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锡垒
左义凯先生的《一生难醒教育梦》是一本回忆录，可它却有散文般清新优雅的笔调，小说般生动感人的情节、肖像和心理描写。再读是著，我感悟到那浓郁的文学韵味和丰厚的文化内涵。
一、景中含情 情景交融
文艺名家有言：“一切‘景语’皆‘情语’”。本书有多处精彩的景物描写，而每一处写景都隐含着“情”——作者在特定环境中的“情”。看下面的例子：
在《我所经历的农民生活》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写景：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来了。看东方，一轮红日冉冉升起，雨后的天空，万里无云，湛蓝如洗；雨后的大地，万物生机勃勃，稻棉更加郁郁葱葱，一切都是那样清新，那样平和，那样甘润透爽……”
——作者参加中干渠抗洪抢险，他和社员们一道，经过一天鏖战，终于保住了大提，战胜了洪水。这段清新、透爽的景物，正好映衬了作者的心情。抗洪胜利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全，一夜休息之后，自己在抢险中极度疲惫的身体也得到放松，所以眼中的天空才那么湛蓝，家乡的土地才那么充满勃勃生机。才有对丰收之景的展望。读这几句景物描写，我们也同作者一样放松，一样欣喜。
再看作者初到渔洋教育组时的一段写景：
“我经人指引，来到渔洋公社教育组。这里空无一人，门窗紧闭，只是屋檐上群栖的麻雀叽叽喳喳，一阵阵地飞来飞去，热闹非凡。走道和台阶上是一片白色的鸟粪，湿燥间杂，叫人不敢立足。”（《正月初六去搞“开门红”》）
——“门窗、麻雀、走道、台阶、鸟粪”寥寥几桩事物，淡淡几笔描写，写出了当年渔洋公社教育组萧条、冷落的情景。作者受组织信任，调渔洋公社任教育组长，无疑是踌躇满志、决心大干一场的，可双脚刚刚踏进门坎，看到这般冷落的情景，恰好似在这蒸蒸热气之上浇了一瓢冷水。作者心里一定在说：“这就是我今后要工作的‘衙门’啦！”从这段写景中，我们读出的是作者初来乍到的生疏，和对未来工作的一丝茫然。
二、事中有折 跌宕起伏
文学作品中的叙事越是曲折起伏、峰回路转，就越能吸引读者。本书虽为回忆录，作者也非常重视叙事的曲折生动。看下边的例子：
在《我变成了工农兵的中学教师》一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1969年（“文革”中期)，县里开办了一个为期三月的“工农兵中学教师培训班”，作者受公社委派，参加培训。
培训班结业之际，领导决定要开一次批判大会，所批对象是中文班的刘承汉老师，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迫于形势，作者捡取别人“爆光”的一副对联作材料，写了一篇上千字的批判稿，没想到此稿竟被领导看中，安排在批判大会上代表中文班作典型发言。对当时的发言，作者这样描绘：“说实在的，看到陷于众矢之的的刘老师在那里木然站立，昏昏然，茫茫然，仿佛心口在滴血。我当时的兴奋之情全无，怜悯和惶恐之感满盈，头也未抬地走上台，面红耳赤地照着稿子念了一遍。”作者当时的内心真可谓矛盾已极！不批吧，政治风潮难挡，“革命形势”逼人；批吧，恩师尊严难犯，事实依据不足（当年的批判发言大多是：东拼西凑、上挂下连，无限上纲、越‘左’越好)。作者内心矛盾、情绪难堪、痛苦已极，上台发言，算是作了个敷衍应付。
离开培训班之时，作者心思沉沉，像做了小偷似的不敢见人。他两脚匆匆、低头急步，甚至不敢对那间培训的教室再留恋一眼。岂料到，“哪壶不开提哪壶，害怕哪宗来哪宗”，就在他跨出校门的那一刻，几天前挨批的刘承汉老师迎面走来，并主动同他打招呼，这时的作者真如坐针毡，如油煎火烤，躲也无处躲，藏也没法藏，只好硬着头皮上前去向老师“赔罪”。没想到老师并没将他的批判发言耿耿于怀，不仅无半点怨怒和怪罪，还意味深长地说：“你的‘文章’做得好，我知道……”老师的宽容豁达，让作者羞愧难当。
——作者擅用“曲笔”，上边这桩“在批判会上发言，而后想匆匆离去”的事，让作者写得引人入胜。原本只想写篇稿子交差的，没想到这篇稿子偏偏被领导看中，定为典型发言；原本想在批判大会上也露一下脸的，但看到老师的那副窘态后，一下子没了批判的勇气，只是“面红耳赤地照着稿子念了一遍”；原本想收拾了东西赶快离开的，却偏偏在校门口碰上挨批的刘老师；原以为老师会对自己表示慍怒和不满的，没想到老师表现出那般地宽容与豁达。真是山重水覆、峰回路转，引得读者的情绪时而张，时而弛，时而肃，时而谐。这段曲笔叙事，对当年的政治气候、事件始末及作者的心情，刻画得真可谓入木三分。读后让人印象深刻、久久难忘。
三、巧手绘貌 栩栩如生
“肖像描写”是写作者尤其是“小说”作家，十分注重的一个方面。因为读者可以通过“人物肖像”而识别人物，进而读出人物的精神面貌，甚至性格特征。本书作者笔下的“人物肖像”，的确获得了如上效果。且看：
“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瘦黑脸，大眼晴，‘一边倒’的短发，眉宇间举止上透露出一种桀骜不驯的笑容和处变不惊的气度。”（《熊孝广—— 一个会做事、懂感恩的人》）
——这位小伙子是潜江中学原校长熊孝广，这是作者与他第一次谋面所获的印象。“瘦黑脸、大眼晴”、“‘一边倒’的短发”，勾勒出人物的面部特征，从“眉宇间举止上透露出桀骜不驯的笑容和处变不惊的气度。”一句描写中，可知此人不是一个庸庸碌碌、人云亦云、任人摆布的人。而是一个遇事有主见，做事有谋略，自信满满的强者。作者通过这段肖像描写，已让人物在读者头脑中留下了“不俗”的印象。
