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源流，同时也为古代政权统治全国建立了诸多的治国理念，而被拿来治国的，除了秦国一味用法家之外，其余王城可以说是儒家和法家并用，而道家也会偶尔拿来用一下，这多是用在开国之除，出于休养生息的目的，开过初期皇帝多会推行道家的无为而治。正如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所谓外儒内法而济之以道，就是以儒家学说来施政，构建出“仁政”的形式和表面情况；再以“法”为骨，用法家学说来统治人民，使阶级关系不出现紊乱；辅之以道家的自然学说，给被统治者留有一定的生存空间，让其自然生长。也就是用道家学说作为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的润滑剂。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借壳上市”，由于法家经过秦朝之后很不受待见，因此到了汉代很多法家人物开始改头换面，摇身一变成为儒生。比如汉代的晁错、张汤。尤其那个张汤，是汉代最有名的酷吏，他开创了以儒释法的先河，因此得到汉武帝的高度肯定。经过汉儒的努力之后，儒家成了糅合法家、阴阳家、墨家、道家等各派思想的大杂烩，其中以法家为主、儒家为辅、剂之以道的新儒家成为以后中国思想的正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政治的趋势不外乎“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儒家强调道德感化；法家主张严刑峻法；道家则以顺乎自然,“无为而治”.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后,不能再实行严刑酷法,而以儒家路线为宜.“外儒内法,剂之以道”是古代封建帝王治理国家最理想、最成功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