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代表一个人找到了自我独一无二的本质，正在成为“我自己”。然而对“真诚”的追求也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后果，如道德上的相对主义，自恋文化的盛行以及当代社会“公共人的衰落”。因此，“真诚”的价值及其局限亟需得到澄清与反思。
为此我们需要引入让·雅克·卢梭，因为由他掀起的以“真诚”为名义的伦理学革命，对现代人类的知识探求、审美创造以及政治实践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按照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说法，他是现代关于本真性讨论的始作俑者之一。其思想在当时引起的轩然大波和对未来产生的深远影响，毫不逊色于同时代的政治革命、思想创造与科学发现。为此“真诚”问题在卢梭思想中的重要地位需要得到正视。“真诚”既是破解卢梭个人及其写作之谜的一把钥匙，同时也为我们思考当代社会的“真诚”问题提供了重要参照。
作为一种现代价值，现代人对“真诚”再熟悉不过。然而，人们对于“真诚”的重视绝非古已有之，而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因此有必要先来梳理“真诚”的缘起与历史发展，以及考察卢梭在“真诚”价值的实现过程中所做的贡献。
何谓“真诚”?据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定义，主要指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真诚”这个词是在16世纪30年代进入英语的，在更早的时候已出现在法语中。它来自于拉丁文sincerus，原意为：干净，完好或纯粹。当初sincerus主要用来形容物而不是人，比如可以说真诚的酒，意思就是这种酒没有掺假或兑水；也可以说真诚的教义，那就是指教义未经篡改、伪造或讹用。而这个词真正用来比喻人的时候，大概要到16世纪早期，所谓一个人是真诚的，就是指这个人“没有伪饰、冒充或假装”。
在西方社会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假扮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对伪饰、冒充和扮演非常着迷。尽管古典作品中的“坏人”常常也采用伪饰的伎俩，但这绝非人们对其进行道德谴责的主要原因，人们更敏感于公然的作恶，而对伪饰并无特别的反感。在近代，这种伪装还具有了合法性。马基雅维利就宣扬了一种价值观。他敦促君主要像狐狸一样进行装扮，并不一定要暴露真实的自我。人们说一个人是坏人，并不一定就指的是“伪君子”。由此可见，“真诚”并非人类自古以来就认可的价值，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人类对“真诚”的推崇大概始于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欧洲文化史家基本上一致认为，17世纪早期人的精神内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表现在于：“直言不讳是那个时代的风尚”。这种变化无疑缘起于自我意识的出现与成熟，人逐渐把自我看作是独立于社会的个体，“他有揭示自我的冲动，他要证明自我有值得崇敬、信赖的东西”。伴随着自我意识的兴起，在17世纪开始涌现大量与自我有关的艺术，如自传、回忆录以及自画像。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凯利(Christophe Kelly)指出，“自传”(autobiography)完全是个现代概念。这并不是说古代没有传记，而是说古代从没有以第一人称写作的传记。古代人羞于谈论自我。即便凯撒的《高卢战记》和色诺芬的《长征记》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但他们常常以他人的经历作为假托来描绘自我的历史。因为他们谨遵亚里士多德的教诲：“诗比历史更哲学”。
