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收有《天下之道》篇，据整理者说明：“本篇共七支简，简长约四十一.六厘米，宽约〇.六厘米，满简书四十至四十三字，三道编，简背有划痕，无序号，无篇题。今篇题取自第一简前四字，简序参考划痕等综合排定。简文认为天下之道就是一守一攻，而攻守之道关键在于得民心。”[1]所说“简背有划痕”笔者放大原书照片后也未能找到，笔者又去查阅了贾连翔先生《战国竹简整理的一点反思——从〈天下之道〉〈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虞夏商周之治〉三篇的编联谈起》[2]一文，贾先生在文中附有简背划痕关系示意图，这里转引如下：
与笔者对简背划痕通常在简上部的印象不同，贾先生图中标出的划痕皆在简的末端，这样的话，恐怕只能理解为抄手是把简倒过来使用的。而即使按贾先生文对照原书简背照片，也仅能在简一上找到非常模糊的疑似划痕的痕迹，其它各简在照片上皆找不到贾先生所标划痕痕迹，不知是书中所附原简照片清晰度问题还是其他原因。而且，贾先生示意图标出的《天下之道》简三至简五的划痕位置，皆在残断端之外，也就是说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实物证据可以证明存在这些划痕，仅是贾先生以自己的推测拟画出来的。按贾先生文中对简的调整意见将简七调整到简六之前，简七的划痕也并不与简六衔接，而是需要再补入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存在的“拟一”简。除此之外，在整理者定为简七的简背中部，仍有依稀可见的简序编号“五”字的一半，而这个简序编号与整理者及贾连翔先生的排序都不吻合，由此推测其他各简简背很可能也是原有简序编号数字而在之后磨损掉了。这样的话，《天下之道》是否确实存在简背划痕，还是整理者将竹简上的一些并不清楚的痕迹视为了划痕，实际上就是个大有疑问的事情了。如果简背实际上并无划痕，倒可以解释简文间缺乏衔接关系的现象。例如，从《天下之道》的行文排比来看，简文可分为简一至简四为一部分，简五与简六为一部分，简七为另一部分，三者间孰先孰后无可确知，之前、之后、之间是否还有其他简也完全不详。虽然由形制和内容看，各简属于同一篇的可能性确实较大，但由于别无可证，故并非同属一篇文章的可能性也还是存在的。本文的解析内容，则权且将各简视为同一篇内容进行讨论。
整理者还在《清华简〈天下之道〉初探》一文中言：“清华简《天下之道》是一篇与武事相关的文献，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其成书年代应该是战国时代早期，或者是战国中期的前半段，其思想与孟子的相关主张最为密切，应该是出自一位思孟学派的先贤之手。”[3]但由《天下之道》篇中的“一曰砺之，二曰劝之，三曰务之，四曰壮之，五曰斗之”即可见，所谓《天下之道》“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其成书年代应该是战国时代早期，……应该是出自一位思孟学派的先贤之手”云云当皆只是出自整理者自己的主观牵附，试比较《管子·法法》：“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商君书·赏刑》：“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此臣之所谓壹教也。”《六韬·龙韬·奇兵》：“战必以义者，所以励众胜敌也；尊爵重赏者，所以劝用命也。”《尉缭子·战威》：“故先王专务于兵有五焉：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可知《天下之道》的作者显然不会是儒家，而是思想更倾向于兵家和法家，这一点其实是非常明确的。更由《天下之道》篇中所言“修”、“邦家其乱”、“子孙不昌”与清华简《治邦之道》的“此之曰修”、“邦家昏乱”、“子孙不侸”的对应关系可见，《天下之道》很可能是在《治邦之道》基础上所作的篇章，而《治邦之道》篇据笔者《清华简八〈治邦之道〉解析》的分析，“《治邦之道》最有可能成文于战国末期，更由作者以‘勿’代类、以‘圮’称桥可以推知，作者当为会使用东楚方言的楚国封君级重臣。所以，《治邦之道》的作者很可能就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春申君黄歇。”[4]故《天下之道》也当最可能是成文于战国末期，且不排除作者同样是春申君黄歇的可能性。
【宽式释文】
……
昔三王者之所以取之之器：一曰归之以忠以安其邦，一曰归之谋人以夺之志，一曰戾其修以离其众。〖三□〗
昔三王之所谓陈者，非陈其车徒，其民心是陈：一曰砺之，二曰劝之，三曰骛之，四曰壮之，五曰斗之。五道
……
既成，乃速用之。如不得用之，乃顾察之，如弗察，邦家其乱，子孙不昌。
……
