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借几双洋人的眼睛看中国
我认为中国一百七十年的社会转型，属于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这个转变到今天还远未完成，或者说我们到今天还远没有完成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政治的建构，但我们又面对着全球化时代的新的因素的冲击。所以，研究中国问题，要有一种历史逻辑。
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和信念，这个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人所独有的，为他们所垄断的，而是全人类的。
宋儒陆九渊早就指出：宇宙之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道在天地万物之间。
难道21世纪的中国人，没有这样的勇气与胆魄吗？
谁都知道，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中国，是一个说不尽的中国，往事越千年，东西南北中，这个偌大的文明古国，夫复言哉。但倘若说到现代中国，却有一个与西方世界交集汇通的镜像，那就是启蒙，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凭借着启蒙的镜像，开始它的现代之旅。
启蒙思想发轫于17世纪，在18世纪达到高潮，对欧洲乃至世界文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伴随着欧洲从中世纪的神学羁绊中走出来，一个解放与重新认识世界的理性精神，弥漫在欧洲社会，反对教会的蒙昧主义和封建王权的专制主义，成为当时新兴的市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意识。
在18世纪的欧洲，曾经出现了多种启蒙思想运动形态，例如德国的启蒙思想、苏格兰的启蒙思想等，相比之下，法国的启蒙思想最为激烈、彻底和具有标志性意义。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是那个时代的先锋，他们第一次摆脱了神学的桎梏，开始用新的眼睛审视世界与历史。正是在这样一个西方古今之变的背景下，他们发现了“中国”，一个传说中的与欧洲社会迥然不同的中国社会图景。
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文明至为钦佩，他不止一次地指出，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值得人们尊敬的时代，恰恰是人们普遍遵从孔夫子法规的时代。他认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他说：“让我们首先注意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在我们还没有使用文字时，便已有了一部用固定的语言撰写的连贯的历史。”“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正如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说过的：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们始终以日蚀月蚀、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我们的天文学家核对了他们的计算，惊奇地发现这些计算差不多都准确无误。其他民族虚构寓意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
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这样评论孔子：“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着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 “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关于中国，只要听到这种法律，我已不得不主张只有中国是世界中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
他认为孔子训导的儒生不仅讲究气节，讲究尊严，还讲究坐怀不乱，道德上远比巴黎文人来得清爽。他二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室内挂着一幅孔子画像，用中国的蓝花瓷碗，才喝得下巴黎送来的咖啡。
除了伏尔泰，法国著名的重农主义思想家魁奈也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关于《论语》，中西思想史上有两句震聋发聩的名言传世。一句为北宋宰相赵普所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另外一句就是魁奈所说的：“一部《论论》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魁奈本人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学甚为了解，他是通过十六、七世纪欧洲传教士有关中国的文献以及派弟子的考察报告了解中国、熟悉孔学的。魁奈与伏尔泰都是生于1694年，当他55岁以法王御医的身份进入宫廷之际，当时巴黎的上流社会正热衷于中国文化，伏尔泰“全盘华化”的呼声如雷贯耳，魁奈耳濡目染，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制度，写了很多文章，并逐渐形成了他的重农主义经济学理论。
魁奈认为《论语》的道德格言远胜过古代希腊圣贤的哲学，他在影响深远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极为精彩和简练地叙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即遵循自然法、自然秩序的精神。他写道：“根据中国注疏家的解释，天是统辖苍穹的灵魂，他们又把苍穹看作是大自然的物主最为完美无瑕的杰作。苍穹的外貌总是令人肃然起敬，使人们看到自然秩序的美妙和卓绝；在那里，造物主的不变法则得到最为清晰的显示。”他又说，“如果说在中国，思辨科学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对自然法的研究却已达到尽善尽美的最高程度，而在其他国家，思辨科学得到很好的研究，但自然法却完全被忽略了。”
