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
今天,当我们漫步于北京故宫是否还能想起他来呢?那是600多年前,他为我们留下的宏大并且珍贵文化遗产。
明成祖朱棣在位时,五次亲征蒙古,收复安南,巩固南北边防,维护了中国版图的完整;多次派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外友好往来,加强对南海的经营;编修《永乐大典》 ,疏浚大运河;迁都北京……这永乐盛世的一桩桩、一件件大事足以让他名垂青史。
然而,若我们的思绪在历史匆忙的脚步中能小憩片刻就会发现,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一个被某些人称为“神秘预言”的论断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伟大而且完美的实践。
长城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东南,收功实者常於西北。故禹兴於西羌,汤起於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这话用我们现代大白话说出来即是:“东方是万物开始萌生的地方,西方是万物最后成熟的地方。因此开创事业的人必定出现在东南,获取胜利果实的人常常诞生在西北。所以大禹在西羌勃兴,成汤在亳地崛起,周人建立王朝是因为有丰镐作根据地去讨伐殷商,秦国完成帝业是由于有雍州当大本营才日益强大,汉朝兴盛是从巴蜀汉中开始的。”
有意思的是,我们现代人在翻译司马迁的原话时,将东南与西北分别连接了起来,如果能在东南与西北之间分别夹上顿号,即是东、南与西、北,这被称为“神秘预言”的论断分明更精准。
南北中国
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将其称为“革命地理学”,并著《从中国地理看中国革命》一书,对此作了详尽的论述, 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科学地“破解”这一“预言”的神秘性。
李教授的基本观点是:尽管明末一直到民初,南方人认为中国正统在南方,中国的经济中心也确实在南方,但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却是一直都在北方。周秦以来,中国的都城,西边的比东边的早,北边的比南边的早。
李教授还说,南方都城中最有名的是南京,但是以南京为都的政权始终不能统一天下。这是因为中国的重心早期一直在西北,背后有一个广阔的游牧带,一直威胁着中国,处于防御的考虑,国家重心不能离它太远。这也就是经济重心不断南移,但政治重心却不断往北移(直到北京)的原因。
西安
所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明成祖将首都迁到北京无疑是遵循了历史发展规律的,是帝王立国的创业实践,也伟大的,也是科学的。
明成祖没有迁都西安,那是因为当时的西安如果作为首都已经不利于祖国对于海疆的控制,而作为他做燕王时的“根据地”北京就在那时恰到好处地凸显了出来。1421年迁都北京,因此对明成祖个人来说无疑是离“危险”更近了一步,但他注定不是一个喜欢躺在“温柔乡”里的人,而历史的宿命也让他五次远征蒙古,并死在了第五次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
中国南海
因此,司马迁的“革命地理学”不是什么神秘的预言,而是一种科学,历史与地理的科学,它注定了明成祖这位有着远见卓识的“创业型”帝王最后的人生结局。这也是他在600多年前能为我们留下一个盛世帝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人治的封建时代,有一个好皇帝是件非常难的事情。明朝之前的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据说其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但从其定都河南开封的那一刻似乎就注定了其后来偏安浙江杭州,最终化作一滴传说中“富有的眼泪”的悲惨结局。
南人怀念宋,却忽略了作为一个国家,仅有钱是不够的。明成祖就这样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创业型”的皇帝,这也是他迁都北京的“秘密”。《明史》评价他说:“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南京(网络图片)
创业的人不但要有非凡的勇气,更要有超人的毅力与能力,因此创业的过程本身也就成了一个展现实力的过程。这中间虽然难免不会有炫耀的成分,但炫耀却会因此而光彩照人。今天,当我们翻开明成祖的履历,就会发现他的“炫耀”是那样的引人注目,引得万国来朝。戎马一生的他“炫耀”的强项无疑是“秀肌肉”,大阅兵、下西洋也都是他“秀肌肉”的内容甚至创举。
明史上最有名的大阅兵,发生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三月,明成祖从北京北边上的怀来调集军队10万人,精心挑选“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精锐相继表演骑兵包抄、步兵突击、步骑合击等项目,又从广西、云南、四川调来的“土狼兵”、白杆兵演练了步兵劲弩齐射、长枪步兵刺杀训练等“军事科目”。
这次“秀肌肉”震惊世界,引得前来“观礼”的使节达27个国家之多。明朝军威之盛与睦邻友好的国策,在各国引起巨大反响。其后中亚、西亚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一直绵延到明末,单是帖木儿帝国,终明一世向中国派遣使节的次数就有60多次。
震惊世界的永乐大阅兵
通过大阅兵“秀肌肉”这种形式据说在周时就有了,但我们封建时代给能像明成祖一样搞得轰轰烈烈的,几乎没有。而早在此之前的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明朝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以后又于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间,先后七次出海远航,经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
郑和航海图
这些都是一个创业皇帝的肌肉秀,不仅是宣示国家实力重要举措,也是扩大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然而,今天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却搬出家底来“引经据典”,声称”郑和下西洋不过是600万两白银换来万国来朝的意淫”,还说“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而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银子,每次出航平均需船260多艘,仅造修费用就需要几十万两银子”。
钱,在这些具备“历史小农意识”的砖家们心中像命一样的重要,他们不知道从13世纪到14世纪,随着蒙古帝国瓦解和元朝的灭亡,中国与欧洲的联系中断;他们也不知道,是明成祖打开了明朝被封闭起来的外交大门,让当时的中国真正走向了世界。这也许就是迁都北京的秘密,一个只有在北京才能完成的不是秘密的秘密。
迁都北京,不仅是“革命地理学”,也让中国离海洋文明更近。(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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