天下之道二而已，一者守之之器，一者攻之之器。今之守者，高其城，深其洿而利其阻险，笃其饮食，是非守之道。昔天下之守者，民心是守。如不得其民之情为省教，亦亡守也。
今之攻者，多其车兵，至其冲阶，以发其一日之怒，是非攻之道也。所谓攻者，胜其民之心，是谓攻。如不得〖其民〗之情，亦亡攻也。
……
【釋文解析[5]】
天下之道弍（二）而攺（已），弌（一）者（守）之〓（之之）器，弌（一）者攻之〓（之之）器〔一〕。
整理者注〔一〕：“简文谓攻、守即天下之道。攺，读为‘已’。参看李学勤：《释‘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一六～二〇页）。道、器关系，见《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6]器即物之可用者，《左传·成公十六年》：“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杜预注：“器，犹用也。”《礼记·经解》：“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郑玄注：“器，谓所操以作事者也。”《淮南子·原道》：“故天下神器，不可为也。”高诱注：“器，物用也。”《天下之道》的作者以可用者为器，所以“攻之道”也即“攻之之器”、“守之道”也即“守之之器”，可见对于《天下之道》的作者而言“道”同样是一种“器”，这与整理者所引《系辞上》的区别“道”、“器”显然不是一种观念。《天下之道》的作者是将用以攻、守的方法视为“天下之道”，而不是以“攻、守即天下之道”，故整理者注不确。《天下之道》作者关于“器”的观念，实际上更接近于前引《左传·成公十六年》和《管子·重令》：“凡先王治国之器三，攻而毁之者六。明王能胜其攻，故不益于三者，而自有国正天下；乱王不能胜其攻，故亦不损于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也？曰：‘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
今之（守）者，高亓（其）（城），深亓（其）𣵾而利其樝
〔二〕，𦴒亓（其）飲（食）〔三〕，是非
（守）之道。
整理者注〔二〕：“𣵾，疑‘洼’字异体，《说文》:‘深池也。’利，便利。《汉书·百官公卿表》：‘垂作共工，利器用。’樝，疑为渠谵之类守城器备。樝，‘查’字古文，从木，虘声，精母鱼部字，可读为群母鱼部之‘渠’字，精、群通转之例如蛆蟝、榰耆。，从阝，《说文》所谓‘竷’省声，见母谈部字，与章母谈部之‘谵’可通转。渠谵，见于《墨子·备城门》‘城上之备：渠谵、藉车……’。又作‘渠幨’。《淮南子·泛论》‘晚世之兵，隆冲以攻，渠幨以守’，高注：‘幨，幰，所以御矢也。’”[7]“𣵾”当即“洿”字异体，《左传·文公六年》：“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经典释文》：“洿，音乌。”《方言》卷三：“氾，浼，㶄，洼，洿也。自关而东或曰洼，或曰氾。东齐海岱之间或曰浼，或曰㶄。”郭璞注：“皆洿池也。”《类篇·水部》：“𣵾，乌瓜切，深池也。”可证“洼”只是“洿”的方音之变，“洿，音乌”故又可书为“𣵾”，“深其洿”也即“深其池”，《墨子·城守·备城门》：“凡守围城之法，厚以高，壕池深以广。”《六韬·龙韬·励军》：“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争先登。”《尉缭子·天官》：“城高池深，兵器备具。”皆城高、池深并举之例，由此也可见《天下之道》的成文时间与《墨子·城守·备城门》、《六韬·龙韬·励军》、《尉缭子·天官》相近，大致当不出战国后期、末期阶段。《六韬·武韬·发启》：“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微哉微哉！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马王堆帛书《明君》：“夫故以民攻战，天下弗敢塞。以民守御，天下弗敢试也。”《文子·下德》：“地广民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兵利，不可以恃胜；城高池深，不足以为固；严刑峻法，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焉；为亡政者，虽大必亡焉。故善守者，无与御；善战者，无与斗；乘时势，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积而民可用者，怒畜而威可立也。”