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简《邦风·秦风·驷驖（四牡）》解析
子居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所收《驷驖》篇，该篇整理者在说明部分言：“简本《驷驖》三章，章四句，与《毛诗》同。简本第二章为《毛诗》第三章，第三章为《毛诗》第二章。”[1]章次先后问题，前人已有所疑，清代胡承珙《毛诗后笺》卷十一：“《西京赋》‘载猃猲獢’语，本在将猎之前，正与诗笺谓北园调习说合。后儒谓田事已毕，游于北园以车载犬，休其足力。夫田毕而游事所恒有，但不必更载田犬以从耳。或疑先言田猎，后言调习，文义不顺，李氏《集解》曰：‘此如《定之方中》上章，既言建国之事，下章乃言相土地之初也。’”虽作调和，但仍本《毛诗》，现在由安大简可见，《毛诗》第三章于安大简为第二章，次序差别正与前人所疑《毛诗》“先言田猎，后言调习，文义不顺”相应，可见对于《驷驖》篇而言，安大简章序远优于《毛诗》。毛传言：“《驷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明代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则言：“此诗当即是文公东猎之事，居西垂而东猎，其亦有略地岐、丰之意乎。”所说皆与《驷驖》诗的内容不合。笔者认为，由下文解析内容可见，《秦风·驷驖》最有可能是秦穆公时秦人记录太子罃刚成年而随秦穆公初猎于北园所作之诗，其成文时间当在春秋前期末段。
【宽式释文】
四牡孔阜，六辔在手。公之媚子，从公于狩。
游于北园，四牡既闲。象车鸾镳，载监猎獠。
逢寺辰牡，辰牡孔硕。公曰左之，舍拔则获。
【释文解析】
四（牡）孔屖（夷）〔一〕，六【𠦜厽（三）】
（轡）才（在）手三〕。
整理者注〔一〕：“四孔屖：《毛诗》作「驷驖孔阜」。「四」，三家《诗》亦作「四」，与简文同（参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第四三八页）。「」，从「马」，「戊」声，「牡」之异体，上古音「戊」「牡」均属明纽幽部。简文「四」，当即「四牡」，与下章「四牡」正相应。陈奂云：「『四驖孔阜』犹云『四牡孔阜』耳。凡《硕人》《小戎》《四牡》《采薇》《秋杜》《六月》《车攻》《吉日》《节南山》《北山》《车舝》《桑柔》《嵩高》《烝民》《韩奕》，皆曰『四牡』。此诗曰『四驖』，《载驱》《六月》曰『四骊』，《四牡》《裳裳者华》曰『四骆』，《采芑》曰『四骐』，《车攻》曰『四黄』，《大明》曰『四騵』，皆谓四马也。」（参陈奂《诗毛氏传疏》卷十一）《毛诗》之「驷驖」，可能为「四䮅」之误书。《说文·尸部》：「屖，屖遟也。从尸，辛声。」李家浩认为简文「屖」当读为「夷」，训大。上古音「屖」属心纽脂部，「夷」属余纽脂部，二字音近可通。逨盘「克匍保氒（厥）辟考（孝）王、𢕌王」，「𢕌王」即「夷王」，可为左证。《诗·周颂·有客》「降福孔夷」，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古夷字必有大训。『降福孔夷』犹云降福孔大耳。」毛传：「阜，大也。」孔疏：「说马之壮大而云『孔阜』故知『阜』为『大』也。」「夷」「阜」训同。”[2]篇中“屖”当如《毛诗》读为“阜”而不当整理者注所言“李家浩认为简文「屖」当读为「夷」”，此点比较安大简《小戎》和《诗经·小雅》的《车攻》、《吉日》篇即可见。安大简《小戎》“四牡孔屖，六辔在手”句当以屖、手押幽部韵，安大简书中《韵读对读表》部分整理者未标出，《小雅·车攻》：“田车既好，四牡孔阜。东有甫草，驾言行狩。”以好、阜、草、狩押幽部韵，《小雅·吉日》：“吉日维戊，既伯既祷。田车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从其群丑。”以戊、祷、好、阜、丑押幽部韵，皆说明固定句式“四牡孔阜”的“阜”为幽部字，夷、游相通[3]，犂、留相通[4]，翳、搜相通[5]，皆说明脂部与幽部相通的情况是存在的，之、幽相通是殷商旧音之遗，之、脂密近，故脂、幽相通当是受之、幽相通影响所至。以此缘故，安大简中“孔阜”的“阜”虽然书为“屖”，但仍当读为“阜”。笔者《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二实词篇（一）》已指出《诗经·小雅·车攻》[6]约成文于春秋前期末段，故同样用到“四牡孔阜”诗句的《诗经·小雅·吉日》和《诗经·秦风·驷驖》、《诗经·秦风·小戎》的成文时间当也在春秋前期末段左右。由安大简可见，毛诗名为《驷驖》的此篇原可能当名《四牡》，与《小雅》的《四牡》篇同名。安大简首句“四牡孔屖，六辔在手。”若按《毛诗》读“屖”为“阜”则与《诗经·秦风·小戎》：“四牡孔阜，六辔在手。”全同，二诗皆归在《秦风》且排序相邻，又使用相同的诗句，故二诗很可能是出自同一作者之手或二诗作者关系非常密切。
