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当明王朝发明了诏狱和廷杖时英国却早在明王朝建立100多年前就颁布了《大宪章》保障人权。没有国民的自由，就没有国家的自由，处于不自由状态，国家和人民都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也不会有好的命运和前途。
对于明末士大夫尤其是东林党人的行事执拗言论矫激，尤其在内忧外患的王朝政治中，不顾内外交困的现实，偏执于理教空谈的做派，史家历来有争议。当然，对于儒家理想主义者们的空谈和偏执，首先离不开的是王朝政治的腐朽和活力的衰竭所引发的种种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上的危机，王朝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修复的机制，体制的衰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任何偶然事件的发生其实都有客观规律所遵循。才可能引发各种政治危机，朝堂上喋喋不休的争论，只是社会矛盾在政治高层的碰撞，此类看上去旷日持久相互各不相让的争论碰擦出的火花，足以烧毁整个殿堂，他们的执拗既有性格方面的因素，也有体制困局给王朝政治带来的危机。
理想主义者总是非常执着的，他们天生不会见风转舵，两面三刀，明哲保身，因而往往是大义凛然地面对各种威胁，义不容辱地宁折不弯，直至舍生取义，走向死亡而求取节义千秋，万古流芳。
因为这样，他们知道勇往直前，不知拐弯抹角地寻求妥协，在实际上分化了朝廷上下左右的团结，破坏了帝国同仇敌忾抵御内贼外寇的共识。统治集团的内耗客观上大伤了朝廷的元气，使得朝野丧失了有效抵抗外敌入侵、流寇蜂起的凝聚力。导致了王朝统治结构的松散，面对外来的强大压力，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然而，在朝堂政治昏暗中的混战中，又怎么可能寻求一团和气的凝聚力呢，因为帝国的整个基础已经从根本上腐朽，趋于松散，仅靠儒家官僚的改良建议又怎么可能修复帝国千疮百孔的大坝。当帝国内部改良主义的建议被残酷封杀之后，能够等待的只有社会革命的巨浪扑面而来。洪水冲决，浊浪滔天，泥沙俱下，受害最深的依然是沦陷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
旧朝儒宗名臣和一批知识分子的改换门庭，重新成为新朝权贵走狗和鹰犬的变节者，史不绝书。如洪承畴、钱谦益、龚鼎孳、吴梅村、侯朝宗等等不都投降了新朝？由原来的乌紗换取了顶戴。尽管是屈辱地苟活，他们在保持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同时，却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十字架，这就是儒家理想主义的忠君报国理念时时在追问着他们在道义良知上对于朝廷的背叛，他们痛苦的心灵在炼狱的大火中被炙烤，因为这些理念已经融化在血液中，凝固在头脑里。新朝的权贵们依然把他们列在《二臣传》中，并不把他们当成可以依赖的股肱之臣，他们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无论如何作为工具是悲哀和痛苦的，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了选择。
中国春秋战国时兴起儒家理念中，并没有在世界史中几乎同时出现的古希腊爱琴海文明孕育出的城邦民主分权体制。执政官、贵族会议和公民会议等三层制约的民主共和制度和公民的权力意识。中国的儒家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尊卑制度和儒家最高理想追求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一统理念，至于如何治理天下，就是礼仪对民众的洗脑教化，铁腕对于反对者的残酷镇压，所谓王道霸道的并用，儒表法里的阴谋权术的使用。所谓法治就是严刑峻法在现实中的残酷运用，商鞅的愚民、弱民、辱民、贱民之国策而已，背本质上大小官员和广大民众都是皇帝治下的臣民。任何人摆脱不了帝制运作的怪圈。这是如来佛的手掌心即使孙悟空也终将会因为对玉帝造反而压在五行山下，那不是如来佛的五根玉指吗？那是太上老君的金刚镯，任你铜头铁臂也难以触动这座铜墙铁壁，胆敢尝试者，只能头破血流，这就是帝王的专制和一统。儒家设计的天道只能是某种玄幻，其实也只不过是某种民意的表达，民怨沸腾中英雄和枭雄轮流登台表演改朝换代的闹剧，结果依然难以突破王朝轮替的怪圈，民意只是被借用的工具而已，本质上和儒家知识分子的美好理想一样，都是王道轮替的工具。一位近代秦始皇曾经冷冰冰地说过一句至理名言，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依附于体制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史不绝书了宋代和明代灭亡之际，那些孤城孽子们不是纷纷殉国而成为帝国的忠臣了吗？这就是残酷无情的历史，血流漂杵造成了帝国的轮回。
