不上，黄新的女儿小妞忍不住从为游击队腌的咸菜堆里抓了一根腌豆角，但被黄新硬拿了回来，因为腌制咸菜是为解决游击队吃盐的困难，也是几个党员要交的“党费”。这些细节丰富了人物形象，也为作者的文学创作扩大了思想容量和美学容量。
动作描写：借助人物的细小动作、表情去侧面烘托或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以达到传情之功效。如黄新拿出丈夫留下的两块银元“在手里掂了掂”的动作，表达出她对丈夫的无限深情，对能解决生活问题的银元的珍爱，而她却要把珍爱的东西交给党，从而揭示了她对党的敬爱。

十三、《玩偶之家》易卜生
1、背景情节主题
   《玩偶之家》戏剧，通过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海尔茂之间由相亲相爱转为决裂的过程，探讨了资产阶级的婚姻问题，暴露了男权社会与妇女解放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向资产阶级社会的宗教、法律、道德提出挑战，激励人们尤其是妇女为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
故事讲述了女主人公娜拉为给丈夫海尔茂治病，瞒着丈夫伪造签名向柯洛克斯泰借钱，无意犯了伪造字据罪。多年后，海尔茂升职经理，开除了柯洛克斯泰，后者拿字据要挟娜拉，海尔茂知情后勃然大怒，骂娜拉是“坏东西”、“罪犯”、“下贱女人”，说自己的前程全被她毁了，而当危机解除后，又立刻恢复了对妻子的甜言蜜语，娜拉认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玩偶”般从属于丈夫的地位，当她丈夫的自私、虚伪的丑恶灵魂暴露无疑的时候，最终断然出走。
人物特点
娜拉一直被认为是一位追求女性权利的战斗者。她从一个美丽、活泼、无忧无虑的家庭主妇形象，最后变为一个头脑清醒、向往独立、追求自由和平等，愿为真理而奋斗的性情高尚的女性形象。
娜拉单纯善良，优雅可人，海尔茂忠贞不渝的感情，她的爱是博大无私的，不求回报的。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去借贷，并伪造父亲的签字，因为她同样不想烦扰当时已经垂危的父亲。娜拉伪造签字触犯了法律，她无奈之下的举动却是人性中善的一面最直接的体现。后来，为了还债，她不得不从事一些劳累的抄写工作，省吃俭用，最后终于偿还了贷款。债主竟以她伪造签名来要挟她。当她意识到自己保守的秘密即将暴露时，从当初的坚强果敢一下子转变为焦虑不安。她甚至想独自承担这一切后果，以自杀来逃离现实的残酷，只为不让丈夫因此而受到任何牵连。当海尔茂从债主的第一封来信中了解到情况后，冲着娜拉咆哮不已，痛斥她是一个“爱撒谎的人”、“伪君子”，是个“下贱女人”、“犯法的人”，娜拉虔诚祈祷过的奇迹在海尔茂的疯狂咒骂中灰飞烟灭，她对丈夫惟命是从，对家庭任劳任怨，对子女尽职尽责，这种不求回报的付出，在丈夫的眼里苍白无力。她知道丈夫并不是真正爱她，她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玩偶，在这个家里，一切都得服从他，丈夫喜欢什么，做妻子的必须“爱屋及乌”，娜拉看清了自己的地位，如同一个奴隶一样，任人摆布。娜拉和海尔茂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爱情，婚姻对他们来讲更多的只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她始终是个玩偶，只是从父亲手里换到丈夫手里而已，不论在谁手里，永远都逃脱不了被支配和摆布的命运。
海尔茂：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还是一个男权中心思想的拥护者。海尔茂表面上很爱自己的妻子，愿意为她花钱，可实际上他只把年轻美貌的妻子当做玩具，叫她“小鸟儿”“小松鼠”。从来没把妻子放在与自己平等的地位，不允许她有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对于经常来往的老朋友阮克医生，海尔茂也表现得非常自私和冷酷。阮克医生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特意深夜赶来向海尔茂夫妇诀别。面对此情此景，海尔茂非但没有一点儿的悲痛和怜悯。他还希望娜拉继续做他的“小松鼠”，做他的“玩偶”，当他的“泥娃娃老婆”。此时，海尔茂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在他道貌岸然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一颗无比丑陋的灵魂。
