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在《弟子规》中主要放在第四节里来讲,但这一节的头一句“凡出言,信为先”就没有根基,简单却无内涵。何为“信”?信是对承诺的兑现、履约和践行。但有信守信要看对什么样的对象。对君子守信是为信,对小人守信则会害了自己;对良善之人守信是为信,对骗子守信则会被骗的更惨;对朋友守信是为信,对敌人守信则会毁了同志。由此可见,信是有原则性的,不是泛指,不能机械地、教条地去学去做。反过来,对我们自身而言,君子之信或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会让我们受益;而小人之信则会引火烧身、雪上加霜,对你贻害无穷。所以,《弟子规》中的“信”很单薄,很不饱满,明显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
我们讲“信”,喜欢把它和“义”联系在一起。义是人所公认或约定俗成的正道,它有公平、公正、公开的特性。“义”与“信”联姻,对其有所限定,注入新鲜的血液,才会使“信”有骨感,活起来,动起来,孕育出丰满的生命。没有“义”的“信”,处于未成年阶段,是幼稚的和低层次的,只有建立在“义”的基础上的“信”才是圆润的,高境界的,才是我们应当去不懈追求的。
接下来的内容是对一些成语典故和子曰诗云的翻版和复习。如言简意赅、言而有信、一诺千金、见贤思齐、闻过则喜,以及“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吾日三省吾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能改善莫大焉”等等。但是,有几句话,我们不得不专门拿出来说道说道。
1、“不关己,莫闲管”。这句话与前边的一句“彼说长,此说短”联系起来看,是要我们不要随便参与别人的议论,尤其是与己无关的事。(闲,可以理解为随意、随便;管,可以理解为参与)这实际上是旧时代封建文人莫问政治、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的自我反映。现今来看,这个“不关己”实在很难定性。你想,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从世界上来说,全球经济一体化,中西文化大融合,金融危机、世界秩序、环境保护、科技发展等等,很难说哪一样与我们无关;从国内来说,经济改革、医疗改革、社会管理、计划生育、房价物价、治安、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等等,我们也都很难置身事外。即便是一个学生,国家的教育方针、教育模式、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以及作息、伙食、成绩、校车等等,也无一不和他有关。所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处世态度早过了保质期,早应该从货架上搬下来。记得有这样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可以共勉。
2、“见人恶,即内省”。看到前三个字,原以为接着是见义勇为、及时制止之类的话,没有想到会是“即内省”。这个弯子绕的太大,差点就转不过来。其实,这是和儒家强调的修自身、修内心的消极保守思想一脉相承的。它忽视了人所固有的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回避了人的社会性。好像有一位名人在讲到国家立法时,说过这样的话:儒家思想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基础之上,宣扬的是修身、自觉、内敛等,我们国家也就是以此作为立法基础的;而西方国家的立法则是以“人之初,性本恶”为前提的。这就带来了自觉管理和主动打击的不同。我们要说的是,很多时候,见人恶,出手止比“见人恶,即内省”来的更有效,更立竿见影。我们常常谴责那些歹徒行凶时在一旁围观的人,但如果这些人都是“见人恶,即内省”,那就不能说他们是冷漠,可以另当别论了。
3、“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这表面上是在教育人要甘于清贫,守得住清贫,实质上仍然是儒家各安本分和固化封建等级(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的自然流露。现代社会的人,生活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面临着学习、工作、生活和生老病死等多重压力。孩子要长身体,吃玉米面喝糊糊,行吗?即使孩子不“生戚”,做大人的也会于心不忍。媳妇要出去工作,穿着破旧衣服,行吗?即使媳妇不“生戚”,做丈夫的也会看不过眼。由此看来,话应该这样说——“饮食衣服不如人,教我如何不生戚?”除非你是个单身的乞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4、“过能改,归于无”。看起来这句话是不错,但有两类情况不在此列。其一、有些“过”是不能犯的,否则,不要说改的机会,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比如过激杀人、醉驾车祸、吸毒成瘾、嫖娼感染艾滋病等。这些“过”危害大,成本高,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其二、有的人是可以做到“过能改”,但改了此“过”,又犯彼“过”,不越这个雷池,另踩那个踏板——不酗酒了,又去找暗娼;不找暗娼了,又去赌博;不赌博了,又去偷窃——正所谓“大过不犯,小错不断”。这种人,就是我们常说的“没心”之人,他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发育不全,且新陈代谢太快,你只能叹其不肖,怒其不争,骂一句酒囊饭袋亦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