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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胃癌晚期的老人为了跟一个男孩打招呼,来请求身为病友的我转告给一个男孩儿听,以后老人只能在窗前挥动他的黑帽子与男孩儿打招呼。老人也为了早晨的几次挥手,整晚整晚的抱着帽子辗转反侧,天还未亮,老人就在窗前守候着,直到他看见一团如同火一般的领巾在舞动,他的笑容才能绽开。老人死了,剩下的那顶帽子,我留下来了,当第二天的太阳再次升起时,我挥舞着那顶充满人生悲欢离合的帽子……
这篇文章带给我的感觉只有一个——震撼。一句简单的问候竟然可以使得一位老人顽强的与病魔抗争;如此强烈的求生欲望竟来源于一面红领巾的舞动;每日互相搀扶过桥的身影竟能产生跨越生死的爱。也许是因为男孩把已坠入万丈深渊的老人救到了云端的最高处,这两种极端的变化在同一秒钟进行着,才能使得老人把他的精神支柱完全寄托在男孩儿的身上。
文中说:“他还不知道一个善良的人不仅需要别人的爱,更需要爱别人。在爱别人的过程中,才会真正体会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自己存在的价值。”事实就是如此,若你没有能力把你的爱给与人家,那么,你将永远也体会不到快乐的真正意义。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是为了他人而活着的,否则他便会是一个不完美的生体。
文章的结局是凄美的,它写出了作者亲自站在老人的角度上,去体验那人生的真理。难道人生的意义就是挥动一顶帽子吗?不是的,人生本质的意义是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人家的赞赏与微笑。
老人的黑帽子》是一篇让人震撼的文章,一顶普通的帽子“带”出了一段感人的故事:一位胃癌晚期的老人为了和一个男孩打招呼,来请求“我”告诉男孩:以后自己只能在窗前挥动他的黑帽子与男孩儿打招呼。老人为了早晨的几次挥手,,天还未亮,就在窗前守候着,直到他看见一团如同火一般的领巾在舞动,他的笑容才能绽开。
一句简单的问候竟然可以使得一位老人顽强的与病魔抗争;如此强烈的求生欲望竟来源于一面红领巾的舞动。在爱别人的过程中,老人真正体会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自己存在的价值。也正是因为老人用自己的真诚,使孩子感到了这个世界还有温暖,还有希望。
一个善良的人不仅需要别人的爱,更需要爱别人。在爱别人的过程中,才会真正体会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自己存在的价值。
《我们仨》由钱钟书先生的遗孀、作家杨绛所著。本书分两个部分,一部分以“梦”的形式隐喻情感,一部分记述现实。现实部分,从1935年伉俪二人在牛津求学写 起,一直到1998年钱钟书去世,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最后都化作一位百岁老人对家人绵绵的思念。作者所思念的,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学者家庭,妻子杨绛、丈 夫钱钟书、女儿钱媛,一家三口都是单纯的文人,不沾是非,不涉政治,任世事浮沉,不改做人本色。但在中国20世纪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我们仨”依然饱经 战火、疾病、政治、生死的洗礼,难以独善其身。
在 “我们仨”中,女儿钱媛无疑是处于最中心的位置。在杨绛的眼中,女儿懂事、聪慧、好读书,是自己“平生唯一杰作”。钱家家长(钱钟书之父)“得意非凡”地 宣称:“女孙健汝(钱媛)”是“吾家读书种子也”。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可造之材”,却多病多难,生不逢时。“上高中学时背粪桶,大学期间下乡下厂,毕业后 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其间的遗憾憋闷,溢于言表。
杨绛先 生为女儿的才华惋惜,但杨绛她自身何尝又不值得惋惜。在钱钟书的眼中,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诚然也。钱钟书虽然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但有得必有 失,于生活计,几乎百无一用。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不时地在家做些“坏事”,将桌布染黑了,台灯砸了,门轴弄坏了,均束手无策,唯有苦着脸向妻 子杨绛求救。杨绛一一安慰“不打紧”。出院后,她逐一“搞定”。钱母感慨这位儿媳,“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钟书痴人痴福。”而这对 于一个惜时如金的学者来说,是幸也,亦或不幸也?杨绛在翻译上的造诣颇深,她翻译的《堂吉柯德》,至今为止依然是中译本外国名著中的经典之作。
“我 们仨”中最“宝贝”的自然是钱钟书。钱钟书是一个纯粹得近乎单纯的文人,他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学术事业中。中国的文人,不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在几千年 的政治文化熏陶下,无非分两种,一种当了官的,一种是想当官而不得的。即使隐士如陶渊明者,早年的愿望也是“大济苍生”,他几次挂冠而去,均是迫于无奈, 不是因为嫌官小,就是因为不“合群”。而钱钟书却是一条漏网之鱼,是一众鸭棚中诞出来的一只天鹅蛋,是文人中的“病梅”,异类中的异类,几千年以来,仅此 一枚。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科教文卫的职位,他辞谢了;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他趁早溜回来了;收到国宴的请帖,他请病假;即使是社科院文学所 的一个顾问衔,他也力辞得免。
钱 钟书一生所爱,唯有他的书、他的家。在书里,他是学问的宠儿;在家中,他是精神的领袖。这两个地方,自由、美好、安全,符合他全部的慧心与童心。他或许会 以为,这两个地方都如英国哲学家洛克所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可这句话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田家无四邻,独坐一园 春”终究只是古代文人的美好奢望。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成了“牛鬼蛇神”,被批斗,被“洗澡”,杨绛还被人剃成了“阴阳头”, 苦不堪言。他们凭借平和的心态以及对学问的执着,挺了过去。但是,女儿钱媛的丈夫王德一却因不堪受辱,愤而自杀。
“世 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90年代中期,病床上的“我们仨”开始分头写作各自的《我们仨》。不久,钱媛病逝,次年岁末,钱钟书亦离世。“剩下的这 一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此中辛酸,难以向人道也。四年后,唯一完本的是杨绛版的《我们仨》,此时杨绛已是九二高龄。书中,一个个残碎的梦境,一件件 细碎的小事,在黑白间杂的夜幕下,如一粒粒星辰,以爱作线串起,熠熠生辉。
无论悲欢离合,家庭都是人生最后、最好的庇护所。如果你爱家,就读一读《我们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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