作品特色
双重反讽：婚姻爱情观上的反讽——在娜拉的婚姻爱情观上，易卜生一方面运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反讽之中饱含着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以副线林丹太太现实与实用主义的婚姻爱情观，对娜拉的浪漫与自我牺牲婚姻爱情观进行反衬式的反讽，这种反讽产生的悲剧性更明显地表现在娜拉身上——最终离家出走震撼人心。   叙事情境上的反讽：《玩偶之家》在叙事情节的安排上，易卜生巧妙的设置了一种反讽，即叙事情境反讽，围绕着主线中心人物娜拉的日常婚姻生活得以展开。它在该戏剧作品中的表现方式十分丰富，“是一种更具整体性的反讽方式，它是文本在叙事风格、主题立意与情节编撰等文体要素中呈现的对立状态共同孕育的一种内在的张力”。
叙事技巧：倒叙法

《大卫 科波菲尔》
背景情节主题
   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大卫从幼年至中年的生活历程，以“我”的出生为源，将朋友的真诚与阴暗、爱情的幼稚与冲动、婚姻的甜美与琐碎、家人的矛盾与和谐汇聚成一条溪流，在命运的河床上缓缓流淌，最终融入宽容壮美的大海。其间夹杂各色人物与机缘。语言诙谐风趣，展示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广阔画面，反映了狄更斯希望人间充满善良正义的理想。
    大卫·科波菲尔尚未出世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在母亲及女仆的照管下长大。不久，母亲改嫁，后父摩德斯东凶狠贪婪，婚前就把大卫送到了他乳母的兄弟渔民辟果提先生家里，与收养的一对孤儿艾米丽和汉姆相依为命。出于对母亲的思念，大卫又回到了后父家。然而后父不但常常责打他，甚至剥夺了母亲对他关怀和爱抚的权利。母亲去世后，后父立即把不足10岁的大卫送去当洗刷酒瓶的童工，大卫从此过起了不能温饱的生活。他历尽艰辛，最后找到了姨婆贝西小姐。她收留了大卫，让他上学深造。大卫求学期间，寄宿在姨婆的律师威克菲尔家里，与他的女儿艾妮斯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但大卫对威克菲尔雇用的一个名叫希普的书记极为反感，讨厌他那种阳奉阴违、曲意逢迎的丑态。大卫中学毕业后外出旅行，邂逅了童年时代的同学斯蒂福兹。两人一起来到雅茅斯，拜访辟果提一家。已经和汉姆订婚的艾米丽经受不住阔少爷斯蒂福兹的引诱，竟在结婚前夕与他私奔国外。辟果提先生痛苦万分，发誓要找回艾米丽。
大卫回到伦敦，在斯本罗律师事务所任见习生。他从艾妮斯口中获悉，威克菲尔律师落入诡计多端的希普所设计的陷阱，正处在走投无路的境地，这使大卫非常愤慨。此时的大卫爱上了斯本罗律师的女儿朵拉，但两人婚后的生活并不理想。朵拉是个容貌美丽，但头脑简单的“洋娃娃”。贝西姨婆也濒临破产。这时，大卫再次遇见他当童工时的房东米考伯，米考伯现在是希普的秘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终揭露了希普陷害威克菲尔并导致贝西小姐破产的种种阴谋。在事实面前，希普只好伏罪。
与此同时，辟果提和汉姆经过多方奔波，终于找到了被斯蒂福兹抛弃后，沦落在伦敦的艾米丽，并决定将她带回澳大利亚，开始新的生活。然而就在启程前夕，海上突然风狂雨骤，一艘来自西班牙的客轮在雅茅斯遇险沉没，只剩下一个濒死的旅客紧紧地抓着桅杆。汉姆见状不顾自身危险，下海救他，不幸被巨浪吞没。当人们捞起他的尸体时，船上那名旅客的尸体也漂到了岸边，原来竟是诱拐艾米丽的斯蒂福兹。艾米丽为汉姆的行动深深地打动了，回到澳大利亚后，她终日在劳动中寻找安宁，并且终身未嫁。
大卫终于成了一名作家，朵拉却患上了重病，在辟果提前往澳大利亚前夕便离开了人世。大卫满怀悲痛地出国旅行散心，其间，艾妮斯始终与他保持联系。当他三年后返回英国时，才发觉艾妮斯一直爱着他。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与姨婆贝西、辟果提愉快地生活着。
人物形象
大卫·科波菲尔：是个遗腹子，作者描写了他从孤儿成长为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的过程。他善良，诚挚，聪明，勤奋好学，有自强不息的勇气、百折不回的毅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在逆境中满怀信心，在顺境中加倍努力，终于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着狄更斯的道德理想。
