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方法论”思想探源

美国社会学家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是社会学“常人方法论”学派的创始人。1967年，加芬克尔出版《常人方法论研究》，系统阐述了常人方法论的理论主张，在学界引起重大关注。

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对传统社会学持彻底的反思和批判态度，主张应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常识世界”，是一种研究人们在日常实践互动中“如何赋予生活世界以意义”的理论。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对常人方法论的创立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是后者极为重要的思想来源。

现象学对常人方法论的启示

“假如科学不想成为各种特定假设的大杂烩，它就必须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面对一战后西方所面临的科学危机、伦理危机和哲学危机，爱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创立了现象学哲学理论。“通过对生活世界的观察、分析和描述，为现象学的还原或先验的还原提供一种健全的基础和恰当的指导。”胡塞尔对“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的关注及其现象学的方法论，深刻地影响了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研究。

胡塞尔在其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为其“先验现象学”找到了一个比较牢靠的哲学基础。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生活主体在其特殊视界中所体验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包括个人的、社会的、感性的和实际的经验。从“生活世界”中寻找本初的意义，这也是常人方法论的目标和旨趣所在。加芬克尔追随胡塞尔，将“生活世界”视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和研究对象，认为“生活世界”是一切客观认识科学的基础，是一切真正的和可能的实践的前提。

现象学是方法论、认识论和世界观三位一体的学说，本质上是一种新的、描述的哲学方法，寻求的是“知识何以可能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理论根据”。受胡塞尔现象学“面向事物本身”的方法论启示，常人方法论强调社会学家应对传统社会学来一次彻底的学术清理和范式革命，抛弃传统社会学不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依循胡塞尔和舒茨的研究路径，“构建起直接揭示日常社会生活世界本身的理论与方法论”，从而为科学知识提供“确定不移的基础”。胡塞尔的现象学主张将社会学的重心从本体论转移至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研究旨趣和范式与常人方法论高度契合。

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将“纯粹自我意识”或先验“主观性”的构造作为知识的根源，认为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是先验的“纯粹逻辑”，这就产生了如何让个体性认知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为了摆脱自我论的困境，胡塞尔提出了“主体间性”的理论解说。“‘主体间性’涉及主体之间的共同性和它们沟通的可能性，正是这种主体间性构造了与人类有关的世界。” 受这一理论启发，常人方法论果断放弃对社会事实客观性的纠缠，将研究重心转向社会事实的主观构建过程，更自觉地观照互动着的个体之间共享的主观世界。

常人方法论强调对实践系统的理解

“语言不再是传统哲学讨论中涉及的一个工具性问题，而是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影响了一大批包括常人方法论在内的社会学理论流派，尤其是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的语言哲学，对常人方法论理论体系的充实和丰满影响很大。

维特根斯坦在其主要作品《哲学研究》中指出，词语的意义取决于语境，我们只有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才能理解语言的意义。“任何一个孤零零的词语是没有任何确定的意义的，而且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用法中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受此启发，常人方法论意识到，由于语境的多变和语言本身的表达局限，试图仅仅纠缠于孤立的语言文本去探寻生活世界的意义是徒劳的。常人方法论一以贯之地强调对人们行动的理解应该是对其实践系统的理解，这一点与维特根斯坦语言分析哲学的提示不无关联。

维特根斯坦把语言比喻为一种游戏，认为语言游戏必须有一定规则，否则词语的意义就无从确定。维特根斯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语言如何将思想、行动和生活世界连接成了活生生的生命运动和文化创造过程。常人方法论深受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的启示，对语言和词语意义的确定性持谨慎态度，更自觉地加强社会研究同日常生活和日常行为的联系，注重在琐碎、繁杂但无比真实的生活世界中探寻社会行动的意义。

除却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的现象学社会学、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行动与社会秩序理论、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符号互动论等，也是加芬克尔常人方法论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来源。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