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允芃：访张爱玲女士

张爱玲生于1920年9月30日，今天是张爱玲诞辰96周年。于是更新一篇关于张爱玲的文章。

而这篇文章也真不可多得，原因有二。

一方面是文中有张爱玲直接谈到自己关于写作的看法，相信能给大家带来启发。另一方面是张爱玲晚年不大见客，留下的资料甚少。

这也多亏了本文作者殷允芃女士，在任美国费城询问报记者时，利用业余时间访问到了张爱玲。

那天晚上，雨势稍歇。 

离会见张爱玲女士的时间还早。伞下，踱过波光灯影的哈佛广场，和附近郁绿的小公园-——当年华盛顿誓师抗英的地方。走在清湿的空气中，恍若是漫步在台北植物园的小路上。 

心中却惴惴然，因为“张爱玲是向来不轻易见人的”。而且也自惧于她写小说的、洞彻一切的“冷眼”。学物理的青云，走在旁边，也帮着紧张。 

但开门迎着的，她的谦和的笑容和缓慢的语调，即刻使人舒然。 

她的起居室，陈列得异常简单，但仍然给人明亮的感觉。或许是那面空空的、黄木梳妆台上的大镜子。旁边是个小小的书架，摆着的大半是些英文书，右角上有本《红楼梦》，书架顶上斜竖着一张鲜艳的、阿拉斯加神柱的相片。并立的，是一幅黑白的旧金山市夜景。 

窗旁的书桌上，散乱的铺着些稿子，剪报，和一本翻开了的《红楼梦》。最惹眼的，是那张指示如何去填所得税的表格。 

记得她初接电话时的推辞：“真对不起，您那么老远跑来，不巧得很，我这几天不舒服，真的是病了……而且这两天还得赶着交一篇东西。”有点不好意思似的，她加了句：“嗯——就是那个Income Tax表。” 

一般人顺口的客套，她说起来却生涩而纯真。她又极易脸红，带着瘦瘦的羞怯，但偶尔射出的专注眼光，又使人一懔。 

这位在三十年前，就以短篇小说和散文，享誉上海和香港的“才女”，当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中，推崇她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夏济安先生生前也屡次要把张爱玲和鲁迅并论。于梨华女士更爽直地说：“现在写小说的，我最佩服的是张爱玲。” 

但对世间的一切毁誉，张爱玲女士却都能夷然处之。虽然好话听着也高兴，但她却似立身于方外的，并不受到影响。 

她又很真。在《传奇》再版的序中，她写着：“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啊，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她的客观、冷静和敏锐的观察力，不仅使她难以对人虚伪敷衍，对自己，她更是忠实，丝毫也不欺瞒。因而，她不愿，也无法介入。她说，她是在一切潮流与运动之外的。 

她像是踢脚坐在云端，似正经，似顽皮，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而兴趣最浓的，却是由上眺望人间世，和那些她所写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的；自归自圆了的；或淡淡地挨着一点，却已事过境迁了的”各式各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有人错以为她是绝情的。其实她的同情与慷慨已经是超个人与超主观的。像纳兰性德所说：“人到情多情转薄”，这只是因为她看得明白与透彻。 

她对一切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有着强烈的感受。一片梧桐叶的飘落，能使她伫足，一个化缘的道士，能使她在后面跟上半天。她喜好嘈杂的市声，车马的喧闹，浓烈的色彩，甚至油漆和汽油的气味。 

“我喜欢纽约，大都市，”她说，“因为像上海。郊外的风景使我觉得凄哀。坐在车上，行过旷野，渺无人烟——给我的感触也是一种荒凉。我还是喜欢走在人多的地方。” 

她认为人生的结局总是一个悲剧，但有了生命，就要活下去。 

“人生，”她说，“是在追求一种满足，虽然往往是乐不抵苦的。” 

写作对于张爱玲或许也就是一种满足。 

“只要我活着，就要不停地写，”她说，“我写得很慢。写的时候，全心全意的浸在里面，像个怀胎的妇人，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即使不去想它，它也还在那里。但是写完后，我就不大留意了。” 

她的写作生涯或许要追溯到她孤独的童年。在她四岁的时候，她母亲就因家庭失和，而远走留学法国。父亲是位典型的遗少，生活在旧朝习气的阴影下。小时候，凡是能抓到手的一切书，这敏感而爱幻想的女孩，都热心的看。 

她记得在她一遍遍翻阅《水浒传》后，竟起了学写章回小说的野心。碰到不会写的字，就咚咚跑下楼，去问账房先生。但是到底太麻烦了，认识的字也很有限，所以那第一回，翻来覆去的写，却总是没法写完。那时，她才六岁。 