整理者注〔二〕：“六才手：《毛诗》作「六辔在手」。「
」，即「辔」字。《说文·丝部》：「辔，马辔也。从丝，从軎。与连同意。《诗》曰『六辔如丝』。」出土文献「辔」字从「丝」「叀（惠）」声，《说文》小篆字形中之「軎」当是由「叀」讹变而来。”[7]“辔”字从“叀”前人已言，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辔勒，上悲帔反。《说文》：‘马辔也。’从叀，叀音专，与连同意，从丝。顾野王曰：‘辔，所以制御车中马也。’”又卷十：“辔勒，碑愧反。《字书》：‘马縻也，所以制收车马也。’字以从丝从叀。《声类》：‘勒马头镳衘也。’”又卷十四：“鞦辔……下悲媚反，马勒也。从丝，从叀，音卫。经中从车从口作辔，俗字也。”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二十五：“纽树玉曰：「《一切经音义》九引字书：『辔，马縻也。从丝軎声。』非。」段玉裁曰：「《广韵》六至云：『辔，《说文》作𦆕。』此陆法言、孙愐所见本如是也。」王筠曰：「当依石鼓文作。盖从叀。故曰与连同意。连为𨊢之讹也。」翟云升曰：「軎声是。」伦按：从丝軎声，或从丝叀声，軎、叀、辔声皆脂类也，此靶之音同封纽转注字。玄应引《字书》或《字林》之讹，或古通称《字林》为《字书》也。马辔也当作「辔，马縻也。」辔为隶书复举字，传写捝讹，字见《急就篇》，石鼓文作，叔氏鼎作。”
公之𢼸（媚）子〔三〕，從公于（狩）〔四〕。
整理者注〔三〕：“公之𢼸子：《毛诗》作「公之媚子」。上古音「𢼸」属明纽微部，「媚」属明纽脂部，音近可通。古文字中「𢼸」字有读作「媚」者，如《九店》简五六·一三上「建于㫳……𢼸于卯」中之「𢼸」，秦简《日书》甲种作「媚」（《睡虎地秦墓竹简》误释为「赢」）（参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第六七页注三四，中华书局一九九九年）。”[8]“微”、“媚”可通这一点并无问题，但传世文献例证甚多整理者不举，所举的例证“《九店》简五六·一三上「建于㫳……𢼸于卯」中之「𢼸」，秦简《日书》甲种作「媚」（《睡虎地秦墓竹简》误释为「赢」）”却显然并不成立，“赢”、“媚”二字形区别明显，《九店楚简》所谓“秦简《日书》甲种作「媚」（《睡虎地秦墓竹简》误释为「赢」）”实毫无根据。《驷驖》中的“媚子”，毛传言：“能以道媚于上下者。”未指明具体身份，郑笺则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和合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是指“媚子”为“襄公亲贤”，语义模糊，孔疏言：“媚训爱也。能使君爱臣，令上媚下，又使臣爱君，令下媚上，能以己道爱于上下，故笺申之云：‘谓使君臣上下和合。’言此一人之身，能使他人上下和合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谓吉士之身媚上媚下，知此亦不是己身能上媚下媚者，以其特言‘公之媚子，从公于狩’，明是大贤之人能和合他人，使之相爱，非徒己身能爱人而已。文王四友，‘予曰有疏附’，能使疏者亲附，是其和合他人，则其为贤也。谓之媚子者，王肃云：‘卿大夫称子。’”直以“媚子”为卿大夫之贤者，但贤臣称“媚子”文献无征，清代于鬯《香草校书》卷十三：“媚训爱，本恒义。《思齐篇》毛传云：‘媚，爱也。’《下武》、《假乐》、《卷阿》诸篇，《郑笺》亦皆云：‘媚，爱也。’然则媚子者，爱子也。爱子者，公子也。公狩而公之爱子从狩，此于事极寻常，而于文极平顺，何必谓能以道媚于上下者？《传》、《笺》之义，未免迂阔。”指出“媚子”即秦公之爱子，所说当是。
整理者注〔四〕：“从公于：《毛诗》作「从公于狩」。，从「单」「犬」，「獸」之初文。杨树达云：「『獸』盖『狩』之初文也……『獸』为会意字，变为形声之『狩』……『獸』本猎禽之称，引申为所猎之禽之称，动字引申为名字。」（参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第六六页，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9]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说文解字》：‘兽，守备者。从兽从犬。’又‘狩，犬田也。从犬守声。’案古兽、狩实一字。《左氏》襄四年传‘兽臣司原’注：‘兽臣，虞人。’《周礼》兽人之职所掌皆王田之事。《诗·车攻》‘搏兽于敖’，《后汉书·安帝纪》注引作‘薄狩于敖’，汉《张迁碑》‘帝游上林问禽狩所有’，《石门颂》‘恶虫𦿝狩’。皆兽、狩通用。