从思想源流讲，魁奈深受孔学以及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魁奈指出，重农思想、礼治思想和儒家学说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他认为只有农业才是一切国家财富的源泉，只有农民才是唯一的生产阶级，而这是孔子和中国历代帝王早都知道的。对此，费正清在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把魁奈视为“西方的孔子”，认为《中华帝国专制制度》一书是对“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并视为楷模。”
沿着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再朝上，关于中国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欧洲来华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从中国返回欧洲，很多人写下的多篇日记与见闻，在欧洲知识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甚至有论者称之为关于中国的“乌托邦”。
例如，1613年，金尼阁神父带着利玛窦神父的日记自澳门登舟返回欧洲，恰好康帕内拉在意大利那波利的监狱里写完《太阳城》。1621年，金尼阁神父在德国出版了《利玛窦中国札记》、并带着7000余册图书回到中国之时，也是培根写出《新大西洋岛》的时日。《利玛窦中国札记》介绍的中华帝国，很像是一个现实中的哲人王统治的乌托邦：《利玛窦中国札记》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开启了中国的“孔教乌托邦”的形象，它把西方传统中的乌托邦幻想偷渡到历史现实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人心目中的乌托邦理想就是中国的现实，西方的乌托邦传统塑造了孔教乌托邦的形象，孔教乌托邦反过来又拯救或改造了欧洲的乌托邦。对此，德国早期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莱布尼茨便是一个著名的论证。
作为哲学家，莱布尼茨十分看重中国与欧洲两大文明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他认为欧洲人和中国人各有长短，“他们以观察见长，而我们以思考领先；正宜两好合一，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开阔的学术视野、博大的文化胸怀，使莱布尼茨成为当时欧洲知识界“以最大的顽强精神持之以恒地关心中国的人”。不可否认，莱布尼茨在许多方面把中国理想化了，但他对中国的认识也并不都是一种闭门所思的乌托邦幻想。我们从莱布尼茨的书信中可以得知，他了解中国信息的渠道很多，不仅和来华的耶稣会士如闵明我、利国安、白晋、洪若翰等有直接的通信，与当时耶稣会在欧洲东方传教事务的负责人维利乌斯、郭弼恩有着密切的交往，而且和荷兰、英国与中国有着外交与商业关系的人物有着广泛联系。
正因如此，当代法国著名学者艾田蒲说：“在1700年前后关注中国的人之中，莱布尼茨无疑是最了解实情、最公平合理的一个，他的著作也是惟一一部我们今天还可以阅读的著作。”
在《中国近况》一书的绪论中，莱布尼茨写道：“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相比，面积相当，但人口数量则已超过欧洲”。“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时间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莱布尼茨希望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鉴于我们道德败坏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的神学那样……。”
莱布尼茨对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期望，到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派哲学家那里，明确化为道德哲学。莱布尼茨不仅显示出了不带“欧洲中心论”色彩的虚心好学精神，而且为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描绘了宏伟的蓝图。
应该指出，启蒙时期欧洲尤其是法国思想家们对于中国的认识，并非一种全面、客观的认识，而是基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背景，实际上是借他人之酒杯，解自己心中之块垒。或者说，他们关于中国的叙事更多的属于一种中国的乌托邦，实际上的中国究竟是怎样的，他们并不是真的很关注，而且对于真实的中国，他们也没有深入而具体的体察，正像近代的中国人对于当时的欧洲也没有多少深入的认识一样。与此相关，关于中国，即便是在启蒙思想时期，也并非只有一种认识和观念，也有许多负面的看法。
例如，法国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就把中国排除在欧洲那样的文明民族之外，当然，他也没有把中国视为像波斯那样的野蛮民族。孟德斯鸠写道：“中华帝国的政体……，指导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至于德国的启蒙思想家赫尔德，就把中国视为一个较为专制与野蛮的民族，这种关于中国的认识在十九世纪以降的西方思想家们那里，成为主流，直至20世纪，中国人除了在法国一批启蒙思想家那里获得过尊重与礼赞之外，西方很多的主流精英都认为中国是一个东方专制主义的帝国，而且是一个日趋没落的旧帝国。
虽然这个中国享有悠久的历史文明，但不够现代，没有进步和更化，势必在世界历史潮流中被淘汰或超越。持这一论调的最为典型的人物就是著名的哲学大师黑格尔。
黑格尔说中国属于一种空间的帝国，处于历史之外、时间之外，它没有进步，也无所谓停滞或衰退，只有“纹丝不动的单一性”，所有的“变化”，战争、杀戮、掠夺、篡位，不过是“重复那终古相同的庄严地毁灭”。“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在中国“最新的也是最古老的”。“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我们看到，黑格尔秉持的是启蒙学者关于人类历史起源于中国的历史观，他虽然承认中国所处的东方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但是“开端”对于黑格尔来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相反，它象征着思想的贫乏和蒙昧。黑格尔用了一个著名的比喻说：“历史是有一个决定性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是在这里升起，散播一种更为高贵的光明。” “东方 / 西方”在这里象征着“物质 / 精神”、“外在 / 内在”、“黯淡 / 光明”。
