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黑麦
大概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对发型的需求与日俱增，理发馆变成了发廊、沙龙、工作室，托尼老师不计其数，总之，人们是越来越在意头发了。从波波头到空气刘海儿，从寸头、平头、长碎到披肩发、大波浪，一轮又一轮的发型，成为该年的潮流，但似乎并没有人说得清楚那些发型从何处而来，又为甚消亡，那些代表了时代的审美，是自然产生的，还是人造的范式？
倘若举起时代的望远镜，就不难发现，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个关乎文明的瞬间，每一个宏大的场景中，都有一些肖像定格，这些人的五官大多与常人无异，眼神深邃，眉毛浓密，展露出坚毅的姿态，或许能够定义这些形象的，往往是被我们忽略的发型。
毫无疑问的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发型似乎总与人的性格特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骄傲的恺撒到失落的巴乔，从贝多芬到切·格瓦拉，从简·奥斯汀到碧梨，从玛丽皇后到虚拟偶像言和，头发总是千变万化的，那些细小的、飘逸的发丝，仿佛定格了关于人格的瞬间，也同时塑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英文的“hair”泛指毛发，维基百科给出的定义是，人体的毛发中最显著的是生长在头部的头发，其他部位的毛发会称为体毛。它是人体最天然的第二层皮肤，但是随着进化，多数毛乎乎的丝状的蛋白质物质，逐渐消退，头发被孤零零地留在了人体的最顶端，茂盛地生长，最终成为孤岛。在那之前，没有人会注意到它将成为人类自身最重要的修饰器官；在那之后，发型与人类一并书写着有关权利、自由、价值与人性的历史。
脸谱、谜之发型
西方最早的“发型师”其实是画师，透视的画法，让头发成为了人体“最暗区域”，在艺术作品中，幽暗的影调充满张力，越黑的地方，越能表现真实。
在莫扎特一生的画像中，他始终佩戴着统一的“发型”，那并非是他本身的头发，而是银白色曲卷的假发，这是18世纪宫廷中特有的打扮，一丝不苟，庄重优雅，这也从形象上保持着他与古典音乐典型派的统一步调。然而贝多芬则与他大不相同，从肖像画上即可看出，这位音乐家如同鸟窝一般不羁的发型，或许，贝多芬也因此秉承了古典音乐的浪漫主义与悲情派。
从卡尔·里德尔（Carl Traugott Riedel）所绘的年轻贝多芬肖像中，不难看出，那个留着黑头发的年轻人眼神中流露出的自信，那是他刚刚扎根维也纳的一段时间。不过，年迈的海顿老师并没有拨出太多时间给这位学生，美籍印度天体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在他的《真理与美》一书中写道，那时的贝多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能力，并显露出挑战的意味。再看这幅画时，贝多芬的头发与嘴角似乎都轻轻地翘起，仿佛是在兑现自己的倔强。
1804年，贝多芬的创作进入了旺盛期，伴随着《第三号交响曲》的问世，更多的人听到了“英雄”纪元的宏大乐章。在画家克里斯蒂安·荷尔文的笔下，贝多芬的脸上似乎蒙上了一层沧桑之感，的确，当时的贝多芬已正视自己耳聋的事实，并且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事业面前，极力将这个不利因素排除在外。他在《拉祖莫夫斯基》第三首的终曲乐章草稿上写道：即使对于艺术，也不必再对它掩饰耳聋。一年后，梅勒（W.J.Mhler）在画贝多芬的时候，为他的手里添加了一把竖琴吉他，贝多芬的另一只手完全张开，与脸上的表情展示出一种极不协调的拒绝姿态。
年岁渐长，贝多芬的听觉也不断地丧失。1815年1月25日，他最后一次以钢琴演奏家的身份登台，是在宫廷音乐会中为自己所作的《阿德莱德》伴奏。此时，低产的他情绪低落，作品的锐减也意味着他财务上的危机，想到无望的婚姻，贝多芬倍感孤独，这时的他只能依靠在小册子上书写才能与人交流。威利波德·约瑟夫·马勒（Willibrord Joseph Mähler）在为贝多芬画像时，后退的发际线露出他的多半个额头，头发盖住了他似乎不再需要的耳朵。这幅画像也被认为是最接近贝多芬晚年神态的一幅作品。
