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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子之道》中余秋雨这样说：文化有很多台阶，每一级都安放着不同的标尺，那么，最后一级是什么呢？他的答案是人格。他认为文化的终极成果，就是人格的塑造。中华文化的终极成果，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复兴中华文化，就是寻找和优化中国人的集体人格。这也是文化的最后一级台阶。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跟随弗洛伊德研究过人的“无意识”和“潜意识”，他认为只有“集体无意识”即集体人格才有普遍意义，他进一步指出这种“集体人格”并不是形成于当代人们的有生之年，可能在最早的神话时代就已播下了这种子，后来又借助“大神话”引发出很多“小神话”——即人的梦。
如果按照荣格的思路，那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也就找到了故乡，这故乡就是神话。“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后羿射日”等等，这些正是中国人集体人格的真实写照，它们埋藏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是中华文明的灵魂故乡。
而中国道家在后世的经验中很好的促进了这种集体人格，他们把物极必反的基本法则运用到了人们的生活中，与西方的“自我中心”相比，道家的生活准则更胜一筹，因为长时间沉浸于自我很容易在人格上造成一种“痛苦的内战”，最终不得不以宗教的经验或东方的哲学来引导，开释。而中西方文化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人格上的不同。对人的理解不同导致产生出各种态度、观念、尊严、品格等等隶属于人格上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和分歧在很早就已开始。
1924年，孙中山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西方的物质文明是科学文明，但在近代这种文明演化成了一种武力文明，西方人用它来压迫亚洲国家，以达到实现自己国家意志和欲望的目的。而东方文明最早就是超越性的，它是一种“王道”文化，而“王道”文化的本质是道德和仁义。而日本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之后，没有看到和理解中国的“王道”文化，而是继承了西方的武力文明，再加上他们国内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的崛起，最终导致了对亚洲国家的武力征服。
王道、道德、仁义等等，通过这些更倾向于内在的文化理念，中国人形成并沉淀了自己的人格，通过悠久的岁月和代代相传的发展模式，这种人格又积淀成一种集体人格，其他外来民族要想学会或融入，非常困难。
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是什么？
先看一个例子，西方的传教士或文化人士到中国后，有的在中国甚至生活了十几年，自以为了解了中国文化，有的还写书专门介绍中国文化，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也是最关键的缺陷，即他们的所看所讲虽然都是中国的，但是他们的思维，仍然固守和停留于西方的“圣徒人格”和“绅士人格”，从深层看，他们的所看所想并没有摆脱掉西方的文化根基，即他们的人格还是属于西方式的。
那么，与“圣徒”和“绅士”相对应，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模式是什么呢？答案是君子，中国人理想的人格或者理想人就是成为孔子所讲的“君子”。
尽管中国文化中还有其他不少人格模式，但衍射最广、影响最大、渗透最深的，莫过于“君子”模式。“君子”是中国人最独特的文化标识。其他民族中有“圣徒”人格，“绅士”人格，“骑士”人格，“灵修”人格，“牛仔”人格，他们各有特点，各有优缺，而中华民族的“君子”人格我认为最有特点，也最具优势。而且“君子”人格与以上外族人格有很大区别，它只专属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外族人很难通过学习或模仿全然融合，因为“君子”人格不仅蕴含的内容广阔，而且有自己的灵魂故乡——神话渊源。
君子作为一种集体人格的雏形古代就已形成，后经过儒家的选择、阐释、提升，最终凝聚为一种人格理想。这种理想一旦产生，中国文化的许多亮点都会向那里滑动、集中、融合。因此，“君子”两字包罗万象，在认识领域的作用非同小可。君子人格在文化上收纳一切，沉淀一切，预示一切。而中国文化的钥匙就在于这种由“君子”人格演化成的“君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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