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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角色定位:德风之化,影响之效,唱仪之率

上行必下效,德风之化,影响之效。是中国古代政治教化和道德功能的一个“领导”信仰和信念。

“上”者或是领导和管理者,或是家长、尊师和权威,或是行业主持和主导者,等等。概言之,就是具有群众认可、拥戴和有威信的人。

“行”者,是道德之行为,或者伦理、生产和生活等行为,其中最主要的是合理、可敬的行为。有权威和威信的加持,方使“上”之行为具有塑造、教化和影响他人的能力,进而发挥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

“效”者,既是对“上”者“行”的学习、模仿或效法、遵从,又是“上”对“下”者发挥影响和作用的实证体现。

领导者的功能定位,上行下效。

尊崇这一信仰,就要求诸己而正身,以己身之正得以化人之正,达致正人和人治的目的。

坚定这一信念,就要注重发挥领导者或管理者的身教示范作用,实现事业或功为上的目标。

风过草偃:上行下效之风化

风过而草必偃,是一自然现象。先哲以之譬喻和揭示君子道德之化,具体而生动,道出了德化的力量。

道德之化,犹如风化,发挥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德风之化,“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深刻揭示了道德感化和感染力量的存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这种对道德感染力量的坚信和信仰,使儒家更注重在内在的心性修为上下工夫。

正己身而发挥道德感化作用,则正人就若“草上之风,必偃”一样使人自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己身不正则难以正人,即使人正也非心悦诚服。

在确认以身作则的道德感化作用上,孔子既有“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论语·为政》)的论说,又有“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的信念。

在德风过化的必然性上,儒家认为“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孟子·滕文公上》),或者说“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大学》)。人君之动既有如此导向作用,故要不可不慎。

在揭示德风之化的价值意旨上,“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说苑·君道》)。“犹风靡草”的上之化下, 就是上行而下必效的信仰。

德风之化,犹如春风又绿江南岸。

德风之化,就是“所过者化”。

德风之化,拓展为政治教化就是“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仁人在上,施行教化,必有此“所过者化”的功用和效验。

道德感化作用,一经为政权和权力加持,就有“三个莫敢”之效验。“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所过者化,不过如此而已。

德风之化,具有强大的教化功能。“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孟子·尽心上》)“上下与天地同流”,则功用配天地,犹如风化之效。

王道的所过者化,乃是“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上行仁德仁政,道德教化深入人心,潜移默化,故是“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

居上位者或领导者自身之道德感化,具有“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的自然效验。“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就是“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的化服力量。

影响之效:上行下效之功用

在上与下之间的作用模式上,先哲又提出了影响之效的譬喻。“上者,下之师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犹响之应声,影之像形也”(《荀子·彊国》)。犹响应于声、影像于形之自然效验一样,上为下师则必有下和上之效。

以身作则,是为上者做表率

在上者为师,而为人师表,必有示范作用。“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礼记·缁衣》)。在上者作为“民之表”,具有示范作用,故要慎其好恶与所行。

上行义,则下必效之以为义。反之,亦是如此。“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贵义,不敬义也。”(《荀子·彊国》)在上者不贵不敬于义,则下必效之“弃义”,而有“趋姦之心”。

影响之作用,体现为上之所好而下必甚焉。“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管子·法法》)知民必以上为心,效己所为,则在上者当先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

在儒家看来,上行必下效。“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大学》)兴仁、兴让,是下效上的从善。反之,上不行则下必不从。“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就是为恶之效从。

率先垂范,是为上者做引领

在上位者的率先垂范,发挥着引领作用,导向影响。为人上者,不可不以义为顺。“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荀子·彊国》)为人上者安于礼义,务忠信,则下必效之。

天下得失之效,要在主上的行为表率。“主好本则民好垦草莱,主好货则人贾市,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女工靡。”(《管子·七臣七主》)知下效上之恶的危害,则明主戒慎于为不善。

在道家看来,圣人“怀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诚” (《文子·精诚》),则是“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影之像形”。圣人修本而天下必效从之,若影响。

躬身为先,是为上者做带头

在上位者的躬身为先,还发挥着带头、带动作用。“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大学》)。上老老和长长,是躬身先行道德于己。

为上者或领导者藉由自身的带头、带动作用,就能让人们看齐追随于兴孝、兴弟。“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管子·牧民》)上好之则下必从之,上恶之则下必仿之。

带头作用发挥不好,就是“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管子·形势》)在上者不尽上之本分,则在下者必效而不尽下之本分。父不为做父的当分,子必不为做子的义分。

为上者的带头,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礼记·缁衣》)在上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在下者必效法而谨言慎行。

君仪民景:上行下效之作用

上行而下必效的核心意旨是:在行为或修为上,以上率下至关重要。不如此,则使下之跟随、效从必难。

上之先行,则下必效行

上行而下也跟行,是上行下效的根本意旨。“民之化上,不从其言从其所行”(《文子·精诚》)。在上者之所行,对于在下者之行为,具有风向标式的影响和作用。

行为君子之枢机,“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礼记·缁衣》)上之所行,是在下者之标杆。上正则下必正,上邪则下必邪。

政者之正,就在先正于在上者之行。“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礼记·哀公问》)上倡导则下跟从,就是上行而下效。上行人伦,则下必效从伦理。

上行下效,是君仪民景

上为下之仪表,下从上之表示。在上行下效的作用和影响模式中,又有君为仪而民为景的关系意旨。“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荀子·君道》)仪对于景,居于主导作用。

上行下效的作用和影响模式,又是盘与水的关系。“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盘之于水,无疑具有限制的作用。在上者责任大,则自身修为要求更为严格。

领导者先要成为先行示范者,然后方能要求人们跟从而践行。“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荀子·正论》)领导有唱,则民知所仿效;领导有仪,则民知所依循。

犹如“心好之,身必安之”(《礼记·缁衣》)一样,在上者之所好,则在下者必欲从之。犹如“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一样,下以上为心,心好而身从。

上行下效的德风之化模式,需要在上位者或有权势、威信的主导者,必须求诸己而承担主体责任:

坚持以身作则,发挥示范作用,犹如德风之化;

坚持率先垂范,发挥引领作用,犹如影响之效;

坚持躬身为先,发挥带头作用,犹如唱仪之率。

这一模式的根据在于:在下者必是观在上者之行而行,或者说随从者在向领导和主导者看齐追随。

领导的核心价值,就在发挥模范作用,让人看齐追随。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已充分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迎接各种挑战的开拓能力。这一文化内涵,既本自“学·思·观”的探求真理而来,又呈现着“学·思·观”的理性自觉和开放思维。让我们齐心协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时代洪流之中,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冷静的思考,清醒的应对,果敢的斗争,无愧的付出。坚信“文化自信”,践行“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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