大卫的形象直接、准确、生动而形象地体现了狄更斯在企图通过儿童形象的代言，展现他以“仁爱”精神反抗资产阶级的贪欲和冷酷，渴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爱；并希望所有的英国儿童也能通过良好的教育，最后成为高尚而且对社会有用的人。同时体现了作家所认为的人类的精神追求和社会生活应当是“乐观向上、欢快、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对大卫的刻画没有矫揉造作，而是出于内心的需求。这是狄更斯个体生命的创作本能，是他表达自我的最佳形式。
写作特色
     有曲折生动的结构，或者跌宕起伏的情节，而在于它有一种现实的生活气息和抒情的叙事风格。这部作品吸引人的是那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具体生动的世态人情，以及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
小说的字里行间，常常可以读到狄更斯诙谐风趣的联珠妙语和夸张的漫画式的人物勾勒。大卫早年生活的篇章以孩子的心理视角展示了一个早已被成年人淡忘的童年世界，写得十分真切感人。运用漫画家夸张和变形的手法，用简单的语言风趣幽默地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

《复活》列夫托尔斯泰
背景情节主题
    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俄国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农村遭到巨大的破坏，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日趋赤贫。当时俄土战争的重负，连年饥馑给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这时托尔斯泰越发地关心人民的困苦。他积极地参加当时的救灾工作，目睹了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可怕处境，在他多年探索、思考的基础上终于看清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本质。 [5]  作者参加1891至1892年的赈灾工作，体会农民与地主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地主土地私有制。
《复活》是托尔斯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作家一生探索和思想的总结，被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发展的高峰。小说通过玛丝洛娃的苦难遭遇和聂赫留朵夫的上诉经过，广泛而深刻地抨击了法庭、监狱、官僚机关的腐败、黑暗，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和反动官吏的残暴昏庸、毫无人性，撕下了官办教会的伪善面纱，反映了农村的破产和农民的极端贫困，勾画了一幅已经走到崩溃边缘的农奴制俄国的社会图画。
玛丝洛娃原是一个农奴的私生女，她天真，善良，真诚地爱上聂赫留朵夫。但这个腐化堕落的贵族少爷却诱奸了她，把她抛弃，使她陷入种种悲惨遭遇，最后沦为妓女。妓女生活使她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她再也不相信什么善了。于是拼命吸烟、喝酒，麻醉自己。一次被诬告谋财害命，关进监狱，并被昏庸的法官判处四年苦役，流放西伯利亚。在审判玛丝洛娃时，正巧聂赫留朵夫做陪审员。当他认出她时，良心受到谴责，想通过拯救她以赎前罪，并准备和她结婚。玛丝洛娃在聂赫留朵夫的真诚忏悔和关怀下，消除前怨，逐步恢复过去的爱情，重新唤起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美德，自动戒了烟酒，为了不损害聂赫留朵夫的名誉地位而拒绝与他结婚，而与另一她心爱的犯人西蒙斯结合，从而走向“新生”。聂赫留朵夫也放弃贵族生活，把土地分给农民，与上流社会断绝交往，虔诚信奉宗教，相信《圣经》中说的：“人不但不可恨仇敌，而要爱仇敌”，认为这是克服种种社会罪恶的做法。
人物特点