在贝多芬的全部画像中，最出名的一幅是关于他手写乐谱的，白色的衣领和红色的围巾包裹着眼神笃定的他，更多人记住的是他灰白色的头发，与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银发异曲同工，发色似乎奠定了这些人“乐圣”的地位，没准，这也是坂本龙一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当然，头发的颜色，也常常用来粗糙地判断个人是非。爱迪生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大量生产原则进行发明创造的人，一些历史学家将爱迪生归为“自由的思想者”。但是由于电灯的发明争议，爱迪生不得不陷入漫长的法庭诉讼，在与特斯拉交流电系统的商业博弈中，他也被人诟病，这让他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都背负了“奸商”的骂名。
有趣的是，当我们阅读有关爱迪生的发明报道时，我们看到了一张年轻的面孔，一头黑色的短发，面庞清瘦，显得干练；而在负面报道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他的晚年照片，一头白发，身体看起来有些发福，再难以流露出那种代表着创新与效率的气质。
爱因斯坦的第一张童年照片拍摄于1882年，3岁时的爱因斯坦似乎已经显露出高于常人的发际线。但是人们更熟悉的是这位理论物理学家的另一张照片，花白头发的他，裸露着突出的前额，吐出舌头。这张照片几乎定义了爱因斯坦在流行文化中的形象。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1年3月14日，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爱因斯坦72岁的生日会，这一天，摄影师亚瑟·塞西（Arthur Sasse）始终没有说服爱因斯坦对着镜头微笑，这个总是拿着烟斗思考的科学家看着镜头时，显出一脸的疲倦，就在他试图轰开摄影师坐车回家时，他看着塞西的镜头，吐出了舌头。据称爱因斯坦本人对这张照片也很喜爱，他曾经把这张照片成批地邮寄给朋友，作为独特的问候。这张照片上本还有爱因斯坦的妻子和高等研究院的弗兰克·奥斯古德博士，但是照片被多次裁剪，最终只留得一个古怪的脑袋。这也让高深的物理学和普通人拉近了关系，同时，也记住了E=mc2的质能方程。
作家的发型，往往常年不变，海明威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他硬汉的短发形象；塞缪尔·贝克特冲天的银发，常给人一种戏剧感，就像他的先锋作品《等待戈多》一样，让人回味；王尔德、马克·吐温都选择了和肖邦相似的中长发；卡波特、菲茨杰拉德和毛姆都留着精致的小分头；而查尔斯·狄更斯晚年的头发如同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德鲁德疑案》，给人一种悬疑之感。
在日本的文学史上，有四位作家的发型颇有特点，他们的命运，似乎也有着谜一样的关系。太宰治、芥川龙之介和川端康成，都保留着相似的发型：背头，露出额头，两鬓齐耳，两侧的头发长且散，给消瘦的脸颊带出一丝立体的轮廓。
1927年，芥川龙之介在发表了短篇《河童》后，对当时的社会及制度作了尖锐的嘲讽，迫于身体与思绪的原因，最终他选择了服用安眠药自杀。太宰治在成为作家后，曾屡次试图自杀，最终在1948年6月13日深夜与崇拜他的女读者山崎富荣跳入玉川上水，留下了《人间失格》等作品。太宰治的小说中有一种少年式的单纯，即便在书写阴郁题材时，下笔依然利落，无论他的离世是决定或是意外，这些作品足以给青年一代带来思考。
太宰治、芥川和川端的发型，像极了除去头顶发髻的“开放式”。这种头型，要追溯到幕府末期引入西洋军制，整个日本社会开始盛行不结丁髷而放开头发的风潮，明治政府宣布“可以自由选择断发脱刀”，散发脱刀令导致了大量男性留起这种凌乱的发型，在武士特权被废止，官僚中心盛行的年月，这种颓废的发型，似乎像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在整个日本延续了百余年之久。