现代自我意识的觉醒造就了自传的兴盛与繁荣。自传的传主就是这样的自我，他决意完全真实地展示自己，决意证明他的真诚。而第一个决意写作自传并证明自我真诚的人，便是让·雅克·卢梭。他深受奥古斯丁的影响，并对后者的宗教作品《忏悔录》进行了现代改造，成功地实现了神义论的“虔诚”向人义论的“真诚”的转换。他的那部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自传《忏悔录》旨在告诉人们，他是他这个时代唯一的真诚的人，为此他不惜与其身处时代的伪善(hypocrisy)决裂：“他是一个人，他受苦，他在那儿。”
卢梭对“真诚”的推崇是同对“伪善”(hypocrisy)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人的价值体系中，“伪善”似乎是最受诟病的品质。政治思想家茱迪斯·斯珂拉(Judith Shklar)认为：“在那些人们可以原谅和解释的每一个罪恶(甚至包括残忍)中，伪善是唯一不可原谅的罪。不管它会造成多大的伤害，也不管它会挑战多少社会和宗教的规则，许多罪恶都可以在正当的分析之后得到理解。但这其中并不包括伪善，只有它是不被原谅的。”
卢梭对“伪善”的批判是最为激烈的，他用一生的时间与此斗争，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身处伪善盛行的时代，卢梭自称在身边找不到一个真诚的人；而且在这样的时代做真诚的人，随时都会沦为人们的笑柄。最令卢梭痛心的是剧作家莫里哀竟也在作品中嘲笑真诚的好人。《愤世者》是莫里哀的喜剧名作，他在里面塑造了一个名叫阿尔塞斯特的人物形象。此人愤世嫉俗，看到现实中人们的伪善非常愤怒，而他本人则旨在做一个独一无二真诚的人。他说，“这种假装有交情的可耻往来，就该受到无情的惩罚才是。我要我们首先使人，在任何场合，直言无隐，说的全是由衷之言，我们的感情永远不戴空洞恭维的假面具。”但莫里哀却在这部喜剧中把他当作了笑料。
卢梭很欣赏这样的人物，因为他自己便是这样的人。为此他在《论戏剧》中不惜笔墨来批判莫里哀，为阿尔塞斯特辩护，同时也为自己辩护。尽管莫里哀是优秀的剧作家，但他写这样的剧本实在不应该。他这样做的危害不在于塑造了这样一位人物形象，而在于他的剧本诋毁了世间最可贵的价值。在一个日渐腐败的社会，做一个真诚的人是需要勇气的，但他却遭到了嘲笑。同时令人担忧的是，他在嘲笑真诚的同时，还宣扬了伪善存在的必要。“伪善比恶本身还要危险，因为伪善穿上了一件骗人的公正的外衣。它把上流社会的习惯和准则放在真正的诚实之上，它教人要学乖一点，要懂得在善恶之间找一条中间道路，为了更加讨好观众，它暗示他们，要想取得正人君子的名声并不困难，只要不当明目张胆的坏蛋就行了。”在这个时代若要成为一个真诚的人，那就必须向伪善宣战。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现代性批判的核心目标就在于质疑那些剥夺“真诚人格”的社会制度与文化环境，这些外在因素是制造伪善人格的罪魁祸首，而这种伪善人格的代表就是“布尔乔亚”。一方面，布尔乔亚人格中缺乏自然人的天性，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常常依赖他人的判断，缺乏主见；另一方面，这种人格缺乏道德感和公共意识，没有德行而装出一切有德行的外表。他对布尔乔亚伪善的批判在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中就有所体现：“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地在强迫着我们，风气又不断地在命令着我们；我们不断地遵循着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我们再也不敢表现真正的自己。”
卢梭看到，在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下“伪善人格”得以形成，因而他对“伪善人格”的批判也是与他的社会政治批判联系在一起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他认为艺术(尤其是戏剧表演)助长了伪善之风盛行。在他生活的时代，似乎所有的人都在“演戏”。他在《论戏剧》中严厉地批判了达朗贝尔的建议，后者在新近撰写的《百科全书》词条中提议日内瓦城邦修建剧院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尽管卢梭的论说中常掺杂着加尔文式的道德主义，但他的重点不在古代美德，而在现代真诚。戏剧的内容高尚还是卑劣已成次要，关键在于戏剧表演的形式本身在产生恶劣的影响：“演员的才能是什么?就是装扮自己的艺术，模仿别人的性格而非自己的，不照自己的真面目表现给人看，貌似激情万丈实则冷血无情，如此自然地口是心非，好像他真的这样想，最后，完全忘却自己的地位而去占据别人的。”
