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在《弟子规》中主要放在第四节里来讲，但这一节的头一句“凡出言，信为先”就没有根基，简单却无内涵。何为“信”？信是对承诺的兑现、履约和践行。但有信守信要看对什么样的对象。对君子守信是为信，对小人守信则会害了自己；对良善之人守信是为信，对骗子守信则会被骗的更惨；对朋友守信是为信，对敌人守信则会毁了同志。由此可见，信是有原则性的，不是泛指，不能机械地、教条地去学去做。反过来，对我们自身而言，君子之信或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会让我们受益；而小人之信则会引火烧身、雪上加霜，对你贻害无穷。所以，《弟子规》中的“信”很单薄，很不饱满，明显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
我们讲“信”，喜欢把它和“义”联系在一起。义是人所公认或约定俗成的正道，它有公平、公正、公开的特性。“义”与“信”联姻，对其有所限定，注入新鲜的血液，才会使“信”有骨感，活起来，动起来，孕育出丰满的生命。没有“义”的“信”，处于未成年阶段，是幼稚的和低层次的，只有建立在“义”的基础上的“信”才是圆润的，高境界的，才是我们应当去不懈追求的。
接下来的内容是对一些成语典故和子曰诗云的翻版和复习。如言简意赅、言而有信、一诺千金、见贤思齐、闻过则喜，以及“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吾日三省吾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能改善莫大焉”等等。但是，有几句话，我们不得不专门拿出来说道说道。
1、“不关己，莫闲管”。这句话与前边的一句“彼说长，此说短”联系起来看，是要我们不要随便参与别人的议论，尤其是与己无关的事。（闲，可以理解为随意、随便；管，可以理解为参与）这实际上是旧时代封建文人莫问政治、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的自我反映。现今来看，这个“不关己”实在很难定性。你想，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从世界上来说，全球经济一体化，中西文化大融合，金融危机、世界秩序、环境保护、科技发展等等，很难说哪一样与我们无关；从国内来说，经济改革、医疗改革、社会管理、计划生育、房价物价、治安、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等等，我们也都很难置身事外。即便是一个学生，国家的教育方针、教育模式、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以及作息、伙食、成绩、校车等等，也无一不和他有关。所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处世态度早过了保质期，早应该从货架上搬下来。记得有这样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可以共勉。
2、“见人恶，即内省”。看到前三个字，原以为接着是见义勇为、及时制止之类的话，没有想到会是“即内省”。这个弯子绕的太大，差点就转不过来。其实，这是和儒家强调的修自身、修内心的消极保守思想一脉相承的。它忽视了人所固有的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回避了人的社会性。好像有一位名人在讲到国家立法时，说过这样的话：儒家思想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基础之上，宣扬的是修身、自觉、内敛等，我们国家也就是以此作为立法基础的；而西方国家的立法则是以“人之初，性本恶”为前提的。这就带来了自觉管理和主动打击的不同。我们要说的是，很多时候，见人恶，出手止比“见人恶，即内省”来的更有效，更立竿见影。我们常常谴责那些歹徒行凶时在一旁围观的人，但如果这些人都是“见人恶，即内省”，那就不能说他们是冷漠，可以另当别论了。
3、“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这表面上是在教育人要甘于清贫，守得住清贫，实质上仍然是儒家各安本分和固化封建等级（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的自然流露。现代社会的人，生活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面临着学习、工作、生活和生老病死等多重压力。孩子要长身体，吃玉米面喝糊糊，行吗？即使孩子不“生戚”，做大人的也会于心不忍。媳妇要出去工作，穿着破旧衣服，行吗？即使媳妇不“生戚”，做丈夫的也会看不过眼。由此看来，话应该这样说——“饮食衣服不如人，教我如何不生戚？”除非你是个单身的乞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4、“过能改，归于无”。看起来这句话是不错，但有两类情况不在此列。其一、有些“过”是不能犯的，否则，不要说改的机会，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比如过激杀人、醉驾车祸、吸毒成瘾、嫖娼感染艾滋病等。这些“过”危害大，成本高，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其二、有的人是可以做到“过能改”，但改了此“过”，又犯彼“过”，不越这个雷池，另踩那个踏板——不酗酒了，又去找暗娼；不找暗娼了，又去赌博；不赌博了，又去偷窃——正所谓“大过不犯，小错不断”。这种人，就是我们常说的“没心”之人，他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发育不全，且新陈代谢太快，你只能叹其不肖，怒其不争，骂一句酒囊饭袋亦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