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笔录｜自我的文化

走笔录

本文选自

《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福柯的两次演讲及问答录》

重庆大学出版社

福柯强调，从苏格拉底到尼撒的贵格利，关注自己这个原则在历史上极其重要；他解释道：在古代，“认识你自己”这个规则和实践总是和关注自己相联系，并从属于后者。正因为此，福柯把希腊-罗马文化中的关注自己作为“自我体验的实践母体”来研究：事实上，如果“希腊的形而上学对我们和世界的理性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那么按照福柯的看法，希腊-罗马文化”对我们和自己的伦理关系也具有决定性意义。福柯建议把这种自我的文化在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最初两个世纪所采取的形式作一仔细的对照。所以在伯克利分校的演讲中，“自我的文化”这一说法不仅适用于帝国时代（在此时代，必须“关注自己”这个原则已经具有“相当广泛的意义”，以至于成为一种社会实践，并促使造成了一种真正的知识），同样也适用于古典希腊时期：“自我的文化并不是后来由古典城邦衰落才引起的现象；这种现象很早就产生了，它在古代就已经有了若干形式。”

在第二阶段，福柯分析了柏拉图的《阿西比亚德篇》，视之为第一次从哲学上阐述“关注自己”的原则。福柯再次综合地提及他在“主体解释学”讲课中所作的分析，他强调四点，这四点在他看来界定了四世纪的自我文化。首先，关注自己和一个年轻人的政治抱负相连系：为了能够治理城邦，他必须首先学习关注他自己。其次，关注自己和某种不够格或者有缺陷的教育有关，这种教育无法让年轻人学到他为了实现其抱负而需要的东西。第三，关注自己涉及年轻人和导师之间的性爱-哲学关系。最后还有第四点，在《阿西比亚德篇》中，关注自己“主要采取灵魂自我冥想的形式”。

第三阶段，福柯从以上简单介绍出发描述了帝国时代“新的自我文化”的主要特征。

首先，和自己的关系变得常态化，关注自己不再是“一时为人生所作的简单准备工作，这就是一种生活的形式。其次，和自己的关系已经成为成年人的实践，并且具有前所未有的功能：批判功能（因为必须摆脱坏习惯，错误见解等）；斗争功能（因为必须给人提供“武器和勇气，使他能够战斗一辈子”）；治疗功能（哲学被要求治愈灵魂的疾病）。第三，和导师的关系丧失了性爱特征而成为一种权威关系，一种技术的、行政的、制度的关系。最后第四点，“新的”自我文化包含了一整套及其多样化的自我技术（在伯克利分校，福柯尤其集中于书写实践），非常不同于对灵魂的纯粹冥想。如果也可以谈论公元前四世纪的自我文化，但此文化只是到了帝国时代才蓬勃发展起来。

在现代，在当代世界，关注自己这个主题似乎“消失”了，这是怎么回事？福柯提到了好几个原因：基督教的影响给关注披上了忘我的外衣，自我技术被纳入权威和规训结构，以至于自我的文化丧失了其自主性；人文科学的出现把自我的关系视为一种认识的关系；最后还有这样一个观念，即认为自我是一个被掩盖的实在，必须予以揭露或者解放。而正如福柯在哲学系讨论会上所解释的那样，“自我并不是必须按照某种范式或者某种模式才发展起来，并一开始就被给予的实在”：自我是通过多种实践，多种技术等才构成的，而这些实践和技术就是伦理的特征”——自我并非实体，而是一整套自我关系的总体。于是，正如福柯在“自我解释学的起源”演讲中所做的（他在其中谈到“我们自己的政治”），他在“自我的文化”演讲最后说：自我不是别的什么，不过就是我们历史上发展起来的技术的相关物”；所以问题不是解放自我，而是“如何才能设想和我们关系的新类型、新种类。”换句话说，再现自我的历史和实践层面。这对福柯来说并不意味着“把我们所有的历史重担都压到我们肩上”，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对自己进行的制作占有尽可能大的份额，而我们被告知这是无法企及的。由“自我指导”这个概念阐明的自省空间，它在福柯设想伦理制作的方法中之所以显得意义重大，这就是其中一大原因。

这一事业既是历史的、哲学的，也是伦理的、政治的，而且它明确的和福柯以《什么是启蒙？》为依据的所谓“我们自己的历史本体论相联系。”在此框架内，“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实际上并非笛卡尔的问题，笛卡尔的问题假设了一个唯一的、普遍的、非历史的主体——“我是谁？对笛卡尔来说，这个我就是所有人，不分时间和地点。”相反，康德在其论述启蒙的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则是一个尚未定型的尼采式问题：重要的是在于自问我们今天是谁，“在这个确切的历史时刻，还在于考虑我们的“自我”形式的偶然性方面，同时由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打开“拒绝我们所是之人”的可能性，并创造和我们自己的前所未有的关系形式。在其1984年发表于美国的文章最后，福柯以相似方法说：“必须把我们自己的批判本体论看作是“一种态度、习性、一种哲学生活，而对我们所是之人的批判在此即是历史地分析对我们提出的限制，也是可能超越它们的考验。如果说福柯对希腊、罗马的自我文化感兴趣，把它视为一种生存的美学，事实上这不是为了建议我们回归古代伦理，让它“取代”现代的道德模式，而是因为他相信此文化能够给我们指出建立一种“新伦理”的可能性，而借助于和“伦理想象力”相联系的历史分析工作，这种新伦理就能越过对宗教、法律、科学的三大参照，这些参照现在已经衰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