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挥洒手中一杆笔，纾解胸臆，亦为这一杆笔创制出众多用具，一应伺候。
一千五百余年前，中国始制毛笔。有了笔，书案上就要有搁置它的用具，笔搁，是最常见的一种。除此，亦有笔床、笔挂。笔床横卧，半月凹槽相连，惯常置笔四支。悬空钩挂的、则谓之笔挂。
笔筒之前身 清中期 铜胎掐丝珐琅花卉纹笔床
虽说三国时的文籍中，已写有“笔筒”一词，但所指绝非今物。陆玑《螟蛉有子》一卷中，曾书“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这笔筒，原指一柄镂孔的细竹管，只置放一支笔而已，笔身完全置于竹管内。今日我们认知的笔筒一物，直至明代中叶以后，方才现世，于文房诸具中，着实是一个晚辈。
清康熙 青花人物故事笔筒
凡有过毛笔书写经验之人，大抵知道，笔筒此形，并非置放毛笔的绝佳器物，笔头向上的插放方式，极易令笔毫散开，不利书写。但就是这或圆或方或随形、口底相若的笔筒，却在明清两朝风行至极，“年纪”轻轻便艳压群芳，稳坐书案上面目出众的当家花旦。
明晚期 三松款 竹雕高士听泉烹茶图笔筒（朱三松：明末竹刻世家）
笔筒初兴，多为竹木所制，源于中国文人历来喜尚竹子之心理。《长物志》中对于笔筒的描述云：“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 ”《文房器具笺》中的记载亦高度相似：“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坐为雅，余不入品...... ”不难想见，虚其心、坚其节的竹子，在当时人们心中的雅洁地位。人们不遗余力地颂竹、画竹，将竹之秉性与文人的书卷风骨视若同等，竹，成为民间制笔筒最被接受的选材。明清两朝，竹刻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盈握之器，在他们以刀代笔的舞弄下，或遒劲流畅、或稍加斫磨，呈现淡远景致、山水意境无数。
清代 竹嵌象牙书卷笔筒
明清帝王家对笔筒之物亦是钟爱有加，不吝用材、广揽天下名匠制之。象牙、紫檀、玉石、官瓷...... 几乎所有的精良材料都在笔筒上加以应用，良器层出不穷，忠孝仁义题材毕现。
明清时期的社会审美观，是一种上至皇家推崇、下到文人士大夫集体参与的群情投入，即便是一介工匠，其美学功力、高尚情趣亦不可小觑。对案头笔筒、乃至文房诸具的嗜好，官民共襄。
清康熙 青花万寿笔筒
我总觉，在收纳上便捷好用、却并不十分科学的笔筒，广受全民式追捧，个中必存深意。清康熙年，博通经史、获允直入南书房的朱彝尊，曾写过一则《笔筒铭》，其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 ”笔筒束拢的、岂止只是几杆笔毫。并非完美的功能性、与君子自鉴的高洁立场，在这一席言语中，精炼出文人雅士们一腔最为庄重的精神托付。
清康熙 象牙雕填漆 携琴访友图笔筒
文人雅逸，七尺案头即天下。一管笔筒，归束笔毫、亦归束人心。这亦奢亦朴的一围筒身，在人们眼中被最大化地写意，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世象画卷，各样材质、任由点化。正所谓，立而不倚，和而不同，君子鉴之，以束吾躬。
清乾隆 青白玉高士赏游图委角方笔筒
清道光 黄釉雕瓷 麻姑献寿图笔筒
清十七世纪 水牛角雕 童子牧牛图笔筒
文章来源于“三味小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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