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房与租房

侯武鹏

说起抢房，那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说起抢房，不得不说分房，不得不说搬家，不得不说租房，不得不说房东，不得不说房客，更不想提那个让人伤心的企业。但还得提。

我当时所在的企业，是一个在当地令许多人仰慕的、县长市长想把子女安排进来上班的、老百姓想把女儿嫁给此单位职工的、那真是赫赫有名的、全国甚至名扬海内外的、大型的、令人自豪不已的、骄傲的、后来破产重组多次被人收购的国有企业。当时效益不错，福利待遇不错，逢年过节给员工发放半扇子猪肉、带鱼、毛毯、西凤酒等，吃的喝的厨房用的床上用的无所不发的。它是计划经济下的“宠儿”，是一个利税大户。但大多数新工是没有房子住。即就是老职工也只能住在五六十年代建厂时盖的简易平房中。说是平房，我觉得都不配用“平房”这个高雅的词语，只能叫瓦房，有的已严重漏雨，盖了一层又一层的油毡，从2000年开始已被某市列为篷户改造区，但一直还没有改造完。

就是这样漏雨的油毡房，新工是居住不上的，外来的新工更是想也甭想。在这个企业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也不一定能住上。有的老工人分到新楼房后，先让子女们上新楼住，老两口依然居住在小平房中。有些老工人已经住上了新楼房，但在子女们结婚时还得“乖乖地”搬下来，还得住到“小平房”。可以说，大部分工人一生就在这个棚户区度过的。

第一次分房，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厂里要给无房户分房子，准确地说，厂里规定人均居住面积不足几个平米的都可以分房。厂里的分房标准，很多职工也相信了。有20多户在一个叫作拐角楼的“全世界最肮脏地方”分到了各一间房子，还只能在楼道里用煤气灶做饭。他们都是以几十年工龄的父母的名义分到房子，然后给自己的子女居住。我们有了一些盼头，因为厂里按工龄分房，随着工龄增长，再加之按工龄向下分，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这些新工的。

但是，我太天真了。感谢这个国企给我们这些新工们上一课人生哲学课，让我们成熟了一些。第二次分房时，厂里又不按工龄分了。以后每次分房总有一些特殊研究的，或者按劳模条件的，或者困难户什么的新标准。一次一个标准。后来，发现也不是这么回事，有的人什么条件也不符合，但是还是分到了房子。大多数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标准，随心所欲。于是乎，有的人就找关系，有的人就请客送礼，还有一位胆大的职工，拦住厂长的小汽车，厂长倒是想息事宁人，爽快问：你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单位？然后在一张纸上一记，让此员工第二天到房产科找科长。竟然还真的分到了一间房子。这在当时传为佳话，有些员工也竞相模仿，还真不乏有成功的例子。当然了，像这些胆大的职工总是个别的，大多数人还是在每次分房时积极到现场观看，寻求新的“突破”。

听说“三线楼”即将腾出一批空房子，如何来分，厂里还没有研究出一个具体的可行的令领导们满意的方案来。但是职工们都有了方案，各自与各自的关系户约定好，这家住户前脚搬走，那职工后脚就搬进来，或者干脆约定好，让关系户留上一两件不用的家具，以便给自己搬家留下宽绰的时间。

当时是楼上楼下人声鼎沸，乱成了一团。有的在往下搬东西，有的在逆行往上搬家俱，还有的两个人为了一间房子发生了争吵，那个说，我与原房主已说好，另一人说，我不管，我把锁子已经换了，谁占得早就是谁的。

有的人给人家老户主已说好，或“花了钱”，再帮忙搬完家俱，随手就在门上换了一把大的明挂锁。

我这个人“不是个省油的灯”。我晚上立即组织人马连夜搬进去家俱。第二天早上用报纸盖好家具，开始粉刷墙壁。几天后还是被强行清理了出来，继续在附近那个农村租住。

第三次抢占房子大家就改变了策略。这次是先换了锁子，只放进去一件小东西，然后观察局势的发展动向。但大多数抢房的人还是没有占住，因为医院对面那块地重新建起了一座新楼。

后来，工人村西边盖了两层简易楼。我们几个都抢占进去居住了几个月了，还是被清理了出来。这次这帮“有才的领导们”没有动用公安科的力量，而是先把房子分给某些职工，让他们交了款，然后让所谓的“新房主”与我们“博弈”“周旋”。

后来听说有一排平房要拆除，厂里已经拆除了门窗，又听说不想拆除了。我们几个就一齐行动，自己加装了门窗，粉刷一新，又搬了进去。四年后，房产科的人让我们缴纳电费，我说：“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给我们把房条下了”。于是，我们就在这个抢占来的简易棚里“合法”地居住了10年。

