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需要降噪的并非只是民众个人以及民众群体，一些公共服务机构的降噪，也应纳入议事日程。
从今年5月中旬开始，北京市包括天坛、北海、景山、陶然亭等在内的多家公园，开始推行“降噪令”，治理公园噪音，减少噪音扰民。然而，“降噪令”推行了一段时间，效果却并不理想。据报道，有的公园噪音反弹，公园里活跃的舞蹈队并未把“降噪令”当回事儿；有的公园里，大功率音响播放的音乐声，“隔着湖都能听见”。
与此同时，日前的一项针对北京公园噪音状况以及“降噪令”推行效果的调查显示，高达82.8%的受访者支持公园推行“降噪令”。42.9%的受访者直言公园噪音状况并无改善，48.7%的受访者建议设专人监管。
其实，公园里大功率音响、歌舞表演等制造出的噪音，只不过是当今社会生活中，随处可闻的高声喧哗、大声吵闹的缩影。地铁、火车卧铺车厢、公交车以及电影院里旁若无人的大声喧哗，小区里彻夜的练琴声以及深夜呼儿嗨呦的酗酒划拳声，甚至办公室、图书馆、医院病房里，皆存在的大声煲电话粥、聊天声……凡此种种，难道不是我们寻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吗？
而光是指责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鼓噪”，似乎也有些片面。一些公共服务机构在降噪以及提供安静、温馨的服务环境方面，亦并无太多的自觉。
比如，在北京地铁的一些大站，站台上终日不间断的，至少有四重“服务噪音”——循环往复提示“文明乘车、照顾老人、孩子、主动让座”的录音广播，站台的临时广播，每个车门旁的引导员嘴边的麦克风以及站台服务人员的高声吆喝。这四重声音，分贝极高、杂乱异常，且交叉传声，哪里听得清在说什么。加之乘客来来往往的喧闹声，这地铁站台该是怎样的嘈杂，可想而知！
或许是我们久在其中而不闻其声的缘故，对于高声喧哗、大声吵闹，我们确乎已有些麻木了，不认为是个多大的事儿。而我们一旦走出国门，把这样的习惯带到异域，方知晓这还真是个不小的事儿。
犹记否，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则新闻曾让我们大惑不解甚至可以说是有几分愤恨——法国巴黎圣母院专门制作了一个牌子摆放门前，上面用中文写着“请保持安静”。这不明明是冲着我们来的吗？这不明显是对我们的歧视吗？由此，还掀起了好一阵子的是是非非的讨论。
久之，我们不得不承认，怪不得人家委婉的指责，我们喧闹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我们不顾及旁人的高声喧哗，的确是太另类了！不是吗？欧美国家说我们太吵，东南亚国家说我们太吵——泰国旅游局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大声喧哗”“乱丢垃圾”“不守秩序”，是泰国民众对中国游客的主要印象。甚至非洲的肯尼亚，也认为我们的游客素质欠佳，说话声音太大、太吵。这难道还不足以令我们反思吗？
改不掉的高声喧哗习惯，一出口就是吵架般的话语声，原因或是传统农业社会人与人之间全无距离感、少有间隔的文化心理作祟，或是固有风俗习惯中喜欢敲锣打鼓、热热闹闹对我们的影响太深，或是遵纪守法意识、恪守规则意识的淡薄，或是愈演愈烈的喧嚣、浮躁社会风习的映射——纵有千种原因、万般理由，都不足以支撑我们把这个习惯一直固守下去。只因为，这样的习惯，太影响、打扰别人，太让人不堪忍受。
现代社会，人们需要遵循的一条重要的文明准则便是：要顾及别人的感受、维护他人的权益。这既体现自己的文明礼貌，体现一份自尊，也是得到别人尊重的先决条件。公共场所，大家不得不近距离接触，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收敛自己的言行，要让自己的言行最大限度地不影响到别人。
反之，不顾规则、不守规矩，尽顾着宣泄自己、表达自己，甚至要以夸张的言行进行表演，刷自己的存在感。这除了证明一己的自私、空虚以及徒增别人的反感、令文明的环境荡然无存外，还能是什么？
在公共场所，当我们有意无意间充当了一个滔滔不绝、高谈阔论的角色时，我们即当检点思过，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已然冲撞了社会规则、破坏了社会秩序。文明风习的养成，靠大家的贡献与努力，当然包括你我他的日常表现。
必须承认，当今，需要降噪的并非只是民众个人以及民众群体，一些公共服务机构的降噪，也应纳入议事日程。公共服务机构理应盘点、变革那些照本宣科、了无成效的“服务噪音”，不能令朝向文明风习的努力本身，变成一种机械的敷衍行为，变成不文明的一部分。公共服务机构理应着力营造安静、文明的服务环境，为民众做出示范和表率。
据说，几十年前，韩国经济腾飞、出境游人数开始增多时，韩国人给外国人留下的印象也是吵吵嚷嚷、素质欠佳。随着韩国社会整体文明素质的不断提升以及对民众文明礼貌的着力培育，当今，韩国人的整体形象已旧貌变新颜。
但愿我们能复制这样的一条路径。当下，我们不妨“内外兼修”，两手都硬——就让我们从改变出境游的喧闹以及降低公园的噪音开始做起。
（本文源自祝振强的凤凰博客，作者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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