识者认为，这帮自以为是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在朝野的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意气用事，自以为是，毫不留情的矫情过激言论，有违中庸平和的君子之道，也是朝纲紊乱，乱局不可收拾的负能量。
儒家学说在汉代系统性推出，在宋代又进行创造性变革，促使儒学华丽变身为道学，支撑起统治集团的大一统帝国，在凝聚人心方面其意识形态的工具作用不可低估。也就是把符合专制帝国利益的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起到规范社会各界人士的言论和行为的积极作用。
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帝国最高元首——皇帝的言行也必须符合儒学规范，以确保帝国纲常礼教从上到下的纯洁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名教，但是随着儒教的独尊和神化、圣化，其作为协调和维护封建统治等级秩序的功能，也就在社会不断地发展和变革中逐渐虚伪化、空壳化、教条化，很难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商品经济崛起的现实，逐渐演化为各级官员表演的程式和礼仪。在世俗化浪潮袭来的时候，这道堤坝已经被统治者自身的贪婪腐败，变得千疮百孔，蚁穴丛生，不堪一击了，千里大堤即将为内外矛盾的合力所冲决，届时洪水破堤，泛滥成灾，社会动乱就会不期而至，新一轮的整合在血火兵燹中完成。
而晚明知识分子过分地谨守名教，不知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有时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凡是理论僵化到了不能随形势发展变化通融的地步，就成为某种教条，变为泛道德主义的空谈，难以和实际相结合，也难以在社会推广落实，形成了某种道德虚化，导致了伪道学两面人格的盛行。对普通人来讲就成为枷锁，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束缚着人们的言行，在文官集团众目睽睽注视之下，贵为帝王的言行同样受到束缚和禁锢，必然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不断加剧。某些纲常礼教的坚定维护者就成了“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见阮籍《大人先生传》）装腔作势的伪君子。
虽然明代的儒生未必都是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有些确实是言行方正怀有儒家理想情怀的君子，他们从内心希望成为帝王老师的正直学者，只是在思维方式上过于教条迂腐，在名节上过于讲究，因而在帝王的个人专制面前，他们只能成为可悲的牺牲品。如宋代的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等大儒，皆以一介书生，教授学生，奖掖后进，隐然以道统自居而成道德裁判官，难道帝国不是以道统立国的吗？“所谓天不变，道也不变”，然而王朝末路，天子失德，天象示警，天道就要失衡，这就是改朝换代的象征。
诚如董仲舒所言：“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看看明代历史，那些帝王的所作所为又有多少天道教义贯穿其中呢？更多只是人欲酒色财气的滥觞，酿成了洪水滔天对于堤坝的拍击，此刻外力洪流激荡，只能形成内外交困的乱局。
