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杂谈 |
“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这句话由德隆望重、誉满天下的季羡林口中说出,还不够惊世骇俗吗!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家务纠纷?!季羡林这句话,是由英国作家哈代的长篇小说《还乡》引起的,具体说,是由书中某位母亲的一句话引起的:“我是一个被儿子遗弃了的老婆子!”季羡林觉得这位母亲的处境又可怜,又可羡。怜,容易理解;羡,则从何说起呢?文中,季羡林以过来人的身份说法:“人生走到这个地步,也并不容易。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与其舒舒服服、懵懵懂懂活一辈子,倒不如品尝一点不平常的滋味,似苦而实甜。”
季羡林回顾,他读《还乡》,是在清华求学的时候,当日,母亲去世不久。母亲去世前,有八年,他没有还家。八年啊,八年!这期间,他读完初中,上高中,停学一年,再读,娶妻,高中毕业,上大学,寒暑假回济南,生女,……如此漫长的过程,如此曲折精彩的变化,竟然没有抽出一些日子,回家看看。难怪他母亲生前对人抱怨:“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对此,季羡林不能原谅自己。他说:“在我灵魂深处,我对母亲之死抱终天之恨,没有任何仙丹妙药能使它消泯。今生今世,我必须背着这个十字架,我决不会再有什么任何形式的幸福生活。我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又是什么呢?”
是的,这事的确不能原谅。但这只能说明他有一个不幸的早年,不能形成影响终生的悲剧。季羡林对此也予以否认,他接着说:“然而我最近梦寐以求的悲剧性,又决非如此简单,我心目中的悲剧,决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这些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恤、慨叹与忧思的悲剧,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悲剧。我期望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悲剧呢?我好像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大概期望的是类似能‘净化’(hashasois)人们灵魂的古希腊悲剧。相隔上万里,相距数千年,得到它又谈何容易啊!”
季羡林呢,他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吗?否。他不是那种把头颅掖在腰带里的革命者,从他选择梵文那天起,他就把自身定位在清灯残卷。他身上有“俄狄浦斯情结”吗?有的,“俄狄浦斯情结”就是“恋母情结”,这一点,季羡林是愈到老年,体现得愈强烈。但他的“恋母”,带有纯然的抽象,更多的是出于本能,毕竟他六岁就离开母亲,当时没有照片,加之年龄小,接触短,以至于母亲的面影,一片混沌,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尤为伤心的是,不管季羡林如何回忆,他都想不起母亲的笑容。至于说与美狄亚,这位敢爱敢恨的复仇女性,两人更没有可比之处。总而言之,他成不了古希腊悲剧的主人公。
也许人们会联想到他的婚姻。前面说了,季羡林的婚姻是谈不上理想的,终其一生,他一直缺乏琴瑟和谐的夫妻之爱。且慢!写到此处,相信有人会提出质疑:“你说的太过分了吧。夫人去世之后,季老曾写过纪念文章,从内容看,老夫妻俩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一点也没有你说的那种痛苦意味。”是的,你说得对,彭德华过世后,季先生的确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附在《寸草心》的篇尾。季先生的婚姻历程,本书将在第四章《季羡林的缺憾人生》中作专门叙述,这里权且摘引《寸草心》中的有关片段,略作剖析,季羡林说:“在道德方面,她(彭德华)可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她对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诚实,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她不会撒谎,我敢保证,她一辈子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我相信这里说的都是真话,同时相信季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对夫人是满怀尊敬。老伴老伴,到了晚年,夫妻俩是名副其实的伴。但是,让我们站开点想一想:倘若彭德华在丈夫的生活中,仅仅是“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是不是还缺少了一些什么?而这三个“绝对”,实质又意味着什么?
