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诽谤”是个贬义词,意思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造谣污蔑。因此,诽谤,通常是小人的行为,为君子所不齿并深恶痛绝;也是现行法律所不允许的,被定为一种罪行。然而,在上古时代,“诽谤”却被一些明君贤臣大力提倡,“诽谤”者可能还会受到明君的奖赏呢。这可能会让很多现代人觉得匪夷所思吧。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尧舜设置“诽谤之木”的典故。《吕氏春秋·不苟论》云:“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大戴礼记》云:“立木为表,使民书政之愆失以自儆者,唐尧时有之。”尧舜设立“诽谤之木”是干什么的呢?东汉高诱在《吕氏春秋》注中说,是“书其过失以表木也”;《淮南子·主术训》说,是“使天下得攻其过”。西晋崔豹在《古今注》中进一步考证说,“诽谤之木”就是后世的华表木,“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通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也就是说,诽谤木既用作路标,又供人提意见。总之,尧舜此举是倡导民众“诽谤”,让执政者知过并改正。
西汉前期开创“文景之治”的文帝感佩圣君尧舜设“诽谤之木”之举,于是宣布废除前朝制定的“诽谤妖言之罪”,也允许臣下“诽谤”。《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者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明君对“诽谤”的提倡,还有一个更为有名的典故,那就是“邹忌讽齐王纳谏”。这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那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齐威王听了大臣邹忌的讽谏,幡然醒悟,宣布悬赏“诽谤”,对“谤讥于市朝”者进行奖赏。这个典故记载在《战国策·齐策》里,文曰:“(威王)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一时间,反响强烈,“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几年之后,弊政消除,国力增强。“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
至于贤臣呼吁君主允许“诽谤”的史例也颇多。例如,西汉大臣贾山给皇帝上疏云:“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无养老之义,无辅弼之臣,无进谏之士,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汉书·贾山传》)北周大臣柳虯给皇帝上疏云:“伏惟陛下则天稽古,劳心庶政,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周书·柳虯传》)等等。
为什么“诽谤”在上古时代会受到那些明君贤臣们的如此“礼遇”呢?原来,“诽谤”一词在上古的内涵和后世迥乎不同。上古汉语中,“诽谤”的本义并非指造谣中伤、污蔑诋毁,而是指议论是非、批评过失,并没有贬义色彩。《墨子》云:“诽,明恶也。”《说文》云:“诽,谤也。放言曰谤,微言曰诽。”就是说,公开批评、指责别人过失叫做谤,私下批评、指责别人过失叫做诽。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国言未已,进胙者莫不谤令尹。”(“谤令尹”即指责令尹。)《韩非子·八经》:“赏者有诽焉,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赏者有诽”即批评受赏者。)所以,在上古时期,对于被诽谤者来说,“诽谤”无疑是一种逆耳的忠言,可以用来反躬自省。于是,一些明君贤臣便予以大力倡导。
正因为尧、舜、齐威王、汉文帝等明君勇于听取“诽谤”,革除弊政,所以他们才创造了各自的政治辉煌。与此相反,历史上也有一些昏君、暴君害怕“诽谤”,禁止“诽谤”,其结局是赢得一时的“太平”,却埋下了祸乱的种子。西周后期的周厉王就是一个典型。《国语·周语》里记载了“厉王弭谤”的故事:“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这个周厉王本想以“弭谤”来维护统治,结果却事与愿违,被赶下王位,流放于外。后来的帝王,包括秦始皇、汉高祖、清乾隆等在内的有为君主,都做过“弭谤”之类的蠢事。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历史上的统治者大都喜欢文过饰非,拒绝下层“诽谤”。他们将“诽谤”视为对其统治的诋毁、污蔑,歪曲、丑化“诽谤”的本来面目,进而对“诽谤”进行压制和打击。与此同时,“诽谤”的内涵就由上古时期的“批评、指责”,逐渐变成了中古以后的“诋毁、污蔑”,其感情色彩也由中性逐渐变成了贬义。与之相应,上古那些明君贤臣对“诽谤”的倡导之举在后世也几乎销声匿迹、荡然无存了。——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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