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多年前大拆大建的城区改造模式，广州在西关、东山等充满历史风情的老城区一带都在尝试新的改造方式。以西关永庆坊为例的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模式互相结合的微改造方式，而相较于永庆坊，东山口自下而上模式的改造色彩要更为明显。
▲东山口区域主要范围 来源：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原件
东山口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相对完整地呈现出自下而上模式中的优势和弊端，它确实在改造的过程中遭遇了绅士化和网红化的困境，同时也并未彻底回避历史和现代之间的新旧问题，重新审视东山口并不能直接得出“自下而上为主导的改造模式是否可行”这一问题的答案，但它未尝不是一种新旧时代间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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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东山全景 来源：古粤秀色
改造缩影_十号线风波
2020年的时候，广州地铁要在东山口兴建十号线的署前站，署前站和东山口站相隔不远，遥相对望，地铁公司计划在地下打通，不用上地面就能换乘。这是一个涉及到部分历史街区拆迁，在当时的拆迁文件拟定的地块中，包括了具备历史意义的陈树人纪念馆、越秀区图书馆等建筑，而具备一定历史风貌但未纳入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的庙前直街北侧也被纳入其中。
▲陈树人纪念馆 来源：网络
▲越秀区图书馆 来源：网络
庙前直街是一条有一定历史的商业老街，整体风貌一致，但只有一半在保护区内。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地铁站的兴建按照原文件执行，庙前直街会有将近一半被拆除。
拆与留，这是个问题。
▲庙前直街部分拆迁店铺 来源：庙前直街研究小组公众号
“从爸爸到妹妹，我们都在这里度过学生时代，对这里的一砖一瓦、每条街巷都有满满的情感。还是希望主管部门能听取多方的建议，在现有技术允许的条件下，修改方案，不要拆了这片老广们的集体回忆。” （@麦jiewen）
“庙前直街北侧这排建筑的历史风貌很少见，多数只有两三层，这么矮，路面这么窄，这种给人心理亲切感的小家碧玉的肌理在广州已找不到了，民国建筑一般体量比较大，常见的有三四层高，路面也较宽……”（@广州市名城委委员汤国华教授）
“如果让这些高谈阔论'历史记忆'的人到这些满载'历史记忆'的楼里面持续生活，体验并感受一下真正居住其中的'美好'氛围，而不是仅仅过一段时间过来拍照打卡留念，不知他们是否乐意？”（@ggvsq_q ）
“老房子拆了也好，现在政府给了几个补偿方案，可以拿补偿款，也可以选择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损失。政府的决策肯定是出于发展需要，大家都应该支持。”（@业主周阿姨）
不论如何，在这两种似乎都非常有道理的声音中，出于各种考量，在广州越秀区最终的公布文件里，署前路上具备历史意义的陈树人纪念馆、越秀区图书馆等房屋暂不拆迁，拆迁范缩小，拆除建筑将在地铁站完工后重建。
▲庙前直街绘制图 来源：庙前直街研究小组公众号
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这场争议里，一端是站在道德角度上出于历史、人文的保留，一端是站在社会角度上对交通、住房的考量，这并不是独属于署前站建设的问题，它或许能够代表众多旧城改造，尤其是具备一定历史风物的旧城改造的矛盾。
为了公平_搬迁的面包店
最近的一个作业用地设置在东山口，我就特意跑了趟东山调研。从公交站下车一直走到，忽然发现几个月以来街道的变化真不小，有几家老店直接关门了，不少开了很久的店铺换了门面招牌，最明显的是开在街头的两层面包店换成了一家潮牌店，原本显得比较老旧的遮阳棚、红漆、木门全部被重新装饰过，换成了更符合潮牌审美的白色涂装和大面积落地玻璃。
▲原面包店二楼 ©裴七
▲左侧为新潮牌店 ©朗迹西东
我总记着以前买过的十块钱四个的蛋挞，有心想找找是否只是搬迁不是倒闭，问了一个在旁边路过的大爷。
“前边转个弯，好似係图书馆附附近近挂”
我往前走，右拐，在越秀图书馆附近找到了，不出意料，光顾的客人少了，店面变小了许多，门面的装饰也更普通，少了些原有的街道气质的加持。
▲搬迁后新店面 来源：网络
▲原有店面 来源：网络
面包店的定价并没有比之前贵，但缩水的店面走起路来总觉得逼仄不少，规整放好在台子上的面包让我回想起几个月前的夏天，猛烈的阳光被旁边的大树挡住不少，很多老人家就在店旁边乘凉，蛋挞车就停在侧门处，在街上隔着很远都能闻到面包的香气。对比现在，总会生出点大不如前的苍凉感。
