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但在如何看待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加以解决。1927年11月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更加表明正确分析形势，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重要性，尽快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刻不容缓。1927年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决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议提出党的六大将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间召集”。1928年1月1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大会召开的时间是3月底，并且将会址暂定于澳门。由于当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召开会议，因此，在开会地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1928年1月下旬，赤色职工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自上海给共产国际去信，信中说：“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复杂，必须对所有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为了充分弄清革命的前景和任务问题，解决目前党内的状况和克服党内一切错误倾向，迫切需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他认为，中共六大应不晚于4月份召开。对于开会地点，他建议在苏联境内。对于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他建议为100人左右。不久，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1928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希望批准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举行。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位于莫斯科近郊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1928年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李维汉、任弼时等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到达上海，在上海集中学习一周后再统一行动，编成若干小组前往莫斯科。他们去莫斯科的路线大体上有两条：一是从上海乘船前往海参崴，直接进入苏联境内；另一条是从上海到大连或营口，沿中东铁路到哈尔滨，以哈尔滨为中继站，经满洲里或绥芬河出境，再乘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长途跋涉去莫斯科。由于前往苏联的商船较少，多数代表走的是由上海到东北再转陆路这条线，而陆路这条线不仅艰辛而且危险。1928年，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的路线示意图
邓颖超曾撰文《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详细谈了周恩来和她去莫斯科参加六大的旅程，很具有代表性。他们于1928年5月初乘日本轮船从上海出发，经大连、哈尔滨这条路线赴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先问是做什么的，周恩来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到东北干什么，回答去吉林，找亲戚。这几个人随后把周恩来带到水上警察厅，又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经过这么一番盘查，日本警察仍没有完全消除怀疑，在他们夫妇乘火车到长春途中，派人跟踪他们。两度遇险后，周恩来、邓颖超终于辗转来到哈尔滨，与李立三等人会合，踏上去莫斯科的旅程。历时一个多月，到6月中旬，代表们历经艰苦与危险，大都安全抵达莫斯科。（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二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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