《淮南子·兵略》：“是故善守者无与御，而善战者无与斗，明于禁舍开塞之道，乘时势，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积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所论皆与清华简《天下之道》相近，《六韬》与《淮南子·兵略》是明确无疑的兵家，且有融合法家、道家的倾向，马王堆帛书《明君》和《文子·下德》则具法家、道家杂糅特征，由此也可证整理者以为《天下之道》“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其成书年代应该是战国时代早期，……应该是出自一位思孟学派的先贤之手”云云当皆只是出自整理者自己的主观牵附。整理者读“樝”为“渠谵”，网友哇那则在《清华八〈天下之道〉初读》帖2楼提出：“可能读为‘阻险’，《过秦论》‘秦人阻险不守’。”[8]整理者的读法声母关系似较远，且据《墨子·备城门》：“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冠长十尺，辟长六尺。二步一荅，广九尺，袤十二尺。”如此巨大的防御设施显然是无从言及便利的，故网友哇那读“樝”为“阻险”当是，“利其阻险”即以阻险为有利。
整理者注〔三〕：“𦴒，疑为‘䈞’之异体。䈞，《说文》：‘厚也。’该字亦见于上博简《竞公虐》第九简，或读作‘芳’。”“𦴒”读为“笃”训为“厚”是，“笃其饮食”即“厚其饮食”，清华简《治邦之道》即言“厚食”，传世文献中又作“蓐食”，如《左传·文公七年》：“训卒利兵，秣马蓐食，潜师夜起。”《左传·成公十六年》：“修陈固列，蓐食申祷，明日复战。”《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简兵搜乘，秣马蓐食，师陈焚次，明日将战。”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左传》“秣马蓐食”条：“七年《传》：‘训卒利兵，秣马蓐食。’杜注曰：‘蓐食，早食于寝蓐也。’《汉书·韩信传》：‘亭长妻晨炊蓐食。’张晏曰：‘未起而床蓐中食。’引之谨案：训卒利兵秣马，非寝之时矣。亭长妻晨炊，则固已起矣。而云‘早食于寝蓐’，云‘未起而床蓐中食’，义无取也。《方言》曰：‘蓐，厚也’，食之丰厚于常，因谓之蓐食。‘训卒利兵，秣马蓐食’者，《商子·兵守》篇曰：‘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是其类也。两军相攻，或竟日未巳，故必厚食乃不饥。亭长之妻欲至食时不具食以绝韩信，故亦必厚食乃不饥也。成十六年《传》：‘蓐食申祷。’襄二十六年《传》：‘秣马蓐食。’并与此同。”
昔【一】天下之（守）者，民心是（守）〔四〕。女（如）不𠭁（得）亓（其）民之情爲（僞）、眚（性）教，亦亡（守）也〔五〕。【二】
整理者注〔四〕：“民心是守，言唯民心可以守邦。清华简《尹诰》：‘非民亡与守邑。’《孟子·公孙丑下》：‘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天下之道》此段当可与《子犯子余》中邗叔对秦穆公“民心信难成也哉？”提问的回答参看，表明清华简墓主关注点所在。另外，传世文献强调民心者还可举《吕氏春秋·顺民》：“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万乘之国，百户之邑，民无有不说。取民之所说而民取矣，民之所说岂众哉？此取民之要也。”陈其猷先生《校释》言：“此篇言顺民心然后可战，则亦兵家之言也。”《吕氏春秋》三秋纪皆兵家语，故陈其猷先生所说可从。另外，《韩非子·心度》：“故治民者，禁奸于未萌；而用兵者，服战于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战其心者胜。圣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强，先战者胜。夫国事务先而一民心。”同样是强调“服战于民心”，因此这情况未免与整理者所主张的《天下之道》所谓“有浓厚的儒家色彩”显著不同。再查可知，先秦文献中儒家鲜有论及“民心”者，其中《孟子》一见，《荀子》两见，且皆与军事无关，若以此与法家论及“民心”者比较的话，《管子》中“民心”二十三见，《韩非子》中六见，两家对“民心”的关注度高下立判，由此就不难看出，“民心”实际上非儒家典型持论内容。《汉书·艺文志》记“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是可见《管子》、《司马法》、《六韬》、《荀子》言兵的内容多合于兵权谋之类，兵权谋的“以正守国”也正可对应《天下之道》此处的“昔天下之守者，民心是守”，故《天下之道》作者的思想当是接近兵权谋家。《管子·牧民》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清华简中多篇论述皆与此说相关，而战争作为政治的延伸，攻守之道的得失对应于政事兴废，从而归于是否能守民心、得民情，从理论延伸上是非常直接的，所以《天下之道》作者的思想与管仲学派的关系也正如笔者多篇清华简解析文章所述。