故而儒生迂腐，也在于对于名教的坚持，有时不惜贡献生命也要充当卫道之士。形成了某种士风，也就是知识分子中坚持的殉道风气。殉道者意味着千古流芳，节义千秋。仔细分析起来，这些所谓的节义之士，也是有着性格缺陷的：耿直有时失之于变通，峻急有时失之于平和，严格有时失之于宽容，好名有时失之于矫激都是他们性格的优势也是他们性格的缺陷。这是一个分币两面，人就是在阴阳两面的人格涅槃中完成自己在人生舞台的形象塑造。这就是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算着对于人情世故的洞察失落，世人看来也就是人情练达不够，因而入世这篇大文章做得不够圆满。
一是好名不知圆融变通。太祖时，监察御史王朴性耿直，常常与朱元璋在朝廷上辩论是非。皇帝大怒，命令将这个大胆狂徒给杀了。等到真正绑缚市曹开刀问斩时，朱老大又后悔了，命人将其召回，当面问王朴：“你准备改正你的臭脾气吗？”王朴理直气壮地答道：“陛下并不以为臣不好，才任命我担任御史，奈何对臣摧折侮辱如此。如果我无罪，为什么一定要杀我；如果我有罪，为什么又要放我生还？臣今天愿意速死。”朱老大大怒，命令立即行刑。王老兄路过国史馆时大声疾呼：“大学士刘三吾请记住，某年某月，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临死也不忘记损害皇帝的名声。老王之耿直由此可见一斑，就是不肯给老朱一个台阶下。
二是意气用事激成大狱。明代士大夫好意气用事，朝廷遇大问题，往往成群结队苦苦相争，又好私下串联广通声气，不避嫌怨，对于不满意的事和人交章弹劾，对于无罪受害之人的营救也是不择手段地交章论救。有结党营私的嫌疑，容易为朝廷所误解，也常常使君主下不了台，甚至恼羞成怒，只能以暴力手段对待群臣。明孝宗时，岷王朱膺钚奏武冈知州刘逊不法之事，孝宗命锦衣卫将刘逮捕来京，给事中庞泮、御史刘绅等率领科道官员上疏论救。皇帝以亲王弹劾一州官，你们这些大臣动辄交章阻扰，非常不妥。于是将庞泮和刘逊等六十二人集体下狱，台谏署官员几乎一空，此时九卿出面力谏劝阻，皇帝无奈，才将官员全部释放，刘逊也无罪开释。明宪宗成化四年，皇帝的嫡母慈懿皇太后钱氏去世，皇帝的生母周太后不想让她与明英宗合葬裕陵。阁臣彭时、商珞、刘定之认为不可以这样。百官皆请皇上按照他们的意见办。宪宗皇帝说：“违背礼制固然不孝，违背母亲的意志也是不孝。他们的提议，你们不必再说了。”而廷臣一百四十七人集体上疏：“皇上当守祖宗成法，岂可一味顺从母后，这显然是违背过去典章的。”皇帝犹豫不决，。给事中毛弘昌言：“这是大事，我辈将以死抗争。”于是一批大臣匍匐于文华门，从早到晚哭哭啼啼，皇帝和周太后很是感动，同意了大臣们的意见，于是群臣山呼万岁。这些集体行动近乎绑架和胁迫。而有些一意孤行的皇帝和为所欲为的奸佞几乎是不受胁迫的，比如武宗在正德十四年下昭要巡游南北两畿、山东，也就是从北京至南京游玩一遍，阁臣和科道官员皆不同意百余人皆相继抗疏劝谏。皇帝大怒执六人下镇抚司拷打，一百七十人跪在午门前五天，被廷杖者一百四十六人，当场打死的就有十一人，这一年正是宁王朱宸濠造反，被王阳明所镇压，这次豪游时间长达两年直至在淮安钓鱼差点淹死，身染重病才返回。
三是书生意气好争礼仪。明代士大夫，书生习气很重，好争礼节、礼仪往往对与宫廷细节皇帝家事监督很严格，摇唇鼓舌，持论深刻，吹毛求疵，上纲上线，苦苦相争，近乎深文周纳，使得皇帝毫无伸缩余地。对于君主如此，对于君主家属或者首辅重臣也如此。
武宗死了，花花太岁，没有子嗣，其弟兴献王朱厚熜入继大统，是为嘉靖皇帝。这位世宗皇帝一登上宝座，首先想到的是为自己已经去世的父母亲上皇帝和皇后尊号。大臣引经据典，谈古论今认为这不符合祖宗规矩，坚决不同意，应该以孝宗皇帝、皇后为父母亲，皇帝的本生父母亲为皇叔、叔母，这使得嘉靖皇帝感到好笑，自己的父母亲怎可以换来换去。而大臣又是引用汉代定陶王承继哀帝皇位也是这么办的，宋代濮安懿王承继宋英宗皇位也是如此办的等等。君臣相持不下，只好暂时搁置。这种嘉靖朝的“大礼仪”之争，相持多年，嘉靖六年，因此事廷杖大臣一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是年九月嘉靖皇帝为自己老子老娘加上献皇帝、皇后尊号。改称孝宗为黄伯考，嘉靖十七年九月为自己父亲献皇帝追加睿宗封号，配享太庙。大礼仪之争在君臣血拼中以皇帝惨胜告终。因为此时“翰苑一空，士气也摧残殆尽。帝英察自信，果于刑戮，颇护其短，奸臣严嵩遂得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因事以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而一时正人多被祸也。”（见中国书籍出版社王桐林箸《中国历代党争史》第177页）。在后人看来，这些文臣的居心也许可敬，但其手段之操切也或可笑，因为这些争论都无关王朝稳定的根本宏旨，是可以在两可之间由皇帝自行决定的小事。以后神宗年代的张居正夺情之争和后来的“国本之争”“挺击之争”都具有相同性质，闹得上下鸡犬不宁。大学士许国不胜愤怒，专疏请求辞职时说：“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气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渐不可长。”
