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住诗心

六岁的时候，我开始读诗。

那时正是大跃进的年代。

至今眼前老是挥之不去的是我们家对面石灰墙上的一幅宣传画。画上画的是那个时代常见的画面：田野上的拖拉机，冒着烟的高高的炉子，干活的工人农民。

画面已经在记忆中淡化了，但画面搭配的一首诗的后两句却像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一样，总是时不时地跳出来，唤醒我的记忆：“男儿个个赛武松，女人都是穆桂英。”

今天看来那些诗确实不高明，但它表现了一个英雄时代的人们的英雄记忆，也见证着那个激情年代人们的诗心情结。历史虽然已经掩过了它的帷幕，但时代并不会随着文人们的肆意涂抹而迷颜失色。就像王一琳同学说的：“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支持我们的建设，但并不能否认她的伟大！我们的战士，神圣的信仰永远都不会磨灭，她照耀着我们每一个人。”

最终我没能成为一个诗人，但一颗诗心却从这里开始发芽、生长、茁壮。

有了诗心，就有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友善；有了诗心，就有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有了诗心，就有了“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忍；有了诗心，就有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敏感；有了诗心，就有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豁达；有了诗心，就有了“何当生同时，日日同你好”的幽怨；有了诗心，就有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情；有了诗心，就有了“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的呼唤；有了诗心，就有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有了诗心，就有了“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的勇敢；有了诗心，就有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责任；有了诗心，就有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浪漫；有了诗心，就有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迫切；有了诗心，就有了“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达观。

诗心就是自由心。多少人怀揣着诗心，为了追求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自由而慷慨赴难、视死如归；诗心就是责任心。多少人怀揣着诗心，为了早晨的平静，夜晚的安宁，上战场，守边疆，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诗心就是道德心，多少人怀揣着诗心，遵守礼仪，牢记原则，奉公守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诗心就是爱情心，多少人怀揣着诗心，谨记对爱人的承诺，天长地久，携手白头。

一个五千年诗的国度，一定是产生过许许多多诗人的，也必定是成长过无数颗热情奔放的诗心的。在这块土地上，诗人们大笑着，哭泣着，哀叹着，沉吟着，用他们生机勃勃的诗心泵出浓烈红艳的热血滋养润泽着这块土地，使它永葆青春的活力，充盈生命的动能。当那“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诗句像鲜花一样盛开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田野上的时候，“时间开始了！”

诗心不一定是给写诗的人准备的。其实，只要懂得了诗心，守望着诗心，践行着诗心，诗写得好不好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多诗写得好的人反而倒不一定拥有诗心的，正如很多身居高位的人恰恰是为一己私利而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一样。悬崖上跳下去的狼牙山五壮士、投江自杀的八位义勇军女战士、在敌人的竹签子下决不屈服的共产党员江姐、手举炸药包炸敌人碉堡的董存瑞、用肉体堵住敌人的枪眼的黄继光、在烈火中宁可烧死也不吭一声的邱少云、把自己的一切贡献出来帮助别人的雷锋、重病在身却依然坚持改变兰考面貌的焦裕禄、用肉体搅拌混凝土的铁人王进喜，等等等等，在那个伟大的时代里，这样的人如同天上的星辰，数都数不清，你能说他们没有诗心吗？我们应该永远用我们的诗心把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们记载在人民的史诗中。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我们从梦中醒过来之后，突然发现：光耀了五千年的诗歌光华已经悄然不在。李杜苏辛的光芒渐渐淡去，郭徐戴艾只剩余响，郭贺臧闻的火焰已经熄灭，北舒海顾没有灰烬，人们已经被猪油蒙了心，连人格都被铜臭薰染得变质的时候，人的心里再容纳不下诗的灵魂，遑论诗心。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脑中响着苏芮的歌声：“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那种凄厉的质问：“谁能告诉我？”

我总在想，西条八十为什么为一顶破草帽那么执着，那么悲恸，那么撕心裂肺？

“妈妈你可曾记得， 　　

你送给我那草帽， 　　

很久以前失落了， 　　

它飘向浓雾的山岙， 　　

耶哎妈妈，那顶草帽， 　　

它在何方你可知道，　　

它就像你的心儿， 　　

我再也得不到。”

不就是一顶破草帽吗，买一顶新的不就得了？可是它不是一顶普普通通的草帽，而是妈妈的心，是妈妈遗留给它的纪念，也是西条八十自己的诗心。那么一个民族的心，一个民族遗留下的纪念，一个民族的诗心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那颗本来平静的心也如小鸟一样开始燥动。它不愿意继续坚守那永恒的平静而想要展开翅膀寻觅现实的快感，我必须关住它。睿智的余光中先生跟着西方文学私奔后又回头了，我也要回头。

那个疯狂的贝兰吉曾经在夜空中孤独地高喊：“我决不投降！”那么就让我也高喊一声吧：“关住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