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即位时年仅十三岁，少不更事，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八年(1030)，宋仁宗已年逾二十，可以亲政了，刘太后却丝毫没有还政的意思。当时范仲淹只是秘阁校理，身微言轻，但他敢冒冲天之险，呈上《乞太后还政奏》，请刘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这简直是以下犯上，刘太后很生气，将他贬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通判。范仲淹被贬后，同僚非但没有对他另眼相待，反而成群结队地到城门口为他饯行，赞扬“此行极光”。
明道二年(1033)，亲政后的宋仁宗希望有所作为，提拔了一批在刘太后垂帘听政时受到压制的官员，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被任命为右司谏。但他并未因深受皇恩而装聋作哑，当宋仁宗因宠幸尚氏、杨氏二妃，准备废黜郭皇后时，他立刻上疏劝阻，甚至多次与御史中丞孔道辅一起，率领所有谏官到垂拱殿门求见宋仁宗，诉说不可废后的理由。宋仁宗非常恼怒，不仅没有接见他们，反而将范仲淹贬到睦州（今浙江建德）。同僚再次结伴为他饯行，赞叹“此行愈光”。
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宰相吕夷简培植亲信、拉拢朝臣，破坏了选举官员的公正性。范仲淹将一些要员的晋升情况绘成《百官图》，呈给宋仁宗，指着上面几个人说：“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丞相。”吕夷简知道后气得七窍生烟，在宋仁宗面前状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因此落职饶州（今江西鄱阳）。同僚又在郊外为他饯行，盛赞“此行尤光”。范仲淹越是因言获罪，士大夫们越是钦佩他，他因此成了“三光名臣”。
唐介半身像
皇祐年间，唐介出任殿中侍御史。御史是言官，负责弹纠百官之失。宋代言官还有一项特权，可以“风闻言事”，也就是说，哪怕是没有真凭实据的事，也可对其进行弹劾。
一首是太常博士梅尧臣写的，当时他与欧阳修齐名，并称“欧梅”。他在愤慨之下，洋洋洒洒地写了一首五百四十字的长诗《书窜》，不仅声援唐介，还将文彦博结交贵妃的行径大大地谴责了一番，言语之直白、态度之鲜明在当世诗作中极为少见。
还有一首是天章阁待制李师中的《送唐子方（唐介的字）之贬所》， 此诗成为士大夫们争相传阅的佳作。尤其是“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一句，给予唐介极高的评价。唐介由此获得“真御史”的雅号，声名鹊起。
胡诠半身像
绍兴八年（1138），秦桧出任宰相，继续推行投降、主和政策，派亲信王伦出使金国商谈。之后，金国派使臣张通古、萧哲与王伦同来临安。虽说是议和，但金国的态度特别傲慢，开的条件也极不平等，要求宋朝承认金为宗主国、宋为藩属国，宋高宗须以臣子之礼跪拜接受金国君主的诏书。
对于常以“中央之国”自居的宋朝来说，对夷狄金国俯首称臣简直是奇耻大辱。但宋朝君臣早被金国的金戈铁马吓破了胆，并不敢反对。于是，在主和的宋高宗和秦桧的谋划下，这一条件竟创造性地实现了，宋高宗以宋徽宗刚去世、自己需要守孝为由，委派秦桧跪拜接诏，让金国使臣不得不惊叹大宋的灵通。至于其他割地上贡、花钱消灾的条件，当然更加容易满足。
如此一来，满朝沸腾。枢密院编修胡铨激愤不已，奏请宋高宗将秦桧、王伦等人斩首示众，表达了自己与投降派势不两立、誓死捍卫国家尊严的信念和决心。他这篇“檄文”一出，士大夫们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
然而，宋高宗和秦桧既以屈膝求安为旨，一切反对议和之言就都是杂音、谬论，当然要除之而后快，胡铨首当其冲。于是，秦桧以“鼓动士大夫反对皇帝”为由，反过来弹劾胡铨，将其贬为监广州盐仓；1142年，又以“恣意议论”为由将其贬为新州管束；1148年，再以“写诗谤讥朝政”的罪名将其流放到更远的吉阳军（今海南三亚）。
胡铨因为反对议和，深受秦桧打击报复，接连被贬十余年，越贬越远，身心备受摧残。虽然他的生活境遇越来越差，在士大夫中的名气却越来越响。
当年他写给宋高宗的奏章被宜兴进士吴师古刻书印行。他被贬广州时，监登闻院陈刚中赞道：“屈膝请和，知庙堂御侮之无策；张胆论事，喜枢庭经远之有人。身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他贬谪新州时，著名词人张元干为他饯行，写了一首《贺新郎·送胡邦衡（胡铨的字）待制赴新州》，其中有言：“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将对他的钦佩之情、怜惜之意表达得淋漓尽致。胡铨舍生忘死、与投降派斗争到底的精神，因这首词而广为人知，从此扬名天下。
摘自 | 《领导文萃》2022年8月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