四是东林党与他派别的倾轧。明神宗时期党争激烈，每遇朝廷议事，吵吵嚷嚷，势同水火。使得皇帝很不耐烦，干脆回避早朝，躲入深宫。以阁臣沈一贯为首的浙江人为一派，掌握了朝中大权，其他山东、湖北、安徽宣州、江苏昆山人附骥其后联合起来针对东林党人。
东林党的兴起与顾宪成有关。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曾为应天府乡试第一名。入仕后担任吏部主事、文选司郎中，（相当于中央组织部的司长），他性格倔强，嫉恶如仇，绝不攀附权贵，大学士张居正生病，朝廷官员均为祈祷，同事也将他的名字签上，他坚决不同意，亲手将自己的名字划去。因敢于犯言直谏，皇帝很不喜欢他，比如在担任吏部考功司主事（中组部副司长）期间，万历皇帝准备封自己的三个皇子为王，他坚决不同意，原因在于他认为在皇后没有嫡子的情况下，必须先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决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地将三个儿子同时封王，不利于国本确立，国家不得长治久安。遂和其他廷臣上疏，对皇帝的旨意毫不留情地进行反驳。
皇上说三子封王是暂时的，以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他认为“待”字一言大有不可。“太子，乃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应该根据现实情况而论，待将来再说是错误的。本朝立储的规矩就是，东宫太子不能等待嫡子出生，长子与其他儿子不可并封。朝臣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皇上您一概置若罔闻，岂非您老人家的创见能够高于列祖列宗的规定之上？统治天下的人称为天子，天子的长子称为太子。天子系乎天，皇上和天是同于一体的；天子之位的继承问题，在乎实际上是不是有嫡子，而不是等有了嫡子再封太子。今天您老人家要并封三个儿子为王，长子与太子的关系就不能确定，就难以正其名。皇上以为是权宜之计，权宜也就是不得已而为，长子为太子，诸子为藩王，于道理相顺，于长子的名分相称，于父子情分相安，有什么不得已的？
这就是明代以道学自居的文官，对于皇帝的意见，引经据典，批评得头头是道，毫不留情面，可谓据理力驳，根本没有妥协余地。顾宪成进一步指出：“皇上以《祖训》为法，子孙以皇上为法，皇上不难创其所无，后世讵难袭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无东宫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东宫也，无乃启万世之大患乎。”这等于是批评皇上不为后代人作出好榜样，乃至贻误子孙后代，导致诸皇子争位而贻害无穷。道理说得明白透彻，而皇帝就是充耳不闻，皇长子的太子名分问题就一拖再拖，朝臣们的争论就旷日持久，待嫡问题一直未解决，立长问题也就成了悬案，直到万历二十九年冬，皇长子的太子之位才算有了结果。
在争国本问题上，朝中阁臣在大方向没有根本分歧，都主张立皇长子为太子。只是在朝当权的阁臣不想因为立储问题和皇帝及其宠妃郑贵妃撕开脸面，主张从长计议，慢慢说服皇帝遵循祖宗成法，立长不立幼，不想过分催逼，免得无事生非；顾宪成一派则有话直说，绝不拐弯抹角，力请不已，进而指责皇帝迎合郑贵妃，两派就在朝堂上公开吵架。阁臣王锡爵愤愤地说：“当今最奇怪的是，便是朝廷有什么决定，天下必然反对。”顾宪成针锋相对地说：“依我看，天下有什么意见，朝廷必然反对。”两派的口水战又延伸到互相贬逐。顾宪成利用自己吏部文选郎的职务和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相互串通，党同伐异，暗中操纵吏部尚书孙鑨利用每年对于官员的考核推荐，排斥浙党等派别，扶植同党，万历二十二年，两人因推荐干部问题，不合帝意，被罢官。
即便如此，朝臣们对于福王朱常洵的就藩问题一直和皇帝唧唧歪歪，争论不休，搞得万历皇帝不胜其烦已经有二十六年不上早朝议政，为的也是回避臣子们和君臣之间的争吵。