……古者以田狩习战陈，故字从战省；以犬助田狩，故字从犬。禽与兽初谊皆训田猎，此兽、狩一字之证。引申之而二足而羽为禽。四足而毛为兽。许君训兽为守备者非初谊矣。”已言兽、狩为一字。《诗经·鲁颂·泮水》“从公于迈”句与《驷驖》“从公于狩”句式相同，笔者《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二实词篇（一）》[10]已指出《鲁颂·泮水》约成文于春秋前期后段，故《驷驖》篇的成文时间当近于春秋前期后段。秦公爱子能从狩，则当是已成年，由此不难推知若爱子是秦公夫人所生则《驷驖》篇中的秦公理论上当至少在位十六年以上，以此毛诗序所言“《驷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可能性自然就比较小了。春秋初期、前期符合至少在位十六年以上这一条件的秦公只有秦文公、秦武公和秦穆公，秦武公即位时仅十二岁左右，在位期间能有成年的儿子且一起狩猎的可能性不大，《史记·秦本纪》：“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阳。立其弟德公。”也可见秦武公死时其唯一的儿子白很可能尚未成年，前文解析内容也已指出《驷驖》篇“成文时间当也在春秋前期末段左右”，则篇中的“公”自然最可能即是秦穆公，那么“媚子”当以秦穆公太子罃也即之后的秦康公的可能性最大，《左传·僖公十五年》：“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大子罃、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杜预注：“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简、璧，罃、弘姊妹。”《诗经·秦风·渭阳》小序：“康公之母，晋献公之女。”是秦康公之母就是晋献公之女穆姬，《史记·秦本纪》：“缪公任好元年，自将伐茅津，胜之。四年，迎妇于晋，晋太子申生姊也。”是秦穆公娶晋献公之女穆姬在公元前656年，则太子罃成年无论按十五岁还是二十岁计算都必然已入春秋前期末段，故《驷驖》篇的成文时间最可能就是在春秋前期末段。由诗中上文言“四牡孔屖，六轡在手”，下文言“公曰左之，舍拔则获”，可推知此时“从公于狩”的太子罃在这次田猎中的职责当是为秦穆公车的御者，以此缘故，孔疏所言“《夏官·田仆》：‘掌设驱逆之车。’注云：‘驱，驱禽使前趍获。逆，御还之，使不出围。’然则田仆掌田，而设驱逆之车，故知轻车即驱逆之车也。若君所乘者，则谓之田车，不宜以輶轻为名。且下句说犬，明是车驱之，而犬获之，故知是驱逆之车，非君车也。《冬官·考工记》云：‘乘车之轮崇六尺有六寸。’注云：‘乘车，玉路、金路、象路也。’言置鸾于镳，异于乘车，谓异于彼玉、金、象也。《夏官·大驭》及《玉藻》《经解》之注皆云‘鸾在衡，和在轼’，谓乘车之鸾也。此云‘鸾镳’，则鸾在于镳，故异于乘车也。鸾和所在，经无正文，《经解》注引《韩诗内传》曰：‘鸾在衡，和在轼。’又《大戴礼·保傅篇》文与《韩诗》说同，故郑依用之。《蓼萧》传曰：‘在轼曰和，在镳曰鸾。’笺不易之。《异义》载《礼》戴、毛氏二说。谨案云经无明文，且殷、周或异，故郑亦不驳。《商颂·烈祖》笺云：‘鸾在镳。’以无明文，且殷、周或异，故郑为两解。”云云，基本皆不确，太子罃为秦穆公田车御者，此田车即诗中的“象车”，《毛诗》因讹为“輶车”而解为轻车，郑玄进而指为驱逆之车，导致在一诗之中与公之田车析为二车，更引申出“置鸾于镳，异于乘车”，而使孔疏不得不言“《夏官·大驭》及《玉藻》《经解》之注皆云‘鸾在衡，和在轼’，谓乘车之鸾也”来解释郑笺的说法，然对于“鸾在衡，和在轼”之说，清代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卷下：“《诗》辞毎言八鸾，当谓马有二鸾，鸾若在衡，衡唯两马，安得置八鸾乎？以此知鸾必在镳，《正义》此辨甚明，《说文》弟十四上金部‘銮’解云：‘人君乘车，四马八銮铃，象鸾鸟之声，和则敬也。’《异义》亦引《诗》八鸾以证一马二鸾，引《诗》鸾镳以证非衡，然尚存两疑，于《说文》则定为鸾在镳矣。若和之所设，诸家皆云在轼，惟《韩诗》云在轼前，轼前则近衡矣。服䖍、杜预解《左氏传》‘锡鸾和铃’，以为鸾在镳，和在衡。（服䖍说见《〈史记·礼书〉集解》）《正义》谓鸾既在镳，则和当在衡，此兼用韩、毛之说也。”清代胡承珙《毛诗后笺》“今考刘昭注《续汉书·舆服志》载《白虎通义》引《鲁训》曰：‘和设轼者也，鸾设衡者也。’与《韩内传》同，高诱注《吕览》、薛综注《东京赋》皆与《韩》同，服虔注《左传》及《文选·思元赋》旧注则与毛同，《左传正义》云：‘鸾和所在，旧说不同。’然《考工记》：‘轮崇、车广、衡长，参如一。’则衡之所容唯两服马耳。《诗》辞每言八辔，当谓马有二鸾，鸾若在衡，衡惟两马，安得置八鸾乎？以此知鸾必在镳，此疏主申毛义，其辨甚明。《说文·金部》云：‘人君乘车，四马镳八銮铃，象鸾鸟之声，和则敬也。’段注云：“四镳八鸾，此破鸾在衡之说，专宗毛氏，是许晚年定论。’承珙又案：《舆服志》注引许慎曰：‘《诗》云：八辔鎗鎗’。则一马二鸾也。又曰：‘輶车鸾镳’知非衡也。此主谓‘鸾在镳’。《诗》言八鸾者四：《采芑》、《烝民》、《韩奕》、《烈祖》。《烝民》两以‘八鸾’与‘四牡’对文。明系一马二鸾，尤足为在镳曰鸾之证。”皆已明辩其说并不符合《诗》义。