自由之发
花柱是全世界发廊的通用标志，这个红白蓝三色，且一直自转的柱子，最初源于欧洲。它是近代医学的产物，是医院的前身，法国设计师梅亚那克尔认为，红色代表动脉，蓝色代表静脉，而白色代表绷带。16世纪后，当“理发师外科医师公司”合法后，理发也逐渐成为了社会中名副其实的行当，这个霓虹灯的装置，就此成为了自由和时髦发型的象征。
不过在19世纪以前，理发店的常客大多是男性，由于女性的地位和造型的繁复，她们不得不在家里自行打理头发。专为男性剃发、修须的是“barbershop”，这里的工作内容异常简单，逐渐演变成男性的社交场所。19世纪末，大规模出现了一种专为女性提供美发服务的沙龙，也称“hairdresser”。在沙龙店开启之初，它曾经受到了男性阶层的大面积反对，而后，在维多利亚时期，以它命名的发型经久不衰，新审美趋势的出现，终于让男性放下了偏见。
真正让发型和皮包、鞋子、手工西装一起并入时尚的，是电影的发明，从《一个国家的诞生》《在古老的加利福尼亚》，到20世纪20年代的《爵士歌王》，临街的“五分钱剧院”（Nickelodeon）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审美冲击。
特别是在《爵士歌王》中，人们看到了梅·麦克艾沃伊的短发，这个发型给观众带来焕然一新的感觉，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那种近似于“波波头”的发型，成为了独立女性的最初宣言。人们常说，好莱坞电影所宣讲的大多是男性沙文主义，导演通过制造“银幕女神”，强有力地支持男性的社会地位。
不过从《安娜·卡列尼娜》里的葛丽泰·嘉宝，到《永恒的少女》中的琼·芳登，再到《费城故事》里的凯瑟琳·赫本，人们也看到了挑战社会性别定型的角色，特别是当赫本穿着长裤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时，飘逸的红发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唐璜》中的约翰·巴里莫尔、《魂断蓝桥》中的罗伯特·泰勒、《乱世佳人》中的克拉克·盖博等人，都是早期黑白电影中的经典男士形象，他们的短发和头油，甚至延续到了“二战”的战场上。普鲁士榛子头是人们对“二战”德军指定发型的戏称，耳朵以上的头发被剃得只剩一英寸，甚至更短，或是将脖子到耳朵上部之间的头发全部剃光，用梳子把头顶的头发从前额梳向后脑……最后用凡士林和发蜡将其定型。或许希特勒相信，那些死去战士的英俊面庞，仍可能作为塑造某种“偶像”之目的。
1998年，当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拯救大兵瑞恩》在全球放映后，一位名叫汉斯·施密特的德国老兵写了这样一封信：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先生，我是一名负伤两次的武装党卫军老兵，毋庸置疑这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您花费了令人惊叹的心力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包括德军的武器装备，Sdkfz251半履带装甲输送车，SdKfz2侦察履带车，M42型机枪……影片中党卫军士兵除了光头就是平头，或许您搞混了，我见过不少苏军尸体，这是苏军的标志发型。
“二战”后，流行音乐很快成为了一种主流文化，人们在那些音乐人的身上获取了音乐之外的信息。1964年2月，当披头士乐队在经纪人布莱恩·爱泼斯坦的带领下前往美国进行第一次巡演时，取得了空前的反响。在整个60年代的美国，嬉皮、反战运动盛行，伴随着民众的无为与终日愤怒，形成了反主流文化的“垮掉的一代”。当披头士的四位成员出现在肯尼迪机场和萨利文的节目现场时，他们头顶上的“蘑菇头”，仿佛为英国人的立场给出了答案。
蘑菇头像是波波头的一种延续，正如“波波族”（bobo）的缩写，它是由布尔乔亚（Bourgeoise）和波希米亚（Bohemian）组合而成的，相互冲突的社会阶层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布波族”，这就像披头士的音乐一样，既讲究物质层面的精致化享乐，又标榜生活方式的自由不羁和浪漫主义风度。