剧院模式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会通过观剧来学习衣着打扮与社交礼仪，也会通过扮演角色来实现自我认同，这就导致整个社会的舞台化与戏剧化。人与人之间充满虚情假意，难有真情。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警惕，他才不惜与昔日的启蒙同道们针锋相对，分道扬镳。
其二，社会的兴起和城市的出现是伪善人格形成的温床。社会之恶是《论不平等》的核心关切，其中卢梭特别阐述了社会兴起对人类自然情感的影响和扭曲。某种先天的自爱在社会环境下异化为自尊(amour-propre，或译为“虚荣”)。这种自尊其实是一种“拿自己与别人比的心态，将天生的美好的激情变成了另一种矫情、恶劣的激情”。这就意味着人逐渐在与自我产生疏离。这种情况在城市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人在大城市中将变得不像人的样子，社交场合可以说是已经使他们变得与原来的样子完全不同了。”这是卢梭在《新爱洛伊丝》中借主人公圣普乐之口对大城市进行的谴责，他也通过对城市之恶的揭示反衬出乡村生活的美好。
其三，伪善之风的盛行从根本上说是与现代文明联系在一起的。无论艺术上的伪饰还是社会城市之恶，它们的根基都在于现代文明。为此我们需要对卢梭这种宏大且激进的批判存一份同情式的理解，他看到了现代文明背后潜藏的危机：“再也没有诚恳的友谊，再也没有真诚的尊敬，再也没有深厚的信心了!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仪那种虚伪一致的面幕下边，隐藏在被我们夸耀为我们时代文明的依据的那种文雅的背后。”卢梭对现代文明的攻击可被理解为是一种对伪善文化的批判。
在批判伪善的同时，卢梭也不断地为“真诚”正名。他对“真诚”的追求既有前面所述的道德上的考量，同时也有存在论意义上的关切。在他看来，“真诚”是探寻哲学知识的根本手段，他也在此与百科全书派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分道扬镳。他为“真诚”所导向的内心良知是最可靠的知识，这种知识能够为个体如何生活提供原则，并使之在占有自我的过程中在世界立足。他这样教导爱弥儿：“我想做什么，我只问我自己：所有一切我觉得是好的，那就一定是好的；所有一切我觉得是坏的，那就一定是坏的；良心是最善于替我们决疑解惑的。”因为良知是“人类真正的向导”，而“你要使你的良心有接受启发的愿望。你对你自己要十分真诚”；“让我们多份单纯，少份虚荣；让我们必须具备的情感，以我们内心最初经验的那些情感为限。”
卢梭在此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启蒙理性的伦理学，这种他自我命名的“感性伦理学”直接启发了康德的哲学思考，也对此后的浪漫主义、存在主义甚至后现代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几乎占据伦理学领域主导地位的时代，卢梭对“真诚”的倡导无疑吹出了一缕清风。
卢梭认为，真诚的最重要前提是放弃自我，要有一种将自己交由别人评判的诚意。他说：“我只知道真理是存在于事物中而不存在于我对事物进行判断中，我知道在我对事物所作的判断中，‘我’的成分愈少，我就愈是接近真理。”他决意将自己交给人类审判，他相信人类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我既然把我自己完全赤裸裸地摆在公众面前，就不该有任何隐晦或隐瞒的情节，我必须从始至终站在读者面前，叫读者可以原原本本地了解我心灵中的一切迷误，叫读者洞见我生活中的一切角落，叫读者片刻不停地用眼盯着我，要不然，当读者在我的叙述中发见最小的漏洞和空隙时，心里会想：‘他那时候做什么去了?’就会指责我好像不肯把一切都讲出来。”
对自己真诚，这是一个人实现真诚的关键，而要他人来评价一个人是否真诚，终究是困难的。真诚是内向性的，也只有当事人自知。因此，若要让他人看到你的真诚，真诚却是需要装扮的。要让人们真正体会真诚的重要，恐怕还需要刻意地“制造真诚”。卢梭的大量自传写作，都跟这种“制造真诚”有关。