◎遊于北（園）〔五〕，四𩡶（牡）既柬（閑）〔六〕。
整理者注〔五〕：“游于北：《毛诗》作「游于北园」。「游」，参《汉广》注。「」，从「口」，「爰」声，「园」之异体。文献中「爰」「袁」两声系之字多相通（参《古字通假会典》第一六七至一七〇页）。《上博二·容》简一「轩缓是」，即传世文献习见之「轩辕氏」，是其证。”[11]韩伟先生《北园地望及石鼓诗之年代小议》[12]指出：“《诗·秦风》中的驷驖三章。它描写了秦国贵族在‘北园’这个地方狩猎的佾形。田狩具有狩猎与军事训练的双重意义，古代统治者极为重视。秦人著名的石鼓文，大都是狩猎活动的叙事诗，可见田狩在秦人生活中的地位。那么，秦公们经营的‘北园’究竟在何处呢？《陝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提供了重要线索。该简报称：在M47中出土编号为14、15、16三个陶缶，其肩部刻有‘北园王氏缶容十斗’， ‘北园吕氏缶容十斗’的陶文。简报作者推断M47为早到昭襄王，晚到秦始皇时期的墓葬。显而易见，北园这个地名，从春秋秦到统一秦，历时近五百年一直沿用着。高庄墓地在雍水河的南岸，北岸则为秦都雍城，再北则为山地，不可能有开辟园林的条件。北园最理想的地域应在雍水河的南岸，即后来称为三畤原的地方。”杨曙明先生《〈诗经·秦风·驷驖〉北园与凤翔东湖渊源考》[13]则提出：“含有‘北园’二字铭文的文物出土地，并不一定就是北园的具体地点或者范围，只能说明北园就在附近。古代的园囿已经有了专门的守卫和管理人员，《周礼地官》载：‘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专家认为，此墓葬的主人‘北园吕氏’和‘北园王氏’，可能是北园的守园官吏，与‘囿人’的职责大体相同。我们可以推测，雍水河南岸为秦人的陵园，墓主人生前在雍水河北岸的北园内为官，驻守看护秦公的北园，死后葬于雍水河南岸的雍城陵园，较为合理。若北园在雍水河南岸，那么意味着‘北园吕氏’和‘北园王氏’等人，生前在雍水河南岸为官，死后亦埋葬于此，北园不就成了陵园？一个是供王公贵族打猎游玩之地，一个是埋葬先祖神灵之地，二者岂可混为一谈。今凤翔东湖一带就在出土‘北园’铭文陶器的墓葬附近，且不在秦人陵园范围之内，秦人王公贵族在此游猎，既合乎当时的地域特点、自然风貌，也与秦人的生活习俗、祭祀文化等相符。”两位学人所说地点，皆近于雍城而远于阳平，故显然杨曙明先生所说可能性更大，据《史记·秦本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史记·封禅书》：“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是秦公都雍城始于秦德公，那么“北园”之称的得名自然不会早于秦德公时期，结合前文解析内容所推测“《驷驖》篇中的秦公当至少在位十六年以上”，秦德公、秦宣公、秦成公皆不符合这一条件，因此由《驷驖》诗中称“北园”也可判断该诗最有可能成文于秦穆公时期。
整理者注〔六〕：“四𩡶既柬：《毛诗》作「四马既闲」。「四」，阜阳汉简S一二二作「柶」。「𩡶」，亦见于《花东》九八、子犯编钟、𧊒壶等，为「牡」之异体。以上文「四䮅」相证，《毛诗》、阜阳汉简、敦煌本作「马」，当误。「柬」，阜阳汉简S一二二作「闲」。「柬」「闲」，「柬」「闲」古通（参《古字通假会典》第一八九至一九一页）。”[14]由安大简作“四牡”而非“四马”可见，郑笺所称“时则已习其四种之马”、孔疏所谓：“《夏官·校人》‘辨六马之属：种马、戎马、齐马、道马、田马、驽马。天子马六种，诸侯四种。’郑以隆杀差之，诸侯之马无种、戎也。此说猎事，止应调习田马而已，而云四种之马皆调之者，以其田猎所以教战，诸马皆须调习，故作者因田马调和，广言四种皆习也。”皆明显不确，孔疏本已意识到“此说猎事，止应调习田马而已”，但为了维护郑笺，还是回到“以其田猎所以教战，诸马皆须调习，故作者因田马调和，广言四种皆习也。”其解说的牵强现已无需多论。相对于此，宋代王安中《初寮集》卷六则引此句作“四牡既闲”，虽然可能是误书，但仍表明以“四马”即“四牡”而非“四种之马”的观念在宋代就已出现，宋代苏辙《诗集传》卷六：“四马，乘马也。”同样可说明这种情况，明代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九：“四马即驷驖也”，也正可与安大简对观。《诗经·小雅·六月》：“四牡既佶，既佶且闲。”同安大简此处“四牡既闲”句颇为相近，而笔者《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二实词篇（一）》[15]已指出《小雅·六月》约成文于春秋前期末段，也正与前文解析内容所言“《驷驖》篇的成文时间最可能就是在春秋前期末段”时段相同。
