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人生之真，乃是佛学禅宗的一个旨趣。佛学禅宗，是印度佛教禅学中国化的产物。在这一中国化的过程中，与道家老庄“联姻”无疑成为其发展的有力助益。
《庄子》与禅宗，二者皆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在追求真趣上具有相似的思维取向和价值体验。
唯识之真，真念不住；体验之真，天性本真。
今天我们只能以《庄子》与禅宗之真趣的辨析，来确立二者之间的不同真趣意旨。限于篇幅，仅以禅宗大师慧能的真趣论说作为依据，加以揭示其与《庄子》意旨的异同。
慧能真趣论说的原文是：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坛经·付嘱品》）
《庄子》与《坛经》皆言于真，然而二者的思维意旨有何相通和差异之处？
《庄子》所追求的人生之真趣，一方面体现为道德的博大之真，一方面体现为纯朴的天真之性，两者皆是有所操持、实实在在的精神体验。
道德的博大之真，体现了内圣而外王的意旨。“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应帝王》）这里的博大之真，基于“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之真。
在《庄子》中，非是不言博大之真，然主旨更在于揭示天性之真。古之真人，就在于“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徐无鬼》）。“以人入天”，就是“以人助天”，就会失去真性。“以天待之”，就是复归于天性之真。
成就天真之性，要在“熬乎大哉，独成其天”（《德充符》）。天真，既是去除世俗系累的解脱、悬解，又是“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应帝王》）的心灵敞开畅游。
不论是博大之真，还是天真之真，都是一种精神的体验，亦即是一种价值上的取舍。舍弃世俗系累和凿伪，而回归天真自然的情趣。
与《庄子》之真的价值旨归不同，《坛经》之真的价值旨归乃是唯识“如如不住”的涅槃境界。在这一境界中，心中无有固执，念念不住。
《坛经》的旨归，是“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定慧品》）。这一价值宗本，体现在真趣上就具有迥异于《庄子》的意蕴。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道出了“本来无一物”的宗旨。自性无相，心中无念。在慧能看来，《庄子》之真趣就是一种执相，执著于天真之相。在《庄子》看来，真趣乃是一种对真之存在的追求和体验。
“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道出了无相、无念的宗旨。一念“见于真”，固执于真之相，就已然偏离了般若智慧，而成为了一种执念和痴迷。
“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道出了无住的旨归。《庄子》自性之真是天真，《坛经》的自性之真是无真之真。抛弃心中追求的真趣，方能达致涅槃之真。在“离假”的如如不住中，就会得到“心真”。
“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道出了“如如不住”的旨意。涅槃之真，非是脱离一切“真”相的“无真”或顽空，而是假“真”相和不住“真”以见涅槃的念念不住之真。
一味地空无所有，就是执著“无真”之相的顽空、执空。真正的涅槃之真，乃是于“真”相而离，于“真”念而无。念念之中，不记前境之真，不住当下之真，不思未然之真。
《庄子》与《坛经》之真趣，虽然在境界和体验上具有不同的价值旨归，但在修为心性上却出现了相同的思维方式和相近的认知模式。
在《庄子》看来，体验真趣先要“悬解”，亦即是抛弃心中的迷执和系累，“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应帝王》）。这一修为，与禅宗解脱工夫相类。
只有不为世俗物欲所累，不为功名所系，方能达致悬解、超脱的心灵自在自然。《庄子》的“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就是摆脱系累和拘束的精神自由体验。
在慧能看来，心中无有对“真”相的固执，方可谓涅槃之真。达致涅槃之真，就要抛弃一切贪嗔痴的固执杂念，摆脱世俗诱惑的系累。
《庄子》与《坛经》，皆以“用心若镜”为心性的修为。在“用心若镜”中，“不将不迎”是心境清澄的无有，“应而不藏”是若影响的感应；“胜物而不伤”，是摆脱迷执的解脱。
在《庄子》中，“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齐物论》）的虚无无执，就通于《坛经》的遣之又遣思维。
在《坛经》中，人生涅槃之境的真趣，就在于追求“如如不住”之真，亦即是寻求解脱之真；
在《庄子》中，人生天真之境的真趣，就在于追求抛弃凿伪之真，亦即是复归于天然的本真。
《坛经》的般若智慧，在于遣之又遣的离假思维，亦即是不离相又不住于相，不去念又不执念。因此，而有涅槃之真的心识体验。
《庄子》的开明智慧，在于损之又损的大通思维，亦即是不离物又不累于物，物物而不物于物。因此，而有精神逍遥的自得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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