法国学者菲利浦·勒热讷(Philippe Lejeune)对自传有过深入地研究。他发现，自传之所以受人欢迎，与虚构文学的性质不同。如果后者是以趣味性、故事性等元素打动人的话，那么前者则是以它的坦诚和真实，让人感动。一本小说再如何地写实，读者还是会把它当虚构作品来理解，相反，即便一本传记有不少虚构夸张的成分，读者却会认可它的真实性。这是什么原因呢?勒热讷指出，那是因为一种叫做“自传契约”的东西在起作用。
所谓“自传契约”，就是作者“在书名、献词、前言或结论性的注解中发表声明”，宣布他的作品内容都是真实的，他本人是怀着百分百的诚意来写作的。这种契约作为修辞手段其实无孔不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读者的阅读：它们会出现在作品的“献词”、“前言”、“注解”以及关于出版时的“声明”中，看似微不足道，其实这些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代表了作者的“信用”。即便自传是虚构的，但却给读者一种确有其事、凿凿有据的感觉。
根据威尔·杜兰的看法，在1900年前，人们普遍质疑卢梭的传记，比如圣伯夫就以一种不常见的尖刻语调声称：“卢梭一旦牵涉自尊和病态的虚骄，每每毫无犹豫地打算说谎，而我已获结论，那就是有关格里姆的部分，证明他是说谎的人。”但在法国文学史家古斯塔夫·朗松那里，这种看法就发生了修正：“我们惊奇于卢梭所写，每一页都有明显的虚假，不仅是错误，而是谎言；但是，全书大体上焕发着炽热的挚情，是情感的真，而不是事实的真。”可以看到，“自传契约”发挥的作用在于，它以感情的“真诚”取代了事实的“真实”。人们不再关注卢梭说的事实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是关注他的情感是否真诚就行了。
那么，卢梭是怎样利用“自传契约”达到显示真诚之目的的呢?首先，他几乎在每本书的献词、序言中都显示真诚的姿态：“贤明的、尊敬的和执掌国政的各位大人，请惠予接受我祝愿你们共同幸福的真诚表示。如果我在这篇尽情吐露我心中肺腑之言的献词中有什么言语不周因而开罪各位大人的地方，我请求你们念及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一片赤忱，念及一个只有看见你们全都幸福他才感到幸福的人的一片真心，而加以原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我要确切地说出我心中是怎样想的。”(《爱弥儿》)“凡诚实的人，对自己发表的著作，都要说明自己是该书的作者。因此我在这本集子的前头写上我的名字，其目的，不是为了表明它归我所有，而是为了对它负责。”(《新爱洛伊丝》)
卢梭还将其作品中的写作风格与真诚联系在一起。当一个人真诚写作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去迎合时尚，讨好读者的。“口味、讲究、精细装修等在这部著作中是找不到的。”“凡是决心要看这些信的人，对书中文字上的错误，对夸张的和平淡的笔调，对用天花乱坠的词句表达的平淡的思想，都应当耐心对待。”卢梭在修辞上极尽所能，全凭真诚的人格打动读者。因为他是真诚的人，人们才会争相去阅读他的书；因为他是真诚的人，人们才会原谅他的错误。甚至可以说，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他的自传，这也得到了作者本人的确认：“我的所有作品都是我的自画像。”
除此之外最令人震惊的是，卢梭在作品中曝光自己的隐私和过错。从早年的性幻想到与华伦夫人之间的爱恋，从小时候诬陷女仆的故事到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育婴堂，卢梭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暴露性：“我变成一个厚脸皮的胆大包天的人，羞耻心阻挡不住我，危险也不能使我畏葸不前。”波夫勒丝夫人读完《忏悔录》的唯一评价是：这不是人写的书，而是一头肮脏的畜生写的。但卢梭会说，正是我的真诚造就了我的无耻，你们之所以从未显示丑态，是因为你们从没来没有真诚过。
卢梭的坦诚是令人感动的，人们之所以会相信书信的真实，完全是被卢梭这个人所感动的。“卢梭的小说之所以感人，乃是因为他的人格感人”，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ton)如是说。他认为卢梭在阅读史上发动了一场革命，让人们的目光从对文学故事转移到作者身上来：“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概念，使作者成为浴火重生的普罗米修斯，此一概念将会在19世纪开花结果”。只要作者是真诚的，作品就值得读，他的思想就是值得信任的。