黑格尔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不属于哲学史”，针对18世纪的一些启蒙学者所推崇的中国伦理精神，黑格尔给予了强有力的批判，在他的眼里，中国的伦理道德甚至还没有被提升到“精神”的层次。“伦理”在黑格尔哲学中范围很广，不但包括道德，家庭、社会、国家、法律等，都属于“伦理”范畴。他对中国伦理的评价是：“凡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
综上所述，西方启蒙思想运动时期的有关“中国”的正反两个方面的认识与观念，我们大可不必当真，它们似乎都对又都不对，因为这些林林总总的认识所折射出来的乃是欧洲人的世界与社会，启蒙思想家们描述中国归根到底是为了论证他们欧洲自己，是关于中国的乌托邦。但是，这个乌托邦——启蒙镜像的中国，却另有一番含义，我认为，它们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国家在历史中的地位有一个文化的属性，或者说，它应该是一种文明，而且这个文明在他的发展演变中，应该经历一种变革，要通过古今之变来论证自己的文明属性。法国启蒙思想家们之所以对中国充满了理想化的礼赞，而其他思想家们之所以如此贬低中国，都与这样一个古今之变的文明观密切相关。
伏尔泰时期的18世纪之法国，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康乾盛世，那时的中国可谓达到了一个王朝帝制的鼎盛时期。伏尔泰们虽然并没有直接接触到中国当时的人文风俗与物华天宝，但通过各种间接方式，他还是多少领略到一个东方帝国的风采，并且把它理想化了，伏尔泰的开明君主制在中国的王朝帝制那里得到印证，这多少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试图在古典希腊那里找到人性的理想与文艺的精华一样，他们都把想象中的对象乌托邦化了。
为什么会理想化一个悠久与遥远的对象，实质上是他们那个时代正处于巨变的时代，经历着重大的古今之变。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启蒙运动，像德意志、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一样，开启甚至完成了思想层面的古今之变，而后西方社会所经历的，不过是这个思想之变的实践化成果，于是有了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的独立与建国。虽然这条实践道路就各个西方国家来说是曲折的，但毕竟在二十世纪他们各自走完了这个进程，实现了所谓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的转变。
我们看到，正是基于上述转变，某些西方思想家们有感于中国的没有变化，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帝制文明以及由此构建出来的礼仪制度和风俗习惯、道德伦常，才看低中国，甚至诋毁中国，视为一个不求发展、不具有浮士德精神的文明。由此加以论断中国是一个行将死掉的文明，就像古典的印度文明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这种看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尤其是在中国自鸦片战争以降，闭门锁国，备受屈辱，实际上不仅西方人这样看，连我们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也都发出撕肝裂肺的呐喊，中国如果不再改革甚至革命，重新焕发，这个老大的文明古国就将被历史所抛弃。
当然，我们知道，中国或中华文明以其艰难的历程，印证了这个文明古国并没有彻底死去，而是经历了一场巨变，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其中就是一部古今之变的近现代中国史，时至今日，我们一直处于“早期现代”的历史之中，目前也还没有走出唐德刚所谓的历史三峡，尤其是没有完成古今之变的政治制度与宪*政制度的改革。我认为中国一百七十年的社会转型，属于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这个转变到今天还远未完成，或者说我们到今天还远没有完成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政治的建构，但我们又面对着全球化时代的新的因素的冲击。所以，研究中国问题，要有一种历史逻辑。
在我看来，中国政治社会一百七十年的时间大致对应的历史逻辑，是处在西方16世纪初开始孕育的早期现代的历史阶段，中国现代思想与西方早期现代的思想具有逻辑的同构性，而与西方的现代性问题关涉并不十分重大。当然，西方早期现代的问题在西方社会，有一些是已经初步得到解决，并塑造出了一些成熟的政治形态，有一些是在19、20世纪才得到真正的解决，而且所谓的解决也并不是绝对完善的，所以西方的现代政治问题一直绵延不断，据此才有了现代性的三波浪潮之说，有了现代政治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之说。
现代早期的发育过程是极为重要的，没有这个发育过程，很难想象中国从一个幼儿可以摇身一变为全球化时代的巨人，这从发生学上也很难解释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中国要完全克隆西方早期现代的过程，亦步亦趋，机械补课。例如，西方早期现代的宗教之争问题，显然在中国就不会引发连年的战祸，君主论问题也没有必要沉渣泛起。但是，即便是这两个问题，就其实质，其实我们也还是绕不开的，假如君主论并不是要搞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而是涉及如何塑造出一个国家主权的拟制形态，如何把人民主权肉身化赋形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就依然摆脱不掉。同样，关于宗教纷争问题，当然，我们不会有天主教与新教之争的重大纷争，但如果涉及一个现代政治的神学基础问题，尤其是文明价值论问题，以及文明背后是否需要一个神意（或先验）的依据，人民公意的背后是否有传统赓续问题，则中国的现代政治的价值之争依然存在。至于其他的关于民族国家的构建，关于战争与和平等，关于世界秩序，关于宪政主义，等等，都是我们绕不开的问题。
也许现代战争的形式有了变化，和平的法权基础不同了，全球化时代的贸易与货币金融体系变了，以及全球资源的占有与分配出现了国际正义的诉求，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与早期现代构建的现代形态相关联，简单地套用现代性，用虚无主义和理想主义加以处理都是空泛的。我们只能进入历史的场景之中面对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地予以审慎解答。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随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最为关键的还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它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政治的构建问题，与此对应的早期现代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这个现代政治、新的文明政治体的构建问题。这些问题集中指向的都是如何建立一个正义的政治共同体，以及这个共同体所必须遵循的规则。
