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

侯武鹏

与民工打交道，是我人生博弈学的第一堂课。民工也是我的人生交易学的启蒙老师。我感谢他们。

第一次接触到民工，使我认识到了做生意不是简单的交易。在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上高中时候，我老家的表哥养信哥来给我父母拜年，其实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调研一下当地的麸皮价格有无利可图。我陪他到耀县东桥下边一个电磨子去询价，一问市场行情还可以。我表哥当即决定购买一车麸皮并交付了现金。又通过磨面粉人雇佣了一辆大卡车和装车的民工。这么说吧，售麸皮、运输车和装缷工，他们不是同一拨人，是三个独立运行的“集体”，这恰恰是我们这笔生意出差错的原因。当民工装车装到一半时，说到吃中午饭的时间了，他们要回家吃饭去。那个时候要是重新找装缷工就比较费劲，也没有人敢冲进那个“圈子”里去，民工业内也是有规矩的。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很生气，主张重新找人装。我表哥把我拦了，答应给每人加2元午餐费才算了事。这是我有生一来接触到的“第一单生意”，让我刻骨铭心，也为我积累了宝贵的与人打交道的经验。后来无数次与人打交道时，我就知道如何对付了。口头协议是口头协议，没有落实到书面合同的口头协议，都有可能中途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因为中国人就是这个“德性”。

我几次搬家使我更加明白了博弈技巧。我原来在一个国有水泥厂上班，住房的严重紧张和分房的腐败，使我频繁搬家。后来我就搬家总结出了一个最经济、最方便、用人最少的搬家方案，那就找“拉脚”的民工。第一次搬家我找了一个朋友的大卡车，还叫了一群朋友帮忙，最后吃饭喝酒花了我几百块钱，还欠了人情。第二次我只叫一个朋友，再叫8个民工拉8辆架子车。我和我的一个朋友谁也不动手，只是一个在屋里看着，一个在外面盯着，保证不丢一件东西就行。有一次，我用此法给我的朋友小张搬家，提前说好了，给一个民工20元，8个民工共160元，也给他们打过“预防针”，一趟拉完，连装带缷不管饭，偷东西和中途涨价是绝对不容的。民工一直很卖力，也不多言，也很注意家俱的安全。当时我朋友家里有一些500瓦的大灯泡，就给8个民工一人发了1个，说是农村人能用上。还给一人发了一个喝水用的玻璃杯子。但是，我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把8车东西全部装好后，一声令下“出发”，8个民工都不动，好象是商量好的，说是东西太多了，要求给每人再加5元。我已经很有经验了，对这种不讲信用并在趁人之危威胁一把的人，我最看不惯。我向小张使了一个眼色。小张拿起一个拉木杆，大声说：“把刚才给你们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放到地上”。他们按小张说的做了。小张用拉木杆把灯泡和水杯全部打碎，然后让他们缷东西，说不用他们拉了，我们重新找人。如果真的重新找人装缷，那么他们刚才就白忙活了，没有人给他们开工钱。这就是心理博弈。如果提前给他们开了工资，我们也就没有主动权了。有一个和我们比较熟悉的民工笑着说，刚才是开玩笑呢，别生气，走吧，没事了。民工自已给自己一个台阶，才算罢了。

1999年那年，我刚调到党委宣传部，我们给部门从西安买回一车办公家俱。我们的车在西门外的高桥下停了车，围上来了一群民工要求缷车。我给他们讲了装缷的“活路”，他们自己说4个人一人25元，一共100元搞定，我就没还价。其实按照当时的行情，已经够高了。他们4个人一齐上了卡车上，到了办公楼，我给他们说了，把车上的桌椅全部抬到5层，再把5层的旧桌椅全部搬下来。其实，我说的话与刚才在高架桥下说的话一模一样。他们以为我是外行，就说，这不行，5楼太高了，一人得30元。我立即脸色一变说，都走，马上都走，我重新叫人。说着我就给司机说，拉我过去，我重新叫人。后来，他们还是给我们缷了车。干完活后，我们还请民工在职工食堂小餐厅吃了饭。没有一个民工敢多说一句话。那不是简单地增加不增加装卸费的事。

中国人如果不给他制定标准限定死，他就会随时钻空子！不了解中国人的品质，就不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混！

后来，我们部长说，你当时坚持不加薪，我当时都动心了，想给他们加一点。我说，这不是加薪的问题，如果我们在每一件事情都在妥协，那我们人生都是失败的，永远受制于人。当时在高架桥下，有那么多民工争着抢着要上咱们的车，他们装卸一吨水泥才几毛钱，那就说明市场在咱们这边，说明他们的活路不宽，那么砝码在我们手中，资源在我们手中，我们不牛谁牛？

在这个世界上，谁掌握了资源和市场，谁就有主动权。这就是博弈论。

人生很多事情何尝不是博弈呢！

　　　　　　　　　　　　　　　（2015年4月写于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