不过，卢梭刻意制造真诚的行为也会被认为是一种“不真诚”。凯利就质疑了卢梭的“真诚”，认为他的“真诚”其实是一种狡黠，是卢梭讲述的一个道德寓言，这也恰恰道出了真诚问题的复杂与暧昧。正如阿瑟·梅尔策(Arthur M. Melzer)所言，卢梭制造出了一种新的“真诚”，这种真诚并不意味着真诚的怜悯或是坦率的正直，而是真诚自身。换句话说，卢梭是第一个将善表述为能成为自身的人，他并不管这个人究竟是怎样的。这也成为了他以及后来人们沉溺于真诚的实质所在。
卢梭在作品中一直宣称自己是个彻底真诚的人，而且像他这样的人是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从《忏悔录》到《对话录》再到《漫步遐思录》，他一直都在写自己。在《忏悔录》中他尤其自信：“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深知自己的内心，也了解别人。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像我这样的人。”然而却有人指出，这位欲做这个时代唯一真诚的、不带面具的人的卢梭，却依然带着一副面具。这一回他戴的不是别的面具，就是“真诚的面具”。简而言之，他表演了一个真诚的人。这又该如何理解呢?
追寻真诚从根本上说是建立自我认同，只有找到那个真实的我，我的存在的意义也才能得到确认。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梭不仅是感伤主义鼻祖、浪漫主义之父，而且还曾经是存在主义默默无闻的先驱。然而，这种自我认同是困难的，因为真实的自我究竟是什么是很难得以确认的。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提到：“人是一件阴晦的和遮遮掩掩的事物；如果兔子有七层皮，人就能够脱下七七四十九张皮，而且还不能够说：‘这确实就是你了，这不再是外壳了’。”同样在让·斯塔洛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看来，世上也不可能有卢梭渴望的那种绝对透明。揭开纱巾以后不见得就是真面孔，而是一层又一层的其他面罩。卢梭揭开了一个又一个的面罩，最后仍然一无所获。也正是在这种不断揭面具的过程中，卢梭陷入了某种对真诚的狂热。他渐渐不再跟外部世界打交道，而转向内心世界去寻找绝对透明，最后变成疯子。卢梭的疯癫状态是一种异化形式，骨子里是对人类原初纯真状态的极度自恋。尤其通过卢梭晚期的作品我们发现，正是在“制造真诚”的过程中卢梭对真诚的追寻陷入了危机和困境。
作为一种内在的主观价值，当“真诚”与一个不确定的主体相关联的时候，它的普遍性与公共性也将受到损害，这与卢梭引入“真诚”来为世界立法的初衷背道而驰，他当初认为由“真诚”导向的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特里林在其作品中有意识地将“真诚”及其当代变体“真实”(authenticity，或译为“本真性”)区别开来，认为后者丧失了前者的道德关怀；阿瑟·梅策尔也指出，今日的真诚与昔日的诚实(honesty)不可同日而语，真诚并不意味着坦率。诚实需要某种自律，需要对真理负责，而真诚只跟自我有关。真诚的危机在卢梭身上已有所呈现，并在两百年后的今天被进一步放大。
首先，它为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打开了闸门。“真诚”为某种内在的真理提供辩护，只要我是真诚的，我所说的就不该遭到指责和否认。因此，有多少个不同的自我也就有多少不同的真理。按艾伦·布卢姆的看法，这种“真诚”将向各色人等、各类生活方式、所有意识形态敞开大门，而由其造成的文化相对主义将“同时摧毁一己之善和至善”；其次，它导致了欲望伦理学的出现。自我在不断揭面具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欲望化的过程，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真实的自我必须建立在打破超我神话的基础上。道德自我的坍塌同时换来欲望自我的兴起，因此真诚的自我最终将以欲望的方式得以呈现。卢梭的《忏悔录》在这方面是始作俑者，他是第一个承认自己的种种欲望而得到赞赏的人。这就客观上导致了欲望伦理学的兴盛，只要欲望是真实自我的，无论这有多么无耻，那也是合理的。“所谓坦诚，原来就是不折不扣地用文字将点滴事实摆到读者面前，包括人体排泄物以及性的发泄这类事实”。作家索尔·贝娄一语道破这种真诚的极端走向。