通过玛丝洛娃体现了俄罗斯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和对整个黑暗社会的无比憎恨。她在拒绝聂赫留朵夫的“善行”时，一再表现出自己内心的屈辱、痛苦和按捺不住的愤怒。正是这种感情触动了她麻木不仁的灵魂，并最后使她觉醒过来。由于她的灵魂深处始终保存着善良的天性和与聂赫留朵夫初恋时的美好回忆，“悔罪”的聂赫留朵夫才能获得她的宽恕，并使她重新“爱”上他。玛丝洛娃最终拒绝聂赫留朵夫要求和他结婚的建议，表现出玛丝洛娃的崇高品质，也是她为了爱他而做出的自我牺牲。玛丝洛娃的“宽恕”精神使她的灵魂获得了“复活”，然而，我们却看到作者在寻求玛丝洛娃“复活”的过程中，逐步接近了托尔斯泰过去所否定和厌恶的“革命者”。作者让玛丝洛娃进入政治犯的圈子；跟这些人接触，使玛丝洛娃感到亲切和自然。西蒙松对玛丝洛娃的爱情，虽然说是出于同情，确也是合适的。这能使她的灵魂感到轻松和慰藉。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结合将会把玛丝洛娃带入革命者的队伍。而聂赫留朵夫的那种仁慈的“忏悔”，无论怎样真诚，却终究免不了带有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宽宏大量的意味。玛丝洛娃意识到过去的爱情已经永远不能“复活”，她也不再需要这一切了。而此时在她面前展现的是她所渴望的、有意义的、鲜活的、真实生活，这才是玛丝洛娃真正的新生和灵魂的“复活”。
作品特色
    对比：小说中描写了极其广泛的生活画面：从法院到教堂，从监狱到流放所，从莫斯科到彼得堡，从城市到乡村，从俄罗斯到西伯利亚。通过这些画面，作者把上层社会与人民生活进行对比，把贵族老爷、达官贵人与贫苦的老百姓进行对比，把统治者与犯人进行对比。
心理描写：托尔斯泰善于通过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作者通过聂赫留朵夫不同时期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对贵族地主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表现了聂赫留朵夫道德自我修养的整个过程。 
讽刺：在朴素的叙述中包含着辛辣的讽刺，利用揭露形式与内容的矛盾，造成有力的讽刺效果。例如作者对法庭的官员所进行的描述对整个法庭描写就是这样。托尔斯泰对整个法庭的描写从它的陈设到审判的程序都作了详尽的描绘，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法庭好像是很庄严很神圣的，但实际上却是极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人物常常隐讳着自己的罪恶。正因为这样，作者对他们的揭露就更为尖锐有力。
  
《老人与海》
人物情节主题
   20世纪中叶的古巴。一位名叫圣地亚哥的老渔夫，配角是一个叫马诺林的小孩。风烛残年的老渔夫一连八十四天都没有钓到一条鱼，但他仍不肯认输，而是充满着奋斗的精神，终于在第八十五天钓到一条身长十八尺，体重一千五百磅的大马林鱼。大鱼拖着船往海里走，老人依然死拉着不放，即使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武器，没有助手，左手抽筋，他也丝毫不灰心。经过两天两夜之后，他终于杀死大鱼，把它拴在船边。但许多鲨鱼立刻前来抢夺他的战利品。他一一地杀死它们，到最后只剩下一支折断的舵柄作为武器。结果，大鱼仍难逃被吃光的命运，最终，老人筋疲力尽地拖回一副鱼骨头。他回到家躺在床上，只好从梦中去寻回那往日美好的岁月，以忘却残酷的现实。
     海明威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硬汉子”形象。他们多是拳击家、斗牛士、渔夫、猎人、战士等下层人物，生活贫困，屡受挫折，但他们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力，始终保持人的尊严和勇气。在他们身上，具有一种不屈不挠、坚定顽强，面对暴力和死亡而无所畏惧，身处逆境而不气馁的坚强性格。正如肖恩·奥弗莱因所说:海明威小说的主题是“人的本质，人的努力和奋斗，人的追求和痛苦，人的信仰和挣扎，人的倔犟和价值，人的聪明和命运，人的胆略和气魄，人的尊严和灵魂，”即使失败了，也要坦坦荡荡，不失重压下人的“优雅风度”。无论处在顺境还是逆境，自然或是社会中，人应该正视现实，接受一切并超越它，继续自己的人生之旅。纵然面对死亡，也要漠然处之，宁折勿弯，这是圣地亚哥所执著的人生要义，也是《老人与海》的哲理闪光。海明威塑造的一系列“硬汉”形象的理论与思想基础是行动哲学。它主要以主体的行动为表达方式，用主体的行为和动作展示其丰富的内涵。他所揭示的是肉体和精神的永恒生命力来自于不断运动的驱动力，强调的是在深沉的行动中锻造有价值的灵魂，他们用行动来显示自己的勇敢、冷静、果断、顽强和不畏任何强大力量的主体意识。他们所遵循的真理是“命运总是与人作对，人不管如何努力拼搏，终不免失败。尽管如此，人还是要苦苦奋斗，并尽量保持自己的尊严，他在肉体上可以被打垮，但在精神上永远是个强者。