象車䜌（鸞）（鑣）〔七〕，載監（猃）（猲）喬（獢）〔八〕。
整理者注〔七〕：“象车䜌麾：《毛诗》作「輶车鸾镳」。「象车」，先秦典籍或称「象路」「象辂」，以象牙为饰，为帝王所乘。《周礼·春官·巾车》：「象路，朱，樊缨七就，建大赤，以朝，异姓以封。」郑注：「象路，以象饰诸末。」「䜌」「鸾」谐声可通。「」，从「鹿」，「毛」声，「麃」之异体。上古音「麃」属帮纽宵部，「毛」属明纽宵部，「麃」可从「毛」声。《说文·衣部》：「表，上衣也。从衣，从毛。𧞧，古文表从麃。」段注从《系传》改作「从衣、毛」，并云「毛亦声」。「麃」「镳」谐声可通。《包山》简二七六「臼」、简二七七「二马之枆」，「」「枆」二字亦为从「毛」得声之字，均读为「镳」（参李家浩《包山遣册考释（四篇）》〉，《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李家浩卷》第一三四至一三八页，安徽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三年）。”[16]整理者所注“象辂”明显只是在照抄《汉语大词典》，其实该词条所引据的《周礼·春官·巾车》就已明言“异姓以封”，自然明显不会仅是“为帝王所乘”，按“为帝王所乘”说也显然无法解释《驷驖》何以会言“象车鸾镳”。《巾车》郑玄注：“异姓，王甥舅。”贾公彦疏：“谓先王及今王有舅甥之亲，若陈国、杞国，则别于庶姓，故乘象路之车也。”孙诒让《正义》：“杞为二王后，当如上公乘金路，疏说未当。又后疏及《觐礼》疏谓同姓子男亦乘象路以下，则同姓亦有乘象路者，经注特举异姓侯伯爵尊者言之耳。”皆可见“象辂”并非仅“为帝王所乘”，《汉语大词典》该词条之说当只是今人误读而已。“象”、“酋”存在写法形近的情况，此点可参看郭店简《性自命出》第58简的“猷”字，故传世《驷驖》的“輶车”或即由此至误。由前文解析内容所言《驷驖》与《小戎》很可能是同一作者或二诗作者关系非常密切来看，安大简《驷驖》“以象牙为饰”的“象车”当与安大简及阜阳汉简《小戎》所言“象毂”之车性质类似，“象毂”应即以象牙装饰的车毂，安大简《小戎》整理者注引《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以“象毂”如毛传解为长毂或另解为有文饰的车毂，所说当不确。《楚辞·离骚》：“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王逸注：“象，象之牙也。”《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 清代王士祯《带经堂集·渔洋诗·拟美女篇》：“瑶象饰香毂，玉轪鸣锵锵。”清代陈维崧《乌栖曲》：“青牛作幰象牙毂，春风夜夜城南宿。”皆是以象牙饰车之证。
整理者注〔八〕：“载监乔：《毛诗》作「载猃歇骄」。上古音「监」属见纽谈部，「猃」属晓纽谈部，二字音近可通。《说文·厂部》：「厱，厱诸，治玉石也。从厂，佥声。读若蓝。」「」，下从「酉」，上部，徐在国认为从「亡」从「刀」，为「匃」字。上古音「匃」属见纽月部，「歇」属晓纽月部，二字音近可通。《鲁诗》《齐诗》同作「猲」（参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说文·犬部》：「猲，短喙犬也。从犬，曷声。《诗》曰：『载猃猲獢。』《尔雅》曰：『短喙犬谓之猲獢。』」「乔」，读为「獢」。《释文》：「骄，本又作獢。」”[17]郑笺言：“载，始也。始田犬者，谓达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游于北园时所为也。”之所以郑笺要以“达其搏噬，始成之也”替换“始田犬”就是因为“始田犬”本身根本难以讲通，按毛传郑疏对诗句原文进行代换“载猃猲骄”就会变成“始长喙犬、短喙犬”，其不知所云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遇到这种情况，传统注疏者往往就会通过一系列似乎相近的内容进行替换，直到看起来能讲通为止，而古代注疏往往不具备严格的逻辑性，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此。毛传照抄《尔雅》以“长喙曰獫，短喙曰歇骄。”但以“猃”、“猲獢”为犬名于先秦文献实无可证，故《尔雅》、《毛传》该说很可能只是经师造作之辞。