从道德角度来说，现代政治不如古典政治高贵（只不过是奴隶主的高贵），但它在现时代是一个较为不错（全体人民的）的底线构建。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吸收西方早期现代思想中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我所用。历史往往比言辞更有教益，因为它们是活生生的，是人类经历过的，有着血和泪的洗礼。所以，现代政治要与历史结合，透过历史来看现代政治要比透过玄学来看现代政治更符合审慎的政治之本性。
现代中国的立国问题是复杂的，应该看到，单纯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与变革，或者说，一个现代国家的优良与否的标志，并非仅仅基于政治与经济，它是一个多方位的展现，其中，文明尤其是古今赓续的现代文明，具有更为根本性的意义。当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以及在世界经济体的地位日益凸显，在全球化的今天所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尤其是中国的现代政治正在面临着重大的变革，法治国家的目标成为执政党的国家战略以及人民的迫切需要的时候，一个文明的问题，就摆在了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的面前。
从现代世界的历史逻辑来看，一个国家的根基首先是经由宪法立国，通过人民创制宪法，由此构建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这一点毋庸多言，中国的宪法或目前正在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个合法性的共和国的立国基础。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部宪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在21世纪也要与时俱进，把日益凸显的国家发展与改革的内容包含进去，例如，两岸四地问题，民族自治区的国家认同问题，公民权利保障问题，国家体制的变革问题，乃至回应国际秩序的各种新挑战等问题，这些构成了一个发展与变革的现代中国的宪法或政治立国的主要内容。
不过，如果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大历史尺度来看，一个现代国家的立国之道，并不仅仅只在宪法，而是在文明，即一个国家的精神要通过其文明来体现。所以，文明立国，这是迈上一个新世纪的现代中国所面临的更为严峻而重大的主题。西方当今的思想家们，例如亨廷顿，就曾经提出过一种文明冲突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把各种现代国家，以文明类型，尤其是宗教信仰加以划分，并且得出了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冲突的观点。从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到当今的现代西方多位思想家，都不是单纯以宪法来看待国家，而是把文明视为远比宪法以及经济、科技更为根本性的东西，或者说，他们都以文明定义国家，国家属于文明之制。
说起来，上述西方的现代观点，之于中国传统来看，也并非有什么新奇之处，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例如儒家，就是这样看待国家与政治的。中国文化中的华夷之辨，说到底就是以文明来定义国家，定义一个民族的文明性质。在儒家看来，民族性、地域性，乃至血缘性的东西，都不是国家的本质，只有文明才是根本，华夏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共同体，不在暴力，不在枪杆子，不在人多势众，而在我们的文明，文明才是中国古今赓续的立国之道。由此，可以接受异族的统治，例如满族的清帝国就因为承继了中华文明而成为中国的正统，甚至在晚清末年，郭嵩焘等人提出了三代之治在英美，上述观点，可谓中国王道之制或文明更化的典型表征。
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文明立国的文明必须是一个活生生的文明，而不是死的文明，死的文明就是一个化石了，文明只有活着，才有生命力。所以，如何成就一个活的中国文明，就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的奋斗目标。
历史的经验，尤其是惨痛的经历告诉我们，中国的这个文明要在现代活出，就必须融入世界潮流，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个世界潮流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即所谓普*世价值。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和信念，这个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人所独有的，为他们所垄断的，而是全人类的。宋儒陆九渊早就指出：宇宙之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道在天地万物之间。难道21世纪的中国人，没有这样的勇气与胆魄吗？
我们不会因为认同于全人类的价值，就丢弃了中国的特性，而是恰恰相反，我们只有在追求普遍性的底色，即普世价值之中，才能成就一个个体性的我，即中国特色。所以，我认为，追求普遍性，实现中国自己的主体性，这才是未来的文明立国的中国文化与中国道路。
这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需要文化交流，需要文明共处，需要中庸之道与合作精神，而不是文明冲突论。这一点上，中国的经典《礼记·中庸》曾经写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所以，中国的文明与西方的文明并非一定是冲突的，如何达到这个境界，考验着现代人的生存智慧，我们为此需要审慎求道。从启蒙思想的镜像中，中国曾经一度成为欧洲的乌托邦，而现代中国的文明构建，或从政治立国到文明立国来看，我们则需要西方接纛的普世价值，使其成为我们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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