海明威为他所钟爱的硬汉们找到了灵魂，这灵魂就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永恒价值——与命运作殊死抗争的悲壮与崇高。在圣地亚哥身上表现的是一种深沉而强烈的悲而壮的生命悲剧意识，这完全是古希腊悲剧精神的现代回响。尽管海明威笔下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的，但他们身上却有着尼采“超人”的品质，泰然自若地接受失败，沉着勇敢地面对死亡，这些“硬汉子”体现了海明威的人生哲学和道德理想，即人类不向命运低头，永不服输的斗士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乐观人生态度。海明威用象征性的寓言向我们昭示了跨越时空的人类永恒的自我求证意识。
作品特色
    语言：对话的简洁、明快、有力，修辞的干净，韵调的自然，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
纵式结构：选一系列情节的发展按自然的时空顺序安排在两天时间内进行，这样剪裁实际上有许多东西并没有被真正剪裁掉，而是让读者自己去完成，达到“一石多鸟”的艺术效果。
轮辐式的布局：小说的全部时间非常紧凑，前后只有四天，轮辐式结构还能产生线索清晰明了、中心集中突出、故事简洁明快的效果。
缓急相间的节奏感：故事开始给我们交代老人与周围人的关系时，娓娓道来，速度比较缓慢，随着老人航海的进程，速度也逐渐加快着，当老人与马林鱼、鲨鱼正面交锋时，速度之快达到了极点。
象征：大马林鱼在这部小说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老人内心，大马林鱼是理想事物的象征，是美好的理想和追求的目标。这象征着，人类在漫长的征途中不知经历多少苦难，却仍旧满怀着对未来的希望，正是凭借这种信念和理想，指引着人类走过漫长的岁月，创造了无数的奇迹和美好的生活。]
鲨鱼代表着一切破坏性的力量，是阻止人们实现理想和目标的各种破坏力的集合，是各种邪恶势力的象征。

《百年孤独》加西亚 马尔克斯
背景情节主题
    作品描写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反映了拉丁美洲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作品融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典故等神秘因素，巧妙地糅合了现实与虚幻，展现出一个瑰丽的想象世界，成为20世纪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
    从1830年至十九世纪末的70年间，哥伦比亚爆发过几十次内战，使数十万人丧生。本书以很大的篇幅描述了这方面的史实，并且通过书中主人公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涯集中表现出来。政客们的虚伪，统治者们的残忍，民众的盲从和愚昧等等都写得淋漓尽致。作家以生动的笔触，刻画了性格鲜明的众多人物，描绘了这个家族的孤独精神。在这个家族中，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没有感情沟通，缺乏信任和了解。尽管很多人为打破孤独进行过种种艰苦的探索，但由于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把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最后均以失败告终。这种孤独不仅弥漫在布恩迪亚家族和马孔多镇，而且渗入了狭隘思想，成为阻碍民族向上、国家进步的一大包袱。
作家写出这一点，是希望拉丁美洲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摆脱孤独。所以，《百年孤独》中浸淫着的孤独感，其主要内涵应该是对整个苦难的拉丁美洲被排斥在现代文明世界的进程之外的愤懑和抗议，是作家在对拉丁美洲近百年的历史，以及这块大陆上人民独特的生命力、生存状态、想象力进行独特的研究之后形成的倔强的自信。这个古老的家族也曾经在新文明的冲击下，努力地走出去寻找新的世界，尽管有过畏惧和退缩，可是他们还是抛弃了传统的外衣，希望融入这个世界。可是外来文明以一种侵略的态度来吞噬这个家族，于是他们就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文明世界中持续着“百年孤独”。作者表达着一种精神状态的孤独来批判外来者对拉美大陆的一种精神层面的侵略，以及西方文明对拉美的歧视与排斥。“羊皮纸手稿所记载的一切将永远不会重现，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作者用一个毁灭的结尾来表达了自己深深的愤懑。