在十四岁的时候，她写成了部《摩登红楼梦》，订成上下两册手抄本。一开头是秦钟与智能儿坐火车私奔到杭州，自由恋爱结了婚，而后来又有“贾母带了宝玉及众姊妹到西湖看水上运动会，吃冰淇淋。” 

她看的第一本英文小说，是萧伯纳的。那时她十三岁。从此她开始接触到西洋文学。 

她的《秧歌》，是先用英文写的，曾获美国文学批评界的各种赞誉。 Library Journal的书评更提出说：“这本动人的书，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创作，所显示出的熟练英文技巧，使我们生下来就用英文的，也感到羡慕。” 

虽然，她被赞为是将现代西洋文学手法，溶入中国小说中最不着痕迹的一位作家，她仍自认，对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的旧小说。有一次她曾坦然的说，《红楼梦》与《西游记》当然比《战争与和平》和《浮士德》好。 

她又认为世界时时刻刻在改变，人的看法也随时会变。因而她的小说，只有在刚完成时，她才觉得满意，过久了，再看看，就又不喜欢了。 

“以前在上海时，”她笑着回忆，“每写完一篇小说，我总兴高采烈的告诉炎樱（她的锡兰女友）这篇最好。其实她又是看不懂中文的，听我说着，总觉得奇怪一一怎么这篇又是最好的啊？” 

曾在《皇冠》上连载的《怨女》，是她根据《传奇》中的《金锁记》重新改写的，原有的故事轮廓依稀可见，但风格、手法都已改变。《怨女》的英文本，也于去年在伦敦出版。 

一个作家，如果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时的作品，她觉得，是件很悲哀的事。譬如海明威的晚年作品，她说，漫画似的，竟像是对以前的一种讽刺。 

写小说，她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对所写的事物有了真感情，然后才下笔写。她对一般所谓的研究工作，不太有信心，也多少是因隔了一层，较难引起作者自发的情感。写《秧歌》前，她曾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那时是冬天。 

“这也是我的胆子小，”她说，缓缓的北平话，带着些安徽口音：“写的时候就担心着，如果故事发展到了春天可要怎么写啊？”《秧歌》的故事，在冬天就结束了。 

许多人都认为纯小说已经消失了，她说。现代的小说或是趋向于平白直述的历史记录，或是抽像难懂的诗。她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小说应避免过分的晦涩和抽像。作者是应该尽一份努力，使读者明白他所要表现的。而且一个小说的故事性，也仍然需要保留。 

“好的作品是深入而浅出的，”她说，“使人在有兴趣的往下看时，自然而然地要停下来深思。” 

初看她的小说，常为她优美的文笔，细腻的描写和传奇的情节所吸引。进而欣赏到各种丰富的意象和那些异想天开，令人意会，忍俊，诧异或恐怖的各种比喻。 

她描述胡琴的嘎嘎惨伤的音调，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塞上的风，尖叫着为空虚所追赶，无处可停留。”她写冷天乡村里的太阳，“像一只黄狗，拦街躺着。太阳在这里老了。”她比喻在伴娘眼里的新娘，是“银幕上最后映出雪白耀眼的‘完’字”，而伴娘自己却是“精彩的下期佳片预告。” 

她写一个游方的道士，“斜斜挥着一个竹筒，托--托--敲着，也是一种钟摆，可是计算的是另一种时间，仿佛荒山古庙里的一寸寸斜阳。”被虐待将死的媳妇，则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蟋曲着，像宰了的鸡的脚爪。” 

而她最耐人寻味的，如同藏在海面下的大块冰山，却是她对气氛的孕育与衬托，角色的刻画，和对高潮过后，人物个性发展的淋漓尽致。 

她说她看书没有一定的系统或计划，惟一的标准，是要能把她带人一个新的境界，见识新的事物或环境。因而她的阅读范围很广，无论是劳伦斯、亨利·詹姆斯、老舍或张恨水，只要能引起她兴趣的，她都一视同仁的看，没有兴趣的，即使是公认的巨著，她也不去勉强。 

她坦然说：“像一些通俗的、感伤的社会言情小说，我也喜欢看的。” 

而她最近的长篇小说《半生缘》，就是她在看了许多张恨水的小说后的产物。像是还债似的，她说，觉得写出来一吐为快。“但是我写《半生缘》的时候也很认真，我写不来游戏文章，”她说，“就算当时写得高兴，写完后就觉得不对，又得改。” 