好了,关于季夫人彭德华的事,先说到这里。虽然这桩婚姻,对于当事人双方曾经是一杯苦酒,但季羡林“求仁得仁”的时候,她已是黄泉路上客,尘世的悲欢离合,与她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与儿子关系的冲突。季羡林对此并不讳言,他在《求仁得仁,又何怨!》中说:我所瞩意的古希腊悲剧,“却于最近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岂不快哉!这里面当然也有遗弃之类的问题。但并不是自己被遗弃,而是自己遗弃了别人。自己怎么会遗弃别人呢?不说也罢。总之,在我家庭中,老祖走了,德华走了,我的女儿婉如也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我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条件都已具备。只待东风了。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
这里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自己被遗弃,而是自己遗弃了别人。” 别人是谁?指的就是他的独子季承。事情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个中原因,季先生没有说,肯定是不足为外人道的了。笔者猜想,这对老父老子间一定发生了争吵,而且颇为激烈。凡是过来人都会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不是亲属,胜似亲属”的“打工者”
事情的发展,颇为出人意料。世人看到,没有多久,季羡林的悲剧情怀,就被一位外援的介入,一扫而光了。2000年11月5日,季羡林在《我的家》中回顾:“然而,天无绝人之路。隔了不久,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学生,了解到我的情况之后,立刻伸出了爱援之手,使我又萌生了活下去的勇气。其中有一位天天到我家来‘打工’,为我操吃操穿,读信念报,招待来宾,处理杂务,不是亲属,胜似亲属。让我深深感觉到,人间毕竟是温暖的,生活毕竟是‘美丽的’(我讨厌这个词儿,姑一用之)。如果没有这些友爱和帮助,我恐怕早已登上了八宝山,与人世‘拜拜’了。”
这位“不是亲属,胜似亲属”的“打工者”,就是李玉洁。
李玉洁在季羡林晚年的生活中,是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据其自述,她生于1928年,属龙,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北大中关园,与季羡林住对门。李玉洁的丈夫杨通方,是季羡林的属下,朝鲜语专家,那年月,因为莫须有的“特嫌”,迭遭整肃,受尽折磨,李玉洁一家的日子,十分凄惨,最难挨时,她一度想投未名湖自杀。而季羡林,作为东语系的行政领导,兼紧密邻居,对杨通方夫妇,从政治到生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屡有照顾,李玉洁对此终生不忘。后来,七十年代末,季羡林组建南亚所,李玉洁参与其中,成为季先生的助手。九十年代中后期,季羡林孤零无靠、艰难度日之际,李玉洁感于前恩,在家人的支持下,毅然挺身而出,自愿担当季先生的义务助理。
李玉洁的介入,是循序渐进的。先是,季羡林在1995年10月自述:“近一年多以来,我陡然变成了‘孤家寡人’。我这个老态龙钟的耄耋老人,虽然还并没有丧失照顾自己的能力,但是需要别人照顾的地方却比比皆是。属于我孙女一辈的小萧和小张,对我的起居生活,交际杂务,做了无微不至的充满了热情的工作,大大地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我们晨夕相聚,感情融洽。在这里,我不想再用‘宛如家人父子’一类现成的词句,那不符合我的实际。加紧的词儿我一时也想不出来,请大家自己去意会吧。除了她俩,还有天天帮我整理书籍的、比萧和张又年轻十多岁的方方和小李。我身处几万册书包围之中,睥睨一切,颇有王者气象。可我偏偏指挥无方,群书什么阵也排不出来。我要用哪一本,肯定找不到哪一本。‘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等到不用时,这一本就在眼前。我极以为苦。我曾开玩笑似地说过:‘我简直想自杀!’然而来了救星。玉洁率领着方方和小李,杀入我的书阵中。她运筹帷幄,决胜斗室,指挥若定。伯仲伊吕,大将军八面威风,宛如风卷残云一般,几周之内,把我那些杂乱无章、不听调遣的书们,整治得规规矩矩,有条有理。虽然我对她们摆的书阵还有待于熟悉;可是,现在一走进书房,窗明几净,豁然开朗。我顾而乐之,怡然自得,不复再有‘轻生’之念。我原来想:就让他乱几年吧,等到我的生命划句号的时候,自然就一了百了了,哪里会想到今天这个样子!”
进而,李玉洁包揽了季羡林所有的日常杂务。我们仍来看看季羡林是怎么评述的,在《九十述怀》中,他说道,1995年之后,“有一位多年的老同事,天天到我家里来‘打工’,处理我的杂务,照顾我的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给我读报,读信,因为我眼睛不好。还有就是同不断打电话来或者亲自登门来的自称是我的‘崇拜者’的人们打交道。学校领导因为觉得我年纪已大,不能再招待那么多的来访者,在我门上贴出了通告,想制约一下来访者的袭来,但用处不大,许多客人都视而不见,照样敲门不误。有少数人竟在门外荷塘边上等上几个钟头。除了来访者打电话者外,还有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而来的电视台的导演和记者,以及每天都收到的数量颇大的信件和刊物。有一些年轻的大中学生,把我看成了有求必应的土地爷,或者能预言先知的季铁嘴,向我请求这请求那,向我倾诉对自己父母都不肯透露的心中的苦闷。这些都要我那位‘打工’的老同事来处理,我那位打工者此时就成了拦驾大使。想尽花样,费尽唇舌,说服那些想来采访,想来拍电视的好心和热心又诚心的朋友们,请他们稍安勿躁。这是极为繁重而困难的工作,我能深切体会。其忙碌困难的情况,我是能理解的。”
李玉洁的介入,从天时地利来说,堪谓恰到好处。季承与父亲僵持,李铮行将退休,李玉洁独揽全局,应该说,她在照顾季先生方面,是呵护备至,很下了一番功夫的。尤其是,季先生2001年底几番住院以来,李玉洁也以院为家,实行全天候服务——她的两个儿子都在美国,老伴杨通方一人在家,身体也不好,她常常趁午饭后季先生休息时,回北大照顾老杨,末了又赶回医院——在旁人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她居然把它化为现实。
从1995到2006,李玉洁和季羡林合作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