此时的顾宪成早已为万历皇帝赶出京城，去老家无锡在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去了，按照《明史·顾宪成传》记载“宪成既废，名益高，中外推荐无虑百十疏，帝悉不报。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禄寺少卿（朝廷管膳食和祭祀用品的部门），这种留都南京的闲职，作为某种象征性对于名士的安抚，顾宪成当然不满意，力辞不就。四十年（1618年），卒于家”也就是说顾宪成从此告别官场，老死林泉了。
这就是帝国敢于犯言直谏的司局级干部，即使皇帝老儿再次启用，加官晋级，老子就是继承先贤孟老夫子“不召之臣”的光荣传统，只当教授为后学授道解惑，不再当你个腐败朝廷的鸟官了，以自己的操守以及儒家理想造就一批志同道合者，与黑暗现实相抗衡，这也算着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气节和情操，亢直伟岸光明磊落和官场的柔媚犬儒工于心计在道德品质上是格格不入的，也算是君子大丈夫。
顾宪成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声名大噪，退隐林下抱道忤时的士大夫慕名前来，讲学所至，听者如云，可见天下归心，仿佛当下的网络意见领袖，代表了民间的呼声，这也是后来的魏忠贤奸佞集团忌怕而残酷加以迫害，关闭天下书院，禁止民间讲学的原因。顾宪成慷慨陈词地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也。”传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这派人被称为东林党人，虽然在野，在官场却很有影响力。东林党骨干分子较重名节，具有相当正义感和政治革新的精神。
以士大夫为主的文官集团形成派别，党派之间倾轧空前激烈，明神宗对之非常淡然，采取不知可否的态度，导致越演越烈。然而，也并不是每一个东林党人都是自我标榜的君子，万历三十八年前后，围绕李三才的评价问题，两派形成恶斗。
万历二十七年，李三才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当时神宗派出的矿监税使横行天下，公然抢夺民财，凌辱地方官吏。李三才上疏直谏：“陛下爱珠玉，小民要温饱，陛下爱子孙，小民恋妻子，陛下怎么能为聚敛财富，就不让小民满足温饱之需呢？怎么能为延年益寿，不让小民享受朝夕之乐呢？朝廷政令、天下情形弄到目前这种样子，还不发生叛乱，自古以来就没见过。”奏疏呈上一个月，没有任何反应，他又上疏说：“一旦众叛亲离，土崩瓦解，小民皆为敌人，风尘满天，，乱众蜂起，陛下将决然独处，这时即使黄金满房，明珠填屋，又有谁来守护呢？”神宗仍然气定神闲，既不采纳，也不驳斥。实际上李三才是个擅用权术的官员，他在自己辖区内打击宦官，逼死囚陷税官爪牙为同党，然后抓来处决，以至一些贪官恶逆不敢进入他的地盘为非作歹。他还积极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天下名仕，有客来访，他便和人谈论当时弊端，无所顾忌地批评当时执政大臣，并不时上疏攻击首辅沈一贯，和东林党人引为同道。其实他并不廉洁，花钱如流水，但他却希望博取好名声。一次他宴请顾宪成，只摆上三四道素菜。第二天却一下子摆出上百种珍馐佳肴。宪成很是惊讶，他只是淡淡地说：“昨天偶然缺乏，所以寥寥无几，今天偶然有钱，故罗列满桌。”宪成因此认为他淡泊。东林党人盛赞他堪为大臣，想引荐他入阁。而浙党、楚党、昆宣党对他恨之入骨，攻击他：“大奸似忠，大诈似直”，争论辩驳，数月不息。于是李三才上疏请去，皇帝乐得看热闹，根本不予理睬，三才只好自行辞职引退，皇帝竟然也不追究。
顾宪成在其间，也曾上书首辅叶向高和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入阁说好话。于是朝中浙党、楚党、宣昆党交章攻击顾宪成，接受了李三才的许多好处，诬蔑漕运总督下辖的浒墅关小河的关税为东林书院专有；经常召关使来到东林书院盛情款待，即使不来，也常常有丰厚的馈赠等等；顾院长讲学所至，仆从如云，县令招待，非二百金不办等等，一时捕风捉影诬陷攻击东林者络绎不绝，直到顾宪成去世后，这些流言蜚语依然在朝廷上下流窜。而神宗皇帝超然事外，一直不予理睬，也不制止。直至熹宗上台，魏忠贤当政，罗织罪名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从此无人敢讲孔孟之道，书院讲学之风为之戒绝，国家正气从此而损失殆尽。《明史·顾宪成传》总结为“杀戮禁锢，善类一空”直到崇祯登基，铲除魏忠贤奸党，东林党人复出，为崇祯所收用。“而朋党之势已成，小人卒大炽，祸中于国，迄明亡而后已。”