回到那个曾经熟悉的路口看那家精致高级的潮牌店，外部是相对简洁干净的白色外墙风格，内部空间则布置了各种复杂的灯光和展台，相比于之前的面包店，它似乎将属于自己的内容抽离出来，把它的世界关到了玻璃门里面。
▲潮牌店门面 来源：网络
它与旁边的更为老旧的店家看起来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但我却有种奇异的熟悉感，想到东山口日渐繁盛的网红咖啡店，常见的展馆装饰，我忽然明白了那种熟悉感从何而来，看着周围穿着时髦不时停下拍照打卡的年轻人经过，我又难免生出一点奇怪的质疑，究竟格格不入的是潮牌店，还是周围的老店？
▲原面包店二楼 ©Fanitatata
在庙前直街，越来越多的店铺难以经营不得不搬离或者直接倒闭，能留下的老店要么修改自己原有的门面迎合更流行的审美，要么不断被缩减地盘艰难求生，问及缘由，大多是“咁咪係滴租金贵咯”、“滴熟客越来越少啦，街坊都搬走塞”、“疫情严重租金又贵，边做得落啊”。
▲无牌营业的大闸蟹店 来源：庙前直街研究小组公众号
▲已经搬迁的华华照相馆 来源：庙前直街研究小组公众号
我其实非常能够理解老区人气的高居不下，邻里之间浓厚的人情味，店主和熟客之间的默契，出了门在公交站旁边就能找到老朋友下棋，套对拖鞋就能下楼买大闸蟹，这正是老区的魅力。而矛盾在于，这类街区情怀的受众往往是比较年轻，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年轻人，面向这类受众所开设的新商店所销售的商品又常常脱离原住民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能力。
这样的经济模式确实在某种程度带动整个社区的微更新，但矛盾的核心是，一方面，“微更新”建立在年轻人所喜爱的街区气质和网红文化上；另一方面，街区气质又在网红文化下被迅速消解。
在广州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中，东山口一带的动静无疑是小的，为的就是“保留历史风貌”。而遗憾的是，除去文件中所明确规定的不能够改变外观的建筑，其余的位置和建筑都正在被流行的网红符号一点点侵蚀。这场改造中，或许为了“公平”“民意”“合理”，似乎将群众的力量发挥到最大，强调社区微改造，强调民意征集，而结果是什么呢？
各种租金上涨使得高收入人群迁入，原住民要么被取代要么夹缝求生，主流店铺从老店变成各种网红打卡点。或许部分原住民确实在其中获得利益，但更大程度上，社区会发生住民的置换，低收入人群被排挤甚至直接溢出，在社区中日渐失去存在感，又或者留下的原住民每日忍受着游客的各种打卡、拍照的日常性困扰。
▲夹缝生存的咸肉粽小店 来源：庙前直街研究小组公众号
▲庙前直街街景 来源：庙前直街研究小组公众号
如果社区微更新的出发点是“保护”和“公平”，起码明面上试图让居民们得以表达，但现实已经说明，在资本、政府、居民这三方中，看似居民也获益了，但他们“失去”的也最多。
资本韭菜_不愿再喝网红咖啡
久闻东山口咖啡盛名，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帖子渲染得好像东山口随便一条街道都浸满了咖啡香，于是趁着调研的机会跑去喝了个咖啡。
咖啡店本身是个历史保留建筑，外部几乎没有变化，红砖色的外墙和郁郁葱葱的小院子，带着点让人望而却步的高贵感。内部在改造后兼具展览和商业功能，售卖的饮品的均价在四十到五十左右，比之一般的咖啡店依然是偏贵的，而服务员的态度也很一般，时常垮着张脸或者面无表情。
▲逵园 来源:网络
▲逵园内部展览 ©Verna_0021
服务差、价格贵这两点几乎已经是咖啡店致命的缺点，但客人还是络绎不绝，乐此不疲地在各个位置拍照，直到桌上饮品的冰块都化掉，也不见动几口。但拍照的过程似乎也蛮糟心，我旁边的两位客人因为拍照位置的原因和店员发生了争执，似乎是一开始询问过是否能拍照，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中途又被店员制止，几人吵了几句，客人最后拎包离去。
我开始思考在这样的空间中真正被贩卖的是什么？在拍照的这种情景下，被用以展示和交易的物体本身似乎并不重要，它们更多是一种情绪价值的包装，网红咖啡店中真正贩卖的或许是一种“高级感”，它可以被解释成对城市日常生活的逃离，也可以是对旧时代情怀的深情。
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像一个当下特制的泡泡，这个泡泡的外壳带着这个时代独有的精致，内里又装着对过去的暧昧，这个过去又不能太久，它要不早不晚，刚好卡在不算过于愚昧的传统和太过科技的现代之间，于是东山口，刚刚好。
▲东山口街景 来源：网络