再者，它导致了自恋文化的盛行和公共性的衰落。卢梭式的真诚也开启了自恋文化的先河，其晚期作品中所展示的沉溺内心、孤芳自赏也对后世的政治与文化创造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桑内特看到，这种过度关注个人往事经历和自身的情感被证明是一个圈套，而不是一种解放。它将妨碍我们对社会的理性认识，并导致对公共政治的冷漠。而在文艺创作中，自恋主义则会造成私人写作独语文学的泛滥，而这些“只受情绪支配乃是多愁善感，不是艺术。”最后，它还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危险。汉娜·阿伦特以独到的视角分析了法国革命恐怖时代的思想根源，大革命之所以永不停息就在于革命中找不到一个“真诚”的人。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以及恐怖主义学说之所以还存在信众，那也是因为他们的学说是“真诚”的；因此，当后现代主义打着“真诚”或“本真性”的旗号对现实社会进行激烈批判之时，我们也需对此保持必要的警惕。
当然，这种真诚的危机并不代表真诚本身是危险的，就如我们不能因为卢梭的某些负面影响而否认卢梭的全部思想贡献一样。卢梭的真诚体现在很多不同的层面，当他在书信中认为自我主体存在着分裂的问题时，他在此所体现的“真诚”完全不同于他在宣称自己深知自己与他人时所表现的“真诚”。他说：“我曾经多次说过，即使在那些大夸自己善于看人的人当中，如果有谁真敢自诩把自己的为人看清楚了的话，他对自己充其量只是了解个皮毛。”他甚至还说，“我有时是那样不像我自己，大家简直可以把我当作另外一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人看待。”由此可见，“真诚的危机”恰恰是卢梭在刻意“制造真诚”的过程中出现的。
很多持悲观主义的当代学者为了克服真诚导致的危机而诉诸根除真诚的现代根基，这无疑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在此，查尔斯·泰勒的建议值得深思。他说，我们并不需要放弃真诚，否定真诚的价值，而是要思考如何在尊重真诚的前提下克服由“本真性”所带来的危机：“我们面临一场绵延不绝的战斗，面对本真性的更平庸和更浅薄的模式的抵抗，我们要去实现本真性的更高和更充分模式。”而这种“更高和更充分模式”的“本真性”将有赖于对外在于自我的公共世界的道德理解，自我的同一性依赖于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我的思想是否重要，并不仅仅在于是否出自“自我”，而在于它是否得到了我们的共享。为此，个体只有在尊重公共世界的普遍性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积极意义上的“真诚”。
从卢梭的例子可见，实现更高意义上的真诚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真诚的目的是试图看透自我，但结果却发现自己并不能看透自我。真诚努力的结果则是，我变得谦卑了，我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从而会把自己与外在于自身的公共世界联系起来。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卢梭对现代社会伪善的批判显示了他的诚意，而他对自我真诚的吹嘘却显得矫揉造作。
无论如何，卢梭为“真诚”所做的贡献仍然值得肯定。在他身上“真诚”的积极性依然高于消极性，正是为了教会人们真诚，卢梭使自己深陷真诚的危机。他本人也绝不会像他的后现代同胞们那样以真诚的名义放弃对话与标准。正如他的朋友特鲁布勒神父所评价的那样：“他的心是真诚的，至少在现在是真诚的，也许他开始做得并不十全十美，不过，即使他有装模作样和虚伪的地方，但他并无恶意。真正的伪君子是为了表现而表现，而卢梭则是真正想成什么样的人才做出那种人的样子。”为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真对待这位思想家留下的这笔伟大的遗产。
作者：范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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