披头士的发型师名叫莱斯利·卡文迪什（Leslie Cavendish），他曾是披头士乐队的粉丝，在一个不知名的发廊做学徒。一次偶然的机会，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的前女友找到了他，最终把他带到了贝克街（Baker Street）的苹果唱片办公室。
日后深受披头士音乐影响的潮客（Hispter）和雅痞（Yuppie）族群，从发型到衣着都效仿了乐队不同时期的造型。宽松的卡其布制服、紧身的白衬衣、圆框眼镜、白色橡胶球鞋，浓密的胡须，以及蓬乱的头发。在卡文迪什看来，乐队的发型不断变化，在发布《佩伯军士》专辑时，乐队的成员有意留着鬓角。
在《挪威森林》的西塔琴声中，吉他手哈里森毫不掩饰自己对印度迷幻音乐的喜爱。1966年7月，在结束了菲律宾的巡演之后，乐队来到了新德里，在奥伯罗伊酒店门口，他们认识了与西方不同的亚洲世界，随后，他们结识了印度超觉静坐派（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的创始人玛赫西（Maharishi Mahesh Yogi），并开始聆听他的冥想讲座，这给深受药物困扰的乐队成员带来了希望，而此时他们对神秘的印度哲学和音乐的热情再度被激起。1967年出版的《佩伯军士》被音乐学者认为是早期的概念专辑，其中掺杂了形形色色的音乐风格，从东方到西方，从歌舞杂耍、马戏团音乐，到剧场音乐等。
从1962年到乐队解散的十余年时间里，披头士的发型演变过十余次，每一次改变都与当时的社会运动有关，他们不只追随潮流，更试图通过音乐、设计和发型去改变自身。
在有关披头士的书籍《调谐》（Tune In）中，摄影师约根·沃尔默（Jürgen Vollmer）坦白了自己曾经为最初的乐队成员剪发的故事，他说列侬和麦卡特尼想把头发剪得不那么像利物浦人，而是更像巴黎左岸的波西米亚艺术家。几年前，在达拉斯城的一场拍卖会上，列侬的一缕头发被英国藏家以3.5万美元购得，这段头发是列侬为了拍摄电影《How I Won The War》，在1967年剪掉的约10厘米的长发，被当时剪发的德国发型师保存至今。
少发派
新加坡在2007年前，为了压制嬉皮文化运动，对本国公民及入境公民均采取发长上限措施。虽然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废止了发禁的法令，但是在亚洲的一些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的学校中，发禁仍为一种传统的约束，在日本的鹿儿岛县和熊本县，男学童理光头多为强制性的。
在另一些组织中，发禁成为了一种“身份象征”。光头党是英国的青年劳工阶级的次文化，他们最早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受到牙买加Rude Boy文化与英国摩斯族文化的影响，逐渐展开了政治、种族以及暴力的意图。专注于“权力”与“文化”的The Outline网站对这一群体做出分析，认为光头、Fred Perry条纹领Polo衫是他们的文化特征，在屡次的右翼机会中，这些装束已经成为了与多元文化主义作战的制服。爱德华·诺顿饰演的电影《美国X档案》中，也清晰地描述出这一族群的心路历程。一份亚文化报告曾经写过一篇名为《为什么这些朋克选择光头》的文章，分析了为什么这群年轻人会选择光头来将自己与社会区隔，其中有一段认为，光头的发型与他们无知且有种族歧视的愚蠢行为极为相符……随后这篇文章招致了一个脱发群体的抗议，认为作者的观点会让脱发群体更加边缘化。光头党唯一的好处是证明了光头也是一种发型。
在电影《白日梦想家》中，本·斯蒂勒特意在片中展示了自己的秃顶，那是他与心中女神聊天时的精彩桥段，作为《生活》杂志的编辑，他不得不在45岁时顶着生活的压力，面对行业的新旧交替，放弃自己曾经认为会投身毕生的工作。
深陷秃顶魔咒危机的不只是中年人，在“脱发之乡”英国，一家机构随机采访了2000位男性，发现在18到24岁的年轻人中，有近七成的人对脱发产生了恐惧，因为他的父辈、身边的朋友早已终日与帽子为伍。这些年轻人中相当大比例已经有了脱发的迹象。是的，脱发的平均年龄比过去提高了将近10岁，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也不得不早早地开始预防脱发之苦。