她屡次很谦虚的说：‘我的看法并不是很正统的。”说时语气淡然，并不带一丝自傲或歉意。一般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她并不一定会赞同。而她，也不是能用常理去衡量的。 

“我是孤独惯了的。”她说，“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在乎。我觉得如果必须要讲，还是要讲出来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和别人一样。” 

也许她信服“让生命来到你这里”，“生命有它的图案，我们唯有临摹”。她是心如明镜，事物都公平自然的映射出去。因为不执留，所以不易为外物所影响。即使连书，她也是不买不存的，借来的，看完后就还去。 

“我常常觉得我像是一个岛。”她说，习惯性地微扬着头。斜斜的看去，额上映出的单纯与平静，仿佛使人觉得，她是在岁月之外的。她是最最自由的人。 

记起她二十几年前拍的一张半身照片，刊在《怨女》英文版的封背上，也是扬着头的微侧面，眼神中同样露出慧黠的光。所不同的是，那时如满月的脸，而今已成椭长，那时披肩的散发现在已梳起，而那件异常宽大，剧装似的皮袄，却已换成无袖的宝蓝短旗袍。 

她自己说她的动作是很笨拙的。可是她起身前小心的整着下摆，走起路时的绰约缓然，并不使人觉得。反而使人联想起，在书上看到关于她小时候的一段：“我母亲教我淑女行走时的姿势，但我走路总是冲冲跌跌，在房里也会三天两天撞着桌椅角。腿上不是磕破皮肤，便是淤青，我就红药水擦了一大搭，姑姑每次见了一惊，以为伤重流血到如此。” 

她很热心的走出走进：“看你们，还像孩子似的，就想着要拿点东西给你们吃。” 

于是，煮了浓咖啡，端出核桃甜饼，倒上两小杯白葡萄酒，又拿出花生米来。可是谁也没有喝咖啡时加糖的匙。 

她解释着，像是理所当然的：“真对不起，汤匙都还放在箱子里没打开。反正也在这儿住不长久的，搬来搬去，嫌麻烦。”那时她在剑桥已经住了快半年。 

她是在一九六七年末搬到剑桥。应雷德克里芙女校（哈佛的姐妹校）之请，当“驻校作家”。正在埋首将《海上花列传》翻译成英文。已经翻完了二十回，约全书的三分之一。 

她认为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海上花》也仍然是一部很好的中国小说。那是第一部用上海话写成的小说，出版于一八九四年。但她也不确定，西方读者们是否能接受这本曾经两度被中国读者摒弃的书。 

“可是，”她加了一句，“做哪一件事不是冒险的呢？” 

目前，她也正在写着一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同时她还打算把十年前就已开始着手的一个长篇，重新整理一番，继续写完。 

天南地北的谈着，从亨利·詹姆斯的《丛林野兽》到老舍的《二马》，从台湾的文坛到失了根的中国留学生，从美国的嬉皮运动到男女学生的道德观念。听着的人，说着的人都觉得自然而不费力。因为她对任何话题都感到兴趣，而又能往往意会在言发之前。 

走出门后，却忽然想跑跑跳跳起来。便跑着跳着地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往波士顿的地下车。 

那时雨已停了，时间也已过午夜。 

一九六八年七月 

附录： 

整理那次访问后所记的笔记，发觉有几段话没写进去，实在是不应该遗漏的。 

“一个作家应该一直在变，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是静止的。” 

以前的人多半是过的集体生活，从描写动作和谈话，就可看出一个人的个性，譬如像《红楼梦》。但现在每个人的自己的时间比较多，小说以心理描写才能表达深入。（心理描写）不必过分的 obscure。如果必须，当然没话说。 

电影是最完全的艺术表达方式，更有影响力，更能浸入境界，从四面八方包围。小说还不如电影能在当时使人进入忘我。自己也喜欢看电影。 

我很惊奇，台湾描写留美的学生，总觉得在美国生活苦，或许他们是受家庭保护惯了的。我很早就没了家族，孤独惯了，在哪儿都觉得一样。而且在外国，更有一种孤独的借口。 

一般美国通讯写的并不深入，没有介绍美国真正的思想改变的，譬如现在的道德观念的不同，几百个男女大学生同住在一起。 

（嬉皮们），我不喜欢他们的成群结党，但他们的精神不错，反对（既有）社会制度，不愿做现在的这种 Organizational man。但我希望他们的出发点是个人的真正体会。他们的表现方式，details，我不赞成。 

“人生的结局总有一个悲剧。老了，一切退化了，是个悲剧，壮年夭折，也是个悲剧，但人生下来，就要活下去，没有人愿意死的，生和死的选择，人当然是选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