2、人物形象
家族中的男性成员，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第一代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精神继承者，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是人类男性祖先的象征。他先以勇敢智慧开创世界，在困境中同恶劣的自然条件搏斗，建设家园，是家庭和社会的支柱。可后来他被吉普赛人从外界带来的象征人类文明的种种科学技术所吸引，以献身精神如痴如醉地投入到科学实验中，虽然探寻到一些科学真理（如圆形地形说等），但同时也陷入了崇尚经济利益（炼金术）、暴力（发明武器）、征服（认识世界奇迹）等欲望中。至始，他的男性子孙们发展了始祖种种想象阶段的幻欲，承载了男性征服自然世界的各种欲望：
家族中男性成员都只有两种归宿：一是死于非命，一是陷入不能自拔的孤独中退化。这里的“死于非命”，虽不是死于己手，却是死于整个男性欲望在现实中的交合（如战争、暴力），这也是男性自我戕害的象征。能逃出暴力劫数的人却逃不脱“孤独”。
在作品中的女性中，乌尔苏拉是整个家族母性的代表，几乎是整个家族史的见证人。“如果让她死去，小说也就'半途而废’”。这说明没有她的存在，这个家族就无法延续。乌尔苏拉是家族的支柱，也是家族（人类）的始母，具有女性几乎一切的优点。在丈夫退缩脱离男性统治秩序时，她又建立了一个与原男性统治秩序有继承性和否定性的女性统治秩序。实际上，乌尔苏拉才是世界人类不仅从生命意义更是从秩序意义上真正的创始人。她不仅抛弃男性的野蛮与荒诞而真正引入文明—— “找到了她丈夫在失败的远征中没有找到的那条通向伟大发明的道路，”还以“她丈夫那种神魂颠倒的热情”创建家园，解决人类基本生存问题；而此时，她丈夫“在这场动乱中躬候着上帝的光临”。
乌尔苏拉支撑家族，但她的理想女性统治秩序并不臣服于男性统治秩序，她反对暴力、权欲、空想（也许有一定价值）、纵欲（女性也不可避免）等消极因素，她努力使后代成为“永远听不到战争、斗鸡、生活淫荡的女人和胡思乱想的事业”的人，虽然最后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徒劳，但还是在力图阻止男性统治带来的恶果。
3、魔幻现实主义
加西亚·马尔克斯遵循“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经过巧妙的构思和想象，把触目惊心的现实和源于神话、传说的幻想结合起来，形成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图画，使读者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形象中，获得一种似曾相识又觉陌生的感受，从而激起寻根溯源去追索作家创作真谛的愿望。魔幻现实主义必须以现实为基础，但这并不妨碍它采取极端夸张的手法。如本书写外部文明对马孔多的侵入，是现实的，但又魔幻化了：吉卜赛人拖着两块磁铁“……挨家串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落下，木板因铁钉和螺钉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那两块魔铁的后面乱滚”；又如写夜的寂静，人们居然能听到“蚂蚁在月光下的哄闹声、蛀虫啃食时的巨响以及野草生长时持续而清晰的尖叫声”；再如写政府把大批罢工者杀害后，将尸体装上火车运到海里扔掉，那辆火车竟有200节车厢，前、中、后共有3个车头牵引！作家似乎在不断地变换着哈哈镜、望远镜、放大镜甚至显微镜，让读者看到一幅幅真真假假、虚实交错的画面，从而丰富了想象力，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
故事内容错综庞杂，故事主人翁第二代、第三代常常采用相同的姓名，在阅读过程当中，如不一一记录人物的复杂关系，会出现幻觉错觉，产生第十章人物已死去，第四十章人物复活的荒诞想法。而作者正是抓住了相同姓名多代复杂关系的延续，一代又一代重复感加深整篇小说的魔幻孤独色彩。