因郑笺训“载”为“始”难以说通，《毛诗》“歇骄”又皆不从犬，所以后世又有以“载”为载犬、以“歇”为息犬之说，如《文选·张衡〈西京赋〉》：“属车之簉，载猃猲獢。”张铣注：“猃、猲獢，皆猎狗也，载之以车也。”宋代范处义《诗补传》卷十二：“《尔雅·释兽》谓犬长喙曰猃，短喙曰猲獢。今田犬长喙诚然，短喙非田犬也，意《尔雅》因毛氏之说故改歇骄皆从犬以合之。改字何所不可？要之不若谓犬性骄逸，以车载之，所以歇其骄逸也。韩愈画记有拥田犬者，说者取之，谓以车载犬，盖以休其足力，则歇骄不得为短喙矣。”宋代王质《诗总闻》卷六：“猃，长喙之犬固然，而歇骄短喙可疑，此类多从犬，二字皆无从犬者，大率汉儒之学，喜分耦为辞，有长喙必有短喙，恐从意而生。歇，息也；骄，懒也。言犬用力多，犬纔息则懒，无壮气也。”然载、息之说仍被驳议，清代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七：“后儒谓以輶车载犬，其说始于《文选》张铣注，五臣多谬误，不足信也。犬马皆畜，犬本以能走见长，何反用马力载之乎？《集传》又用韩愈画记为据，后世事恐难以证古。严氏《诗缉》引《补传》语谓歇骄非犬名，以车载犬，所以歇其骄逸，《尔雅》改歇骄从犬以合毛氏耳。此尤谬妄，《尔雅》释《诗》、《书》字，音义同而形异者甚多，独此二字因毛而改合？其释《诗》亦间与毛异义，何此二字必欲合毛乎？况歇其骄逸，亦不成文理。”之所以诸说非一，盖就是因为此句按旧注实不可通。现由安大简来看，笔者认为，“载”字训“始”是，但并不是指“始田犬者，谓达其搏噬，始成之也。”而是指“公之媚子”成年后的第一次参加田猎。前文解析内容已分析《驷驖》篇中的“公”最有可能是秦穆公，“媚子”最有可能即太子罃也即之后的秦康公，故《驷驖》非常可能就是为记录太子罃成年初次田猎所作之诗。至于《毛诗》的“猃歇骄”，在安大简中甚至三个字都皆不从犬，以此缘故，笔者认为，安大简中的“监”当读为原字，《说文·卧部》：“监，临下也。”“”字疑为“歠”的异体，宋元之后借用“喝”字表“歠”，匃、巤相通[18]，“猲”、“獦”异文，《集韵·曷韵》：“歇、𤢔、猲、獦，短喙犬，或作𤢔、猲、獦。” “獦”又为“猎”字异体，武威汉简《仪礼·泰射》：“毋射获，毋獦获。”《贾谊新书·势卑》：“今不獦猛兽而獦田彘，不搏反寇而搏蓄菟。所獦得毋小，所搏得毋不急乎？”《拾遗记·洞庭山》：“睹华戎不同寒暑，律人獦禽，至其异气，云水草木，怪丽殊形，考之载籍，同其生类。”《颜氏家训·书证》：“自有讹谬，过成鄙俗……猎化为獦，宠变成竉……如此之类，不可不治。”《广韵》：“獦，戎姓，俗作田猎字。”故“”、“猲”皆可读为“猎”。乔、高、尞并通[19]，故“乔”当可读为“獠”，《管子·四称》：“獠猎毕弋，暴遇诸父。”《说文·犬部》：“獠，猎也，从犬尞声。”可见读“载监乔”为“载监猎獠”理解为始临田猎正合于《驷驖》诗的“从公于狩”语境。《尔雅·释天》：“宵田为獠，火田为狩。”郝懿行《义疏》：“此释非时之田也。獠者，《说文》云：‘猎也。’不云‘宵田’。《诗·伐檀》笺‘宵田曰猎’，不言‘为獠’。许、郑二君以互见为文也。《诗》：‘火烈具举’，正义曰：‘此为宵田，故持火照之。’《伐檀》正义引郭注云：‘獠犹燎也，今之夜猎载炉照者也。江东亦呼猎为獠。《管子》曰：獠猎毕弋。’较今本郭注文义为长，所引《管子·四称》篇文也。《尔雅》释文：‘獠，或作燎。’‘獠、猎’声转义同，故郑引‘獠’即作‘猎’矣。”可见“獠”源自“燎”，《诗经·小雅·正月》：“燎之方扬，宁或灭之。”郑笺：“火田为燎。”是火田或名狩、或名燎，故狩、猎、燎无别。猎、獠既皆为田猎义，则后人认为用于田猎的田犬得以承其名称为“猲獢”盖即因此。
◎奉寺〓（之寺）㫳〓（晨，晨）牡孔（碩）〔九〕。
整理者注〔九〕：“奉寺〓㫳〓牡孔：《毛诗》作「奉时辰牡，辰牡孔硕」。「寺〓」，「之寺」二字合文。「㫳」，从「日」，「辰」声，「晨」之异体。「㫳」后「〓」为重文符号。，从「𦣻」，「石」声，「硕」之异体。简文此句当读为「奉之时㫳，㫳牡孔硕」。《毛诗》或因「〓」位置不同，书作「奉寺㫳〓牡〓孔硕」所致。”[20]关于此句，毛传言：‘时，是。辰，时也。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鹿豕群兽。”郑笺云：“奉是时牡者，谓虞人也。时牡甚肥大，言禽兽得其所。”是训“奉”为“献”，此说明显存在问题，所以孔疏弥缝言：“‘冬献狼’以下，皆《天官·兽人》文。所异者，彼言兽物，此言群兽耳。……案兽人所献之兽以供膳，传引兽人所献，以证虞人奉之者，以下句言‘舍拔则获’，此是猎时之事，故知是虞人奉之也。兽人献时节之兽以供膳，故虞人亦驱时节之兽以待射。虞人无奉兽之文，故引《兽人》之文以解时牡耳。”此种拼合之说，经传注疏习见，多不成立。高亨先生《诗经今注·驷驖》：“奉，借为逢，遇也。”所说是，安大简中的“奉”同样当读为“逢”，《诗经·召南·驺虞》的“彼茁者蓬”句，安大简中“蓬”书作“菶”，就是“奉”、“逢”相通的最直接证据。 “㫳”当读为“振（震）”，训为惊动，“㫳”用为“振（震）”，可参看郭店简《五行》、清华简五《封许之命》、清华简七《越公其事·第三章》的辞例，《吕氏春秋·适音》：“不容则横塞，横塞则振。”高诱注：“振，动也。”《荀子·正论》：“汤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杨倞注：“振与震同，恐也。”故“逢是振牡”可理解为遇到被惊动的公兽。
