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向来以儒释道三家为主。其中，儒家思想居于首要地位，比如治国治军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古人讲究“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三国时代，曹操以曹氏和夏侯氏亲属为军队和国家的柱石；民国时代，蒋氏当国，以黄埔学生和浙江老乡为军国的基干。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似乎都在儒家圈子里打转。
儒家思想居于社会主流的时代，士大夫大多崇尚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普遍理想。那么为什么在书法领域会以道家思想为主呢？
第一，这与李世民对王羲之的推崇有关。
书圣王羲之是“五斗米教”（道教的一个分支）的信徒，崇尚道家思想。王羲之喜欢养鹅，服药颐情，流连山水。中年弃官不作，并在母坟前发誓，再不做官，把精力都投到书法之中，成为书坛的书圣。《晋书》记载：“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曰：「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堕深谷。知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皦日！”
唐朝李世民非常推崇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与其子王献之的书法向来并称“二王”，李世民却鄙视小王，推崇大王，对于王羲之书法的崇拜到了极点。在李世民的推波助澜下，王羲之的书法价值连城，成为唐人学习的主流，这使得书法领域的道家思想弥漫，成为书坛主主流。
就初唐书法四大家来说，欧阳询书法融合北朝碑刻和南派二王书法于一炉，从书法创新的角度来说，显然更有成就。但是欧阳询在初唐的地位却不如虞世南，因为后者得得到了王羲之的真传，他跟的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和尚学习书法，因此李世民更推崇虞世南的书法。虞世南死后欧阳询还在，唐太宗却抱怨“无人可与其论书”。
第二，书法与政治从属于不同的价值领域。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儒释道三家思想各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元仁宗曾：“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儒家可以治国，而道家则可用来修身。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儒家鼻祖孔丘“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然而在修身上他强调“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则采取的是道家作风。
李世民武艺高强，勇猛善战，称“以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然而，一个人的性格和生活有着多个方面。再勇猛的人，心里也有一块柔弱的地方。刚柔之道，兼收并济方能让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更为舒适。武则天为了迎合李世民的刚猛之风，曾经下了很大的功夫，要用钢鞭、铁锤和匕首来帮李世民驯服烈马。
以李世民的审美来说，武则天更为刚毅强悍，但是李世民在后宫之中喜欢的却是更温柔的徐惠妃，这就是一个人性格中刚柔并济的方面面。也许正因这样的特点，所以李世民更喜欢具有道家思想的潇逸闲散，颇有林下之风的王羲之书法。
“刚柔并济不低头，心中有天地”，儒家思想，在政治军事等进取心较强的领域占了主导地位；那么在于放松休闲的文艺领域，王羲之的林下之风就占了主流。在生活中，很多人为了弥补追求外物所带来的精神的损伤或缺憾，就更喜欢林下之风的道家思想。
以《红楼梦》的审美为例，宝钗和黛玉相比，黛玉更有道家的林下之风，而宝钗更有儒家的进取之意，如她的诗中所写“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但是因为文学是更偏重于精神领域的东西，所以小说的读者往往更喜欢黛玉，其原因就是如此。
不过儒道思想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所谓“小隐隐于野中，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对于大官来说，为了提高逼格的需要，尽管“心怀魏阙”，向往“仕途经济”，也往往要表面上作出一副“林下之风”！所谓“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就是如此。因此，林下之风这种思想也能在官场之内，蔚为大观，流行起来，这有助于王羲之书法在书坛成为主流。
等后来颜真卿在唐代以胖为美的审美风潮影响下，开创了雄浑敦厚的书风，为儒家思想在法领域的发展获得了一席地位，可以与道家思想并列。而欧阳询字则刚劲瘦硬，不符合儒家“君子藏器”的特点受，被人称为有寒蹇之气而在官场发展受阻。后来馆阁体因为兼取儒道，修养和风格既有富贵气又显得清秀，更为适合官场而受到欢迎，成为明清科举考试最常用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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