流风所及，在崇祯殉国后，依然在南明小王朝上下流窜，直至王朝余绪彻底被扫荡一空。
作为儒林标杆的孔孟之道到汉代董仲舒对于儒学的综合解释运用，完成天道和王道、人道三者的整合，到宋代程朱理学在“存天理灭人欲”完成整个王朝的尊卑等级秩序，王朝体系趋于完善到明代更加上特务统治和专制网络的严密，形成王道霸道、儒家法家杂用之局面，所谓王道和儒家学说日益脱离统治阶级的施政实际而变成王朝专制表面拉开挡丑的屏风和遮羞布，秉持儒家道学理念的官员就成了抹布似的官员，为肮脏残酷的王朝政治掸去灰尘，涂抹油漆，显示表面的光洁美好，而骨子里的下流却是去除不尽的。这种儒家哲学因为科举制度的延续而保留了表面的主流地位和发挥了主导作用，虽然帝国并不是按照儒家设计的制度运行的。却为文官集团内的儒家真君子们留下了一个表现个人美好理想的舞台，一批仁人志士，始终相信经过他们的不懈的主观努力，一切邪恶的现实都可能改变，因为他们的胸怀是广阔的，其中填充着儒家修、齐、治、平的良知和道德。这些向美和向善之境界是可以教化帝王和民众成为共同追求的美好政治理想。关键在于“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地不懈努力。然而，这些理学大家忽视了政治和经济对于人性、人心的统摄作用，尤其是帝王和他的大臣们手中所控制的权力对于财富的攫取，政治权力的控制对于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性，不能用普世的理想去教化，更不可能简单地以抽象的理性和良知去收买。只能用制度去规范，辅之于道德约束，这种制度取决于统治者和社会阶层的分权制约，虽然本质上和大明帝国几乎同时代的大英帝国已经开始了这方面尝试。中国作家柏杨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明王朝发明了诏狱和廷杖时英国却早在明王朝建立100多年前就颁布了《大宪章》保障人权。没有国民的自由，就没有国家的自由，处于不自由状态，国家和人民都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也不会有好的命运和前途。《大宪章》中最为精粹的两条原则是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臣民财产以及人身安全的保障权，以及臣民对于君主的契约关系中臣民对于君主暴政苛政的反抗权。这两条原则对于后来英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保障个人财产，激发个人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拥有反抗权，这使革命具有合法性，并最终改变了不合理制度。但是，中华帝国依然沉睡在皇权垄断的专制囚笼中，改朝换代只是腾笼换鸟而已，专制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至于明末最具异端思想的知识分子、儒生官员队伍中的叛逆者李贽最终以剃刀割断喉管，在阴冷潮湿的诏狱中以生命毅然和这个黑暗王朝做出彻底的决裂，预示着思想界一颗启明的亮星升上了天际。
残酷的现实，使这些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一次次失落，每次从高空到沧海的坠落都喷溅出血色的浪花，中世纪晚霞中的艳阳，如火如荼炙烤大地，理性和良知只是围绕太阳的云彩，虽然变换着不同的图案，给人以许多遐想，然而终究是虚幻，很快就会融进黑暗。而他们不屈不挠地努力，却似一幅血色浪花拼凑的图腾，这些灿烂的图腾成就了他们在暗夜中仿佛如同星月般的高贵品格，朗照夜空璀璨生辉，为未来指出了方向，于是人们在失落中等待另一次辉煌的日出。此刻，他们的诗魂在风清月朗的夜色里仿佛凝固成一组邪恶年代悲愤者的雕像，一颗颗牺牲了的高贵灵魂不同凡响划过天际的流星，浩然正气凝聚的陨石启一线熹微，开一代新风，成为新时代拓荒的铺路石。悲剧英雄往往是永恒的。
2016年8月28晨改毕
陆幸生，《独立作家》专栏作家。一九五三年生，江苏海门人。出版有长篇小说《银色诱惑》、《银豹花园》（获第五届金陵文学奖）、《银狐之劫》、《扫黄打非风云录》、《村官》、《兵团梦引》、《军旅画魂》，纪实文学集《画册迷案》，文集《书海波澜》，随笔集《拒绝诱惑》、《秋风沉醉的夜晚》、《笔底明珠终璀璨》诗集《剑胆琴心》、《松风梅影》、《岁月远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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