在英国，脱发的范例比比皆是，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似乎“完美”继承了家族的基因，在30岁前便开始脱发。在英国的绿茵场上，也不乏秃顶和光头球员。《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马尔福的饰演者汤姆·费尔顿也是如此。
不仅在英国，捷克、西班牙、德国、法国的男士也同样出现了危机感，作为脱发系数在全球名列前茅的国家公民，男士们对于脱发甚至产生了心理问题，对异性没有吸引力，找不到工作，不会被社交网络认可，这已经成为了令男士们最为“头疼”的问题。在德国，中产阶级每年会在保养头发上花2000欧元左右，其中包括养发旅行，以及使用不含硒成分的有机洗发水等。
站在伊斯坦布尔机场，总会发现有独行的欧洲中年男性戴着帽子办理入境手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慕名到这里植发的。尽管鲁尼曾经在这里遭遇了惨痛的失败教训，但是土耳其的“新发”名声已经根植于每一个欧洲男人心中。C罗也看准了这一商机，并计划在马德里开设一家植发诊所，并试图通过他的明星效应，向全欧洲男性推广这项“福利”。不过，已经有植发医生公开表示，植发并不能挽救每个人的光头，有些人为此还要承受脸型的改变。作为“植发天堂”的伊斯坦布尔地区医院，每个月可以接纳近万名患者，有些医生的出诊甚至需要提前一年预约。看着土耳其机场里那些头缠纱布的男士，不由得为他们的未来感到一种重生的喜悦。
在纽约，一位名叫菲利普（Philip Ring）的发型师用“物理遮盖”为更多人找到了自信，他为不同的客人定制出带着头发的仿真头皮，再用黏合剂粘在他们的脱发处，很多秃顶患者声称发型师为他们带来了生活的愉悦。但是也有文发师对此提出意见，声称若毛囊长期得不到空气，可能会永久告别生发的希望，他们自称文发才是最为理性的做法。在电影《我与长指甲》中，有这样一个观点，秃顶就是罪魁祸首。是的，雄性激素像一把双刃剑悬在每个人的头顶之上，它决定着你全身上下最“无用”的器官是否能长存于世。头发是生活的希望，脱发是制造危机的来源。
在瑞典电影《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中，男主角独自生活在混乱不堪的世界，他的头发花白，不断脱落，离开了恪守了几十年的工作岗位，心灰意冷、对现世了无牵挂的欧维决定自杀；在西班牙电影《双枪男人》中，往日的同学大多变成了谢顶大叔，他们嘴上讨论的是对爱人的不满和对生活的厌倦，实则琢磨的是对自己的失望，与对青春的追忆；在《杯酒人生》中迈尔斯想通过对葡萄酒的热爱，逃避对生活的无望，但是他最终发现，谢顶的自己，更像是生活这场战役的失败者……
在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看来，留着莫西干头的大多是生活中的朋克，他们大多是社会中的失意者，罗伯特·德尼罗就曾在《出租车司机》中饰演了留着莫西干发型的悲壮勇士，松田龙平在《莫西干回到故乡》中所饰演的则是一位充满柔情的朋克少年。
很多年前，有一部名叫《毛发》的音乐剧，它被认为是嬉皮士反文化和性革命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出戏也因为“政治不再正确”告别了舞台。印象中，那些长发的人抗拒物质、崇尚多元，却也污言秽语、滥用药物，他们似乎永远和那些衣冠楚楚的油头粉面者势不两立，永远不能达成和解。剧中有一段甚至致敬了金斯堡的《威奇托漩涡佛经》，不由得想到这位诗人来到中国后曾写过的一句诗：“我的面颊也是一片灰白，头发也是一样的脱落。”
回头想一下那些优雅的、伟大的瞬间，展望一下充满未知的将来，不知道会否有一天，我们能造出一款智能产品，像曾经的头发一样，遮住空空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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