整理者注〔五〕：“该简有分节符，文尾留白。情伪，古书习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民之情伪，尽知之矣’，杨伯峻注：‘情，实也；情伪犹今言真伪。’性教，性，指先天的本性；教，指后天的教化。《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左传》成公十六年：‘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9]所说不确，此句当读为“如不得其民之情为省教，亦亡守也。”此点对比下文的“如不得其民之情，亦亡攻也。”即不难判明，“民之情”即民心所好恶，是战国后期、末期习见用语，如《管子·形势解》：“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商君书·算地》：“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吕氏春秋·离俗》：“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眚”当读为“省”[10]，训为察，对比下文的“如不得用之，乃顾察之，如弗察，邦家其乱，子孙不昌”即可知，《商君书·壹言》：“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故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也可参看。整理者此处刻意读“民之情为眚教”为“民之情伪性教”，盖仍是源自其要牵附儒家的心理倾向使然。
今之攻者，多亓（其）車兵，至（臻）亓（其）橦（衝）階〔六〕，
整理者注〔六〕：“至，读为‘臻’，《玉篇》：‘聚也。’撞阶，与前文守城器械‘樝’对举，指两种攻城器械。橦，读为‘冲’。《诗·皇矣》‘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毛传：‘冲，冲车也。’阶，《释名》：‘梯也。’《墨子·公输》：‘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11]先秦文献中，同篇见称“攻者”、“守者”的有《孙子兵法》的《形篇》、《虚实》，《墨子·城守》的《备城门》、《杂守》，以及《尉缭子》的《守权》，上博四的《曹沫之陈》，不难看出皆属兵家，故《天下之道》作者思想当也以近于兵家为是。“车兵”于先秦文献见称于《司马法·定爵》、《管子·揆度》、清华简《系年》第23章及《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因此可判断是齐楚等地较为常用的词汇。整理者所言“至，读为‘臻’”不知何据，虽然“臻”可训为“至”，但“至”似无由读为“臻”，此处的“至”也当读为原字。整理者所引鲁班事，《太平御览》卷三二七引《尸子》即作“公输般为蒙天之阶，阶成，将以攻宋。”可证“橦阶”确为“冲梯”，且《天下之道》作者的用语习惯或曾受《尸子》影响。
以（發）亓（其）一日之𦬑（怒），是非攻之道也。所胃（謂）攻者，𠅞（乘）亓（其）民之心，是胃（謂）攻。女（如）不𠭁（得）□□【三】之青（情），亦亡（無）攻也〔七〕。【四】
整理者注〔七〕：“𦬑，读为‘怒’。‘□□之情’，据上文‘亓（其）民之心’，缺文可补作‘亓（其）民’。齐孙膑谓齐王曰：‘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伏其心。’（《太平御览》卷二八二引《战国策》逸文，《战国策集注汇考（增补本）》，凤凰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一七五七页）第四简共书六字，有分节符，文尾留白。”[12]“以发其一日之怒”的表述与《孙子·用间》：“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颇似，而《孙子》为明确无疑的兵家著作，也可见《天下之道》作者当深受兵家影响。“攻之道”于先秦文献见《逸周书·小明武》、《六韬·武韬·三疑》，二者皆与齐文化密切相关，反映出《天下之道》作者所受的齐文化影响。“𠅞”当读为“胜”，贾连翔先生《战国竹书整理的一点反思》文已言。整理者所引孙膑之言与民心无关，此点只要引全该文即可见，《太平御览》卷二八二引《战国策》：“齐孙膑谓齐王曰：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伏其心。今秦之所恃为心者，燕赵也。当收燕赵之权。今说燕赵之君，勿虚言空乱，必将以实利以回其心，所谓攻其心者也。”不难看出，孙膑所说的“攻其心”是“收燕赵之权”而无关民心，故整理者注实不确。
昔三王者之所以取之〓（之之）器〔八〕：