说来都是两眼泪啊!由于以前没有房子住，许多人都在附近农村租房。提起房东，租住过房的职工都深有体会：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其实，没有人分析深层的原因，只是凭着一种感觉而已，也希望能遇到一个好的房东，就如同我们在单位也想遇到一个好领导、在一个国家也遇到一个好领袖一样。

很多人在附近农村租住了一间房子，只能在门口的台阶上用煤气灶做饭。那时候工资太低，都舍不得用煤气烧水，就用煤油炉子烧水。但房东偷偷用我的煤气给自己烧水。害得我把煤气罐子放进了房子，把气管从窗户的缝隙中拉出来。

租住房子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经常休息不好。同在一个院子中租住的不一定都是职工，还有一些做餐饮小生意的，起来得很早，动静很大，每天把职工从睡梦中惊醒。我们这个房东会突然大声地辱骂自己的孩子，常常吓得几个月大的儿子一阵一阵地惊悚。我都怀疑，儿子从小胆小可能与此有很大关系。这笔无形的账，我得算在哪位“龟孙”头上!

有的房东向租房的职工借钱借东西。房东家的小孩子随意拿走职工的东西，也无法明言直说，只好忍气吞声。

有一个房东很好，是两位六十多的老人。我们与他们相处得相当不错，也没有任何可以说的，甚至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他们老两口是从孙原乡下来的，到城乡结合部买了一院子房子。我们与房东住在二楼，进的是同一个客厅，用的是同一个厨房，不过是各做各的饭，也互不影响。后来不住了，买新房了，我们与那二位老人家还经常来往，像走亲戚一样。像这样的房东世上少有。

我也当过房东。那是我把原来的小平房租出了几个月。鉴于有前面房东的教训，我就对人家房客很客气，也没有过多的风险防范。到后来，人家走后欠了很多电费没有缴纳。我一下理解了有些房东为啥要对房客再三提防并提出苛刻条件的原因了。中国人没有诚信可言，劣根性很深，你不防他，他就会钻空子。难怪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全民信用危机，党和国家才提出了依法治国，依规治党。不要想让中国人自觉，那是痴心妄想，痴人说梦。难怪一个企业要成立风险控制部，不抓风险控制，企业就会被一群不讲诚信的人搞垮。

我到了唐山丰润遇到了一个非常难说话的房东。我在单位附近的农村租了一间房子，说好只租三个月，若再租再续，好不容易达成了协议。但后来我发现，住在同一个院子里还有一家人，他们是一帮南方人，在附近的水泥厂打工，家里留了一个妇女专门做饭，一个大炕上睡了一排子男人，还是三班倒作业，半夜下班还要吃饭且大声说话。这还不算什么，大清早4点起来还要做饭吃饭，一群男人吃饭如同一群猪发出很响的声音。天天如此，还没有规律。我实在受不了此种骚扰，就向房东提出退房，房东不允，还用当地标准的方言说了我一些不中听的话，说我是“磨磨叽叽”，后来达成协议，让我自己贴广告再把房子反租出去。当新的房客来时，房东又要审核新房客，还提出让新房客缴纳押金，把我原来的押金转到新房客的名下也不行，还不给我退还押金，等于要收双份押金。通过租房，我才知道，人在外就是不容易，干什么事情都不好办，得求人甚至遭到欺负。

我后来又到过几个省市，也不断地租房子，有时也替领导租房子，后面的操作让我得心应手。因为以前的当房客和当房东的经历，为我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教训。我每次与房东在谈租房协议时，就谈得很细，说得很清，并在协议上写得非常清楚，风险评估得很到位。如果房东不同意或难说话，我宁愿放弃不与其打交道。我充分体会到，人分三六九等，有些人就是不上档次，不讲诚信，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要与说得来的人打交道，不与不讲诚信的人在一起。玩不起的人，我们为什么要与他打交道呢？中国人没有死完，房子也多的是。找房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交朋友的过程，也如同找对象，如果谈不来，你觉得人不行还跟这种人谈个什么。明知道那人不行，如果我们还要与其交往，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了。

我在唐山市里遇到的那个房东人很好。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一年的租住期未到我因工作变动要退房，我又把房子反租给了一对年轻的夫妇。不过，这一次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因为我在签订协议时之前约定得很细致，协议内容中全部都有，包括各种费用的清理。我以前在租房的问题上遇到了不少麻烦，这都是“经历”把我教育出来了。

有地的叫“地主”，有房的叫“房东”，其实就是房主。房主和地主都是一个性质，只要谁掌握资源谁就牛。一开始在企业想分房，企业的领导是房主，人家牛，分房标准由人家信口雌黄；后来租人家的房子，私人住户是房主，人家更牛了。

中国人是如何学坏的？就是长期被欺负、受压迫后，一旦有机会掌握资源了，人就会变本加厉欺压弱者。

　　　　　　　　　　　　　　　　　　　　　　　（2014年3月18日写于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