神话、典故的运用：印第安传说、东方神话以及《圣经》典故的运用，进一步加强了本书的神秘气氛。如写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的鬼魂日夜纠缠布恩迪亚一家，便取材于印第安传说中冤鬼自己不得安宁也不让仇人安宁的说法；有关飞毯以及美人儿蕾梅黛丝抓住床单升天的描写是阿拉伯神话《天方夜谭》的引申；而马孔多一连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的大雨则是《圣经·创世记》中有关洪水浩劫及诺亚方舟等故事的移植。拉丁美洲的民间传说往往带有迷信色彩，作家在采用这些民间传说时，有时把它们作为现实来描写；如好汉弗朗西斯科“曾和魔鬼对歌，击败了对手”；阿玛兰妲在长廊里绣花时与死神交谈等等。有时则反其意而用之，如写尼卡诺尔神父喝了一杯巧克力后居然能离地12厘米，以证明“上帝有无限神力”等等，显然是对宗教迷信的讽刺和嘲笑。
本书中象征主义手法运用得比较成功且有意义的，应首推关于不眠症的描写。马孔多全体居民在建村后不久都传染上一种不眠症。严重的是，得了这种病，人们会失去记忆。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在物品上贴上标签。例如他们在牛身上贴标签道：“这是牛，每天要挤它的奶；要把奶煮开加上咖啡才能做成牛奶咖啡。”这类例子书中比比皆是，作家意在提醒公众牢记容易被人遗忘的历史。
独创新颖倒叙手法：作家还独创了从未来的角度回忆过去的新颖倒叙手法。例如小说一开头，作家就这样写道：“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短短的一句话，实际上容纳了未来、过去和现在三个时间层面，而作家显然隐匿在“现在”的叙事角度。紧接着，作家笔锋一转，把读者引回到马孔多的初创时期。这样的时间结构，在小说中一再重复出现，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不断地给读者造成新的悬念。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凝重的历史内涵、犀利的批判眼光、深刻的民族文化反省、庞大的神话隐喻体系是由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神秘语言贯串始终的。有的评家认为这部小说出自8岁儿童之口，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说颇感欣慰。这是很深刻的评判目光。因为这种直观的、简约的语言确实有效地反映了一种新的视角，一种落后民族（人类儿童）的自我意识。当事人的苦笑取代了旁观者的眼泪，“愚者”自我表达的切肤之痛取代了“智者”貌似公允的批判与分析，更能收到唤起被愚弄者群体深刻反省的客观效果。

《茶馆》老舍
背景情节主题
   《茶馆》是现代文学家老舍于1956年创作的话剧，一个叫裕泰的茶馆揭示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光怪陆离，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芸芸众生。《茶馆》结构上分三幕，以老北京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的兴衰变迁为背景，展示了从清末到北洋军阀时期再到抗战胜利以后的近50年间，北京的社会风貌和各阶层的不同人物的生活变迁。每一幕写一个时代，北京各阶层的三教九流人物，出入于这家大茶馆，全剧展示出来的是一幅幅气势庞大的历史画卷，形象地说明了旧中国的必然灭亡和新中国诞生的必然性。
剧本中出场的人物近50人，除茶馆老板之外，有吃皇粮的旗人、办实业的资本家、清宫里的太监、信奉洋教的教士、穷困潦倒的农民，以及特务、打手、警察、流氓、相士等，人物众多但性格鲜明，能够“闻其声知其人”，“三言两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作品通过茶馆老板王利发对祖传“裕泰茶馆”的惨淡经营，描写他虽然精明圆滑、呕心沥血，但终于挡不住衰败的结局，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走向。
人物形象