整理者注〔八〕：“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一说指周文王和周武王），即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孟子·告子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赵注：‘三王，夏禹，商汤，周文、武也。’取之之器，谓取得天下之器。”[13]先秦典籍中与《天下之道》一样称“昔三王者”的仅一处，即《管子·中匡》：“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义，必以三王为法度，不识其故何也？’对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乱之。汤放桀，以定禹功也。汤平治天下，及纣而乱之，武王伐纣，以定汤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由《中匡》管仲所答，以及周文王无弑君事也无所谓“之所以取之”的情况，即明确可知此三王是指夏禹、商汤、周武王，所以整理者言“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不确。整理者引《孟子》赵注为说，盖是因为整理者视野所及的阅读范围只局限在四书五经和其注疏之间，一个人的阅读范围必然会影响其认知判断，推测正因为如此整理者才会曲解《天下之道》为“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实际上由《天下之道》称“昔三王者”与《管子·中匡》同即可推知，《天下之道》的作者当是承袭自管仲学派之说的。
弌（一）曰䢜（歸）之以中以安亓（其）邦〔九〕，
整理者注〔九〕：“归，依归，归附。《诗·蜉蝣》‘于我归处’，毛传：‘依归也。’归之，‘之’指王。参清华简《尹诰》：‘今唯民远邦归志。’中，谓中道，中正之道，文献中多见。《中庸》孔子曰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论语·尧曰》首章‘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逸周书·宝典》‘中正，是谓权断，补损知选’，陈逢衡注：‘中正，不偏倚也。’《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中’亦见于清华简《保训》。”[14]所说显然不确，按整理者所说，则“归之以中”即“归附王以中正之道”，这个“中正之道”是哪个人、哪家、哪派的“中正之道”？如此说则“归附王”尚需先符合所谓“中正之道”才行？且以整理者注而言，则这个“中正之道”究竟是什么“道”就俨然变成君王个人凭一己之意就可以决定的了，这与其说是“中正之道”，不如说是极权之道吧？而这显然与《天下之道》作者以民心、民情为重的理念全然不合。整理者以所谓“中正之道”对应《天下之道》此段，还牵附出“‘中’亦见于清华简《保训》”，全然不顾《保训》中的“假中于河”显然拿所谓“中道”说完全解释不通，此盖仍是文科尚虚而不务实的旧习影响所至。笔者认为，此处既然是言三王“之所以取之之器”，则这里的“中”当读为“忠”，“归之以忠”即臣服，所指当是禹臣于舜、汤臣于桀、武王臣于纣事。由此也可以看出，《天下之道》作者观念中的三王行迹当承自《管子·中匡》，且与《韩非子·说疑》：“舜偪尧，禹偪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相合，以禹为弑君取邦者这一点和儒家素来的宣传说辞迥异，可见《天下之道》的作者必非整理者所谓“有浓厚的儒家色彩”。
弌（一）曰䢜（歸）之𠰔（謀）人以敚（悦）〓（之心）〔一〇〕，
整理者注〔一〇〕：“敚，读为‘悦’。《尔雅·释诂》：‘悦，服也。’，‘之心’合文。《孟子·公孙丑上》：‘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战国策》：‘昔先王之攻，有为名者，有为实者。为名者攻其心，为实者攻其形。’鲍注：‘使之心服而已。’”[15]前文提到的贾连翔先生《战国竹书整理的一点反思》文则读“以敚”为“以夺之志”。笔者认为，贾先生所读当是，文献中夺志说多见，如《礼记·缁衣》：“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银雀山汉简《定心固气》：“天能亡其形，不能夺其志。”“归之谋人以夺之志”当即《管子·轻重甲》：“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纂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之类的三代佚闻。
弌（一）曰𦜏（戾）亓（其）（脩）以（麗）亓（其）眾〔一一〕。□□【五】