正是因为东山口始终游离在一条界限之外，比之寻常的老社区，它多了些疏远矜贵，少了些烟火气。一方面，它并没有像广州永庆坊一样沦为老房子、新楼、工地的杂糅体，反而在这场看似自由的“自下而上”的改造中，它凸显出与寻常的“自上而下”改造的巨大的区别，“文艺”、“时代感”这样的标签像烙印一样日益清晰，众多小型但自发的建筑改造在当下这个以“出片质量”作为标准的网络时代，不可否认地达到了某种成功。
▲永庆坊俯瞰图 来源：网络
▲东山口街景 ©小桑哥
网红化在这个时代或成必然，而其背后资本的涌入都在不同时期都或强或弱推动城市变革，因为资本，东山才能在百年前一步步从乱葬岗变成别墅区，它的“文艺”、“高级”背后始终隐含着强烈的阶级感和排外性，而今天一切在资本引导下“自由”的改造，引用识广君的一句话，“东山作为中上层聚居区的底色，反而以一种更隐秘的笔触被强化了”。
▲日占时期庙前直街街口 来源：古粤秀色
▲现在的庙前直街街口 来源：古粤秀色
改造之问_什么才是好的城区改造
当我们谈论城区改造时，大部分人的目标与共识是：城区改造的目的是改善老旧社区的环境和进行历史价值的发掘保护。和十几年前不一样的是，现在的社区改造走的不再是自上而下大拆大建的老路子，而是强调不破坏城市肌理的微小社区改造。这种改造模式对于政府而言，不再如同过往有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另一方面，对住民的部分“放权”也满足了对于“公平”“合理”的呼声。
社区改造的起点或许是最大化利用城市资源——将无法（较小）产生经济收益的土地建筑改造为更加符合当下市场口味的、能够产生更多税收的商业店面。改善居民生活是附带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触及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才值得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谈判“公平”，而维持“公平”尚且艰难，想要再进一步满足类似于日常生活保护的私人诉求则更显困难。
▲东山口街景 来源：网络
参照署前站事件，民意征调已经是将近完成整体路线规划的末期，即使群众意见与规划相驳，也不太可能出现大幅度的改动，所以更为现实的情况是，当一块区域被划入改造范围后，后续的发展就已经超出原住民的控制范围。自下而上的改造自然摒弃了多年前粗暴的收购和驱逐，取而代之的是以租金不断上涨的方式将低收入人群淘汰出去，收入更高的外来者不断涌涌入社区，租金则作为衡量的标尺将人分成各个阶层，实行末位淘汰制。
▲署前路路牌 来源：网络
若按照此等逻辑继续推倒下去，资本背后的暗中操作，无疑让原本的街道变成符号化的消费空间，而“文化”、“情怀”成为卖点，当资本离场，留下的只有破坏殆尽的居民日常生活。那似乎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改造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结局。
我好奇当地人对此的看法是什么，询问了一位朋友，我说，“如果你不得不搬离你现在住的地方，你会难过吗？”
“那肯定会啊”
“为什么？因为生活环境吗？”
“是啊，街坊都没了，肥仔也没地方玩了”
“那你会搬到哪里？”
“应该会搬到沥滘那边吧”
“因为工作在那边？”
大地主冷酷地回我，“因为我家在那边还有一套房”
我不依不饶地继续假设，“那什么情况下才能让你不难过地搬走？”
“拆迁吧，有钱，而且我不会因为不可抗力难过”
“所以你想拆还是不想拆”
“挺矛盾的，想也不想”
相较于她在利益和情怀之间摇摆，我在面对社区改造这个问题时过多地站在道德角度上进行审视，反而忽略了城市生长的规律——任何一种公共模式都注定了有人获得利益，有人利益受损，而自下而上的模式则在一定程度上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更难调和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但我们不妨设想一种新的日常生活方式，通过商业空间引入新的人群后，能否在经历过初期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后重新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这些人可能有留下来的部分原住民、新入驻的商家和居民，处在这个群体中的人能否产生新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标准来评判这个区域的改造效果。受到直接或者间接影响而搬离的原住民和商户则可能作为外来者融入到另一个的街区，也可能和其他一些类似的群体来到新的区域构建起新的日常生活。
▲东山口街景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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