    王利发——裕泰茶馆的掌柜，贯穿全剧的人物。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裕泰茶馆，也继承了他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他胆小、自私，又精明、干练、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在黑暗的旧中国，尽管王利发善于应酬，善于经营，不断改良，却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他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得十分含蓄。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世的小商人，最终仍然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
常四爷——旗人，在满清时吃皇粮。但是他对腐败的清王朝不满，对洋人更加痛恨。第一幕中因一句“大清国要完”被抓起来，坐了一年的监狱。出狱后参加义和团，以后又凭力气靠卖菜为生。他正直，善良，敢作敢为，富有正义感。他不讳言他的不满，对抓过他的特务仍然很强硬，对正在发愁的王利发则雪中送炭。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也穷困潦倒，绝望地喊出：“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个形象代表了不甘受奴役的中国人，反映出旧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松二爷——旗人，心眼好，但胆小怕事，懒散而无能。清朝灭亡前，他游手好闲，整日喝茶玩鸟。清亡后，“铁杆庄稼”没有了，但他仍然留恋过去的生活，不愿自食其力。他宁愿自己挨饿，也不让鸟儿饿着，一提到鸟就有了精神，最后终于饿死。这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
秦仲义——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民族资本家。他年轻时血气方刚，态度傲慢，目空一切，甚至敢于同有权有势的庞太监作斗争。他有一个自认为很远大的理想，就是“实业救国”。他天真地认为，可以用经济竞争的手段，把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就能战胜洋人，救国救民。但他惨淡经营了几十年的“实业”却被国民党政府没收了，心如死灰的他，到老年却悟出了这样一个荒唐的“道理”：“有钱呀，就应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在这一人物身上，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既有斗争性又有软弱性，既有干事业的狂热一面，又有在挫折面前软弱灰心一面的特点。
作品特色
     形散而神不散的结构——谋篇布局独具匠心。全剧没有贯穿到底的矛盾斗争，是一出以人物带故事的话剧。它由几乎没有联系的几个小故事组成。幕与幕之间在情节上的联系，三幕之间的联系是作者描写的一种深层的政治意识。如“莫谈国事”的字条一幕比一幕多。这富有象征意义的纸条，揭示出在这三个军阀政府的专制下，人民受苦受压，是不能说话的，同时也有力地说明临近解放的国民党政府残酷的事实真相。
浮雕式人像展览——着重刻画时代的、阶级的、职业的和气质的特点以及地方色彩，作出各种社会典型的艺术概括，通过浮雕般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反映出不同的社会面貌。
独特的喜剧样式——《茶馆》中有不少悲剧性的场面，但是全剧的基调却是喜剧的，而且即使是悲惨的情节和细节也往往以幽默的笔法表现出来。老舍在《茶馆》中塑造了许多小人物。王利发与秦仲义在社会风浪中的命运升沉都有相同之处，他俩都没有逃脱破产的下场。这些小人物形象提供了这种寓悲于喜，啼笑皆非的题材。
诱人的语言魅力——真实、形象。如相面人唐铁嘴来到“茶馆”对王掌柜说：“我不抽大烟了。”王掌柜听了很高兴，即回答“那好”。他接着说：“我改抽白面儿，大英帝国的香烟，日本的白面，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福气还小吗？”即使不知他底细单凭这句话就知道他是一个无耻之徒了。从这富有幽默感、个性化的语言里，可以深深地体察到帝国主义不仅用枪炮打中国，而且还从体质健康上进行毒害的可耻行径。
侧面透露的手法——作者通过纵、横两个侧面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横的侧面：作者选取了裕泰茶馆这个象征被摧残得衰败不堪的旧中国为观察窗口，通过对出入茶馆的各种人物的描写，来反映时代变迁。纵的侧面：通过贯穿全剧的人物生活变迁，来反映社会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