整理者注〔一一〕：“𦜏，‘戾’字异体。《诗·桑柔》‘民之未戾，职盗为寇’，毛传：‘戾，定也。’《书·康诰》：‘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从肉，攸省声，疑为‘修’字，谓修德。《诗·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孟子·梁惠王上》：‘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从糸，丽声，读为‘丽’，训为‘附’。《后汉书·张衡传》‘夫战国交争，戎车竞驱，君若缀旒，人无所丽’，李贤注：‘丽，附也。’‘众’为残文，其后有两字位置，疑为章节符与留白，不缺文。‘丽其众’与‘安其邦’、‘悦之心’，指三王得民心取天下而言。”[16]“戾”当训为乖戾，《诗经·小雅·节南山》：“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郑笺：“戾，乖也。”《逸周书·谥法》：“不悔前过曰戾。”“修”即清华简八《治邦之道》：“君守器，卿大夫守政，士守教，工守巧，贾守贾鬻聚货，农守稼穑，此之曰修。”的“修”，笔者在《清华简八治邦之道解析》中已言：“《治邦之道》下文列举君、卿大夫、士、工、商、农的职司所在，然后言‘此之曰修’，即可见‘修’实际上就是指的职守。”[17]贾连翔先生《战国竹书整理的一点反思》文已读“丽”为“离”，君臣皆不守其职，则必然众心离异，故读“丽”为“离”当是。《天下之道》所述“取之之器”，明显皆属兵权谋范畴，故正如前文解析内容所言，《天下之道》作者的思想当与兵权谋家最近。相对于整理者注所言简五“其后有两字位置，疑为章节符与留白，不缺文”，贾连翔先生《战国竹书整理的一点反思》中则提出“《天》五简末残损，似可补入‘三器’两字”，所说明显更为可取，只是对比下文“民心是陈”不称“五陈”而称“五道”，则简五所缺两字也可能是“三道”而非“三器”。
昔三王之所胃（謂）（陣）者，非（陳）亓（其）車徒，亓（其）民心是（陳）〔一二〕：
整理者注〔一二〕：“第五简与第六简背面痕迹弥合，其间似无缺简。根据背面划痕，第六简可排于第七简后，与本辑《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第一简简背划痕衔接。参贾连翔：《战国竹书整理的一点反思》（《出土文献》第十三辑，中西书局，二〇一八年）。陈，前一‘陈’用为名词，读为‘阵’，后二‘陈’用为动词。”[18]对于整理者一方面说“第五简与第六简背面痕迹弥合，其间似无缺简”，另一方面却又说“第六简可排于第七简后，与本辑《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第一简简背划痕衔接”的情况，笔者很难理解。为什么出自整理者一人之手的注文，其前后两句会矛盾如此显著。如果第六简排在第七简之后，简背划痕可与《八气》第一简衔接，则“第五简与第六简背面痕迹弥合，其间似无缺简”又是指的什么呢？而根据前引贾连翔先生《战国竹书整理的一点反思》文的附图即明确可见，第五简即使假设原有划痕，也已残损不存了，这样的情况下，整理者是如何知道“第五简与第六简背面痕迹弥合”的？作为清华简的整理者，哪怕对篇章的理解有个人偏见，至少对竹简本体信息的记述应该真实可靠吧，何以会不实至此？并且，《天下之道》原文既是“昔三王之所谓陈者，非陈其车徒，其民心是陈”，则三个“陈”必然同义，整理者仅以己意即言“前一‘陈’用为名词，读为‘阵’，后二‘陈’用为动词”，未免对原文误读过甚。《逸周书·大武》：“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陈，善陈不战，善战不斗，善斗不败。”《鹖冠子·王鈇》：“故其刑设而不用，不争而权重，车甲不陈而天下无敌矣。”所述皆与《天下之道》此段持论相近，而《大武》是明确无疑的兵家之说，《鹖冠子》则既有道家之说，也有兵家之论，由此也可见《天下之道》的作者思想当最近于兵家。
弌（一）曰𥖣（礪）之，弍（二）曰（勸）之，三曰（騖）之，四曰（壯）之，五曰（鬬）之。五道【六】既成，乃速用之〔一三〕。
整理者注〔一三〕：“，从戈，声，‘鬬’字异体。清华简《越公其事》第一四简有‘豕（鬬）’。鬬，谓斗志。《左传》桓公十一年：‘莫有斗志。’五道，指砺之、劝之、骛之、壮之、鬬之五种凝聚民心之教。《中庸》：‘修道之谓教。’速，《诗·伐木》‘旣有肥贮，以速诸父’’郑笺：‘速，召也。’速用，即召用、征用。此段文意可参《说苑·政理》：‘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陈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19]《天下之道》此段所言，仍是有浓厚的兵家、法家色彩，如《尉缭子·战威》即言：“故先王专务于兵，有五焉，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务此五者，静能守其所固，动能成其所欲。”“砺”即砥砺、激励，《管子·法法》：“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尉缭子·战威》：“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营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丧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即“砺之”的具体措施。