“那一头过早的白发，一脸饱经沧桑的皱纹，一双仿佛总也睁不开的眯缝着的眼晴，一口因带有马尔戈微笑而露出的磨损了的银牙，还有那一生不改的潜江熊口乡音和一副压不垮的疲惫而略弯的身板，总之是一个特殊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想起了钱江老师》）
——这是作者笔下的钱江老师。这段人物肖像从句式上看是“排比”，从内容看，最出采的一处是：“一双仿佛总也睁不开的眯缝着的眼睛”。鲁迅先生曾提出刻画人物要“画眼睛”的主张，他在《祝福》中这样刻画祥林嫂的眼睛：“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眼晴间或一轮才知道她还是个活物”。作者深得“画眼睛”之窍，这“仿佛睁不开的”、“眯缝着的”眼睛，正是钱江老师肖像上最突出的特点。我不认识钱江老师，也从未与之谋面，但读了这段肖像描写，一个活生生的钱江老师便站在了我的面前。
四、心迹袒露 令人震颤
人的心理，就是人的思想基础和精神面貌的直接显现。本书中的“心理描写”大多是作者自己的“心迹袒露”。这些内容真实地反映出作者“彼时彼地”的思想和情绪。对我们认识作者，了解不同时期的政治背景、人际关系、事件发展等，都有极大的帮助。看下边的例子吧：
“文革”初期，作者进了全县教师集训班，他作为这次运动的“对象”，被与周围的同事隔离起来，同一伙“异类”关在一间小屋里，没完没了地交代自己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心惊肉跳地听候各种推磨似地提审，一切行动都有人跟踪，失去了做人的自由与尊严。
作者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经过八十天政治运动的折磨，我脆弱的神经从早到晚都处于紧绷之中，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在头顶上，即便在家里，门口有陌生人走过，也会心悸；走在路上也不时回眸，生怕后面有人跟踪监视，或者又来找什么麻烦；夜里更是不知怎么解脱，只有蒙头大睡，不断地做些惊魂噩梦……”
——这里所写的惊悸和恐惧简直令人不忍卒读，这哪里还是人的正常心境？完全是一只过街老鼠的情状！这种心理的极度脆弱，是那个年代的“政治高压”造成的。说得更明白点，就是这些运动的“对象”被整“怕”了。如果不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如果不是当过挨整“对象”的人，对这里所写的心态是很难体会的，有人甚至不会相信。我觉得作者写得很真实、很生动、很贴切！当年好些“挨整对象”的心境，的确到了如此不堪的程度。
这次教师集训班结束后，作者被遣返回家，到生产队“劳动改造”。有天下午，全公社在农田水利工地上的社员（除“地、富、反、坏、右”外），在团结大队三小队的禾场上集会，热烈庆祝和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开会之前，但见台上几个主持者时而将目光投在作者身上，时而又聚首低语相商，他们大队的几个干部也奉命上下奔走，忙忙碌碌，紧张而诡密……作者这时心绪紊乱，忐忑不安，生怕会找自己的什么麻烦。事实证明作者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这时到会的公社领导听说作者是“黑帮分子”，是“新的阶级敌人”，正准备将他当众赶出会场。好在这时有位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对公社领导说：“前不久县里给左义凯来了一封信，信中称他为‘同志’”。那时候组织上来信称“同志”，就说明此人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作者才没被赶出会场。这时作者有一段心理描写：
“幸亏我的老同事们为我及时地请来一柄‘尚方宝剑’，幸亏我的老同学们为我巧妙地运用这柄‘尚方宝剑’，搭救了我一把，使我躲过了这一劫。不然的话，一场无情的政治打击又必将莫名其妙地加诸我身——当着全公社一千多人的面，当着我父老乡亲的面，用脏水污我清白与尊严，在人格上出我的洋相，我有苦难说，欲辩无言。其境何窘，其情何堪！”
——这段心迹袒露，既表达了作者的庆幸，也表达了作者的感激。庆幸的是自己没被当作“黑帮”赶出会场，没有在父老乡亲的面前被羞辱，还是和广大社员一道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感激的是县领导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感激的是老同事、老同学们在自己危难之时，伸出了援助之手，解救了自己。这种感激在后来的岁月里已化着一种巨大的动力，激励作者在他所钟爱的教育事业中辛勤耕耘、奋发有为。
以上所列的“景物描写、细节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仅是我阅读中印象较深的一些例子。窥一斑而见全豹，本书的文学面貌我们便可想而知了。一本“回忆录”竟有如此浓郁的文学韵味，如此丰厚的文化内涵，实属难得。我们在了解作者人生轨迹、生活感悟的同时，又饱受文学熏陶。实乃“读有兼得”，令人心情愉悦、其乐融融。
2017、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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