“孔硕”一词，是标准的春秋词汇，春秋金文见于被认为属于春秋早期的《子仲姜盘》：“孔硕且好，用祈眉寿。”其他出土材料又见于《秦石鼓文·鸾车》：“彤弓孔硕，彤矢□□。”先秦传世文献除《秦风·驷驖》外见于《鲁颂·閟宫》：“松桷有舄，路寝孔硕。”《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小雅·楚茨》：“执爨踖踖，为俎孔硕。”笔者《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二 实词篇（一）》已指出《鲁颂·閟宫》、《大雅·崧高》约成文于春秋前期后段，《小雅·楚茨》约成文于春秋前期末段，故由“孔硕”一词也不难判断《驷驖》篇的成文约当在春秋前期、后期之间。
公曰【𠦜四】左之，（舍）（拔）則（獲）〔一〇〕。
整理者注〔一〇〕：“则：《毛诗》作「舍拔则获」。「」，楚简多见，即「豫」字。《上博二·容》简二七「叙州」即「豫州」。「豫」与「舍」声之字可通（参《古文字通假字典》第一〇八页）。「」，从「页」，「巿」声，疑「𩠙（髮）」之异体。《说文·巿部》「巿」之篆文作「」。上古音「巿」与「犮」相通。金文赏赐铭文中「巿」多见，传世文献或作「黻」「绂」「芾」等，是其证。「」，从「丹」，「隻」（「获」之初文）声，「雘」之异体。简文读为「获」。”[21]毛传：“拔，矢末也。”郑笺：“左之者，从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舍拔则获，言公善射。”孔疏：“逐禽由左，礼之常法，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见兽乃命逐之，故言‘公曰’。传以拔为矢末，不辩为拔之处，故申之云‘拔，括也’。《家语》孔子与子路论矢之事云：‘括而羽之，镞而砺之，其入之不益深乎？’是谓矢末为括也。既言‘公曰’，则是公自舍之，故云‘公善射’也。”又，《诗经·小雅·车攻》：“徒御不惊，大庖不盈。”毛传：“不盈，盈也。一曰干豆，二曰宾客，三日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达于右腢，为上杀。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达于右𩩓，为下杀。面伤不献、践毛不献、不成禽不献。禽虽多，择取三十焉，其余以与大夫、士以习射于泽宫。田虽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虽不得禽，射中则得取禽。”孔疏：“广言杀兽充庖之事。一曰干豆，谓第一上杀者，干足以为豆实，供宗庙也；二曰宾客，谓第二杀者，别之以待宾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谓第三下杀者，取之以充实君之庖厨也。君尊宗庙，敬宾客，故先人而后己，取其下也。又分别杀之三等，故自左膘而射之，达过于右肩腢，为上杀，以其贯心死疾，肉最絜美，故以为干豆也。‘射右耳本’，笺云‘射’当为‘达’，亦自左射之，达右耳本而死者，为次杀，以其远心，死稍迟，肉已微恶，故以为宾客也。不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射左股髀，而达过于右胁，为下杀，以其中胁，死最迟，肉又益恶，充君之庖也。凡射兽，皆逐后从左厢而射之，达于右，言射左髀，则上杀达于右腢，当自左胁也。次杀右耳本，当自左肩腢也。不言自左，举下杀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谷梁传·桓公四年》：“四时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范宁注：“上杀中心，死速，乾之以为豆实，可以祭祀。次杀射髀髂，死差迟。下杀中肠污泡，死最迟。”杨士勋疏：“何休云：自左膘射之，达于右腢，中心，死疾，故乾而豆之，以荐宗庙。……自左膘射之，达于右脾，远心，死难，故为次杀。”故可知“公曰左之”是为了取得上杀，“舍拔则获”则不仅说明秦穆公善射，而且也说明太子罃御车能力也已完全胜任，宋代辅广《诗童子问》卷三：“‘公曰左之，舍拔则获’，射御之精也。”《诗经·小雅·车攻》“舍矢如破”句与《驷驖》“舍拔则获”相近，且二诗皆是言田猎事，前文解析内容已言二诗皆是成文于春秋前期末段，故诗句多可比较，不为无故。
[1]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0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2]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1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3] 《古字通假会典》第532页“夷与游”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4] 《古字通假会典》第539页“犂与留”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5] 《古字通假会典》第487页“翳与搜”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6]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16/07/03/345，2016年7月3日。
[7]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1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8]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1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9]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1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10]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16/07/03/345，2016年7月3日。
[11]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1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12] 《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13] 《宝鸡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14]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1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15]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16/07/03/345，2016年7月3日。
[16]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2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17]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2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18] 参《古字通假会典》第617页“𨃃与躐”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19] 参《古字通假会典》第786页“高与乔”条，第788页“槀与潦”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20]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2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21]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2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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