“劝”即劝勉，《管子·法法》：“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颉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六韬·文韬·赏罚》：“赏所以存劝，罚所以示惩。”《尉缭子·兵教上》：“凡明刑罚，正劝赏，必在乎兵教之法。”“骛”为疾驱、疾奔，故“骛之”犹言“疾之”，《淮南子·主术》：“夫螣蛇游雾而动，应龙乘云而举，猿得木而捷，鱼得水而鹜。”高诱注：“骛，疾也。”《天下之道》的“疾之”当是指军事反应速度的训练，《六韬·龙韬·立将》：“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若驰骛；兵不接刃，而敌降服。”由前文“砺”、“劝”、“骛”、“壮”皆动词即可知，“斗”当非“谓斗志”，而当训为竞技、比斗，敦煌写卷伯3454录有《六韬》佚文，其中的《别贤》篇即言：“文王问太公曰：‘别贤奈何？”太公曰：‘试可乃已。二人变争则知其曲直，二人议论则知其道德，二人举重则知其有力，二人忿斗则知其勇怯，二人俱行则知其先后，二人治官则知其贪廉。以此而论人，别贤不肖之道已。’文王曰：‘善哉！’”而《庄子·说剑》：“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所录则为其中较为极端者。
“如不得用之”的“用”字是补写的，是原文本为“如不得之”。对于此段内容，网友汗天山指出：“按：此‘速’字，原整理者不取一般的‘迅速’之训，而是训释为‘召’，则简文意谓既用五道训练民众之后，于是召用这些经过训练的民众，似乎也能读通简文。但结合下文细加斟酌，此说恐怕不妥，理由如下：——古代管理军队，和治理国家是区别对待的。《司马法》所谓‘治国尚礼，治军尚法’‘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治理军队，需要强调严格的军事纪律，令行禁止，赏罚严明，这和治理普通民众强调礼仪教化完全不同。——对于一股训练好的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不能马上投入战争，则很容易产生问题。……所以，简文云‘速用’，自然应当是指将这些经过五道训练的民众迅速投入战争之意？——下文‘如不得用之，乃顾察之’即是说，如果此时没有用武之地，不能将这些训练好的军队投入到战争中，则需要照顾好他们，防止发生动乱。——因为这些经过军事训练的民众，都处于战争思维模式之中，处理不当的话，很容易出乱子的。”[20]所说甚确，整理者之所以将“速”曲解为“召”，推想仍是一心要将《天下之道》解释成儒家的君臣尊卑等级教化一套说辞而作的铺垫。
女（如）不𠭁（得）用之，乃𪟊（顧）（察）之，女（如）弗（察），邦（家）亓（其）𤔔（亂），孫〓（子孫）不（昌）〔一四〕。【七】
整理者注〔一四〕：“𪟊，楚文字‘寡’，读为‘顾’，训反省。《书·康诰》‘用康乃心，顾乃德’，孔传：‘顾省汝德，无令有非。’，从人，戋声，楚文字多用为‘察’，字形释读参见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第二七四～二七九页）。察之，‘之’指民心。，从户，昌声，读为‘昌’，训昌盛。简文意为不察民心，国家将乱，子孙不昌。”[21]《天下之道》篇的核心是“民心”，则此处所“顾察”的自然也当是“民心”，整理者将“顾”训为“反省”，未免与《天下之道》作者原意大相径庭。清华简《治邦之道》：“以至于邦家昏乱，蹙小削损，以及于身。……故坠失社稷，子孙不侸。”所言“邦家昏乱”、“子孙不侸”皆与《天下之道》此处的“邦家其乱”、“子孙不昌”措辞相近，而“子孙不昌”于传世文献又见《开元占经·彗星占》引《石氏》：“大彗茀干犯座星，王者亡，子孙不昌。”故笔者前文言“《天下之道》也当最可能是成文于战国末期，且不排除作者同样是春申君黄歇的可能性。”
整理者将简七接于简六之后，贾连翔先生则接简七于简五之后，并拟补了“拟一”简的存在，之后才是简六。笔者前文已言，简七背后有简序编号“五”的上半，因此，如果仍将各简视为同属一篇文章，则简序必然要大加调整，按简七实际为第五简排序，则简一至简四必然不会是篇首，整理者因“天下之道”四字在篇首而将此篇名为《天下之道》的依据也就不存在了。由全文缺乏衔接性来看，所谓《天下之道》篇，应该还至少有四五支简未被归入，这些或待日后清华简内容继续公布后才有可能确知。
[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第153页，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11月。
[2] 《纪念清华简入藏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59~167页，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2018年11月17-18日。
[3]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4]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19/05/10/735/，2019年5月10日。
[5] 以下释文及整理者注释皆照录《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原书内容，笔者意见在解析部分给出。
[6]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第153页，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11月。
[7]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第153页，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11月。
[8] 简帛论坛：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5，2018年11月18日。
[9]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第15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11月。
[10] 参《古字通假会典》第65页“眚与省”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1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第15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11月。
[12]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第15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11月。
[13]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第15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11月。
[14]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第15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11月。
[15]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第15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11月。
[16]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第155页，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11月。
[17]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19/05/10/735/，2019年5月10日。
[18]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第155页，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11月。
[19]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第155页，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11月。
[20] 《清华八〈天下之道〉初读》帖18楼，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5，2019年5月7日。
[2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第155页，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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