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诽谤”是个贬义词，意思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造谣污蔑。因此，诽谤，通常是小人的行为，为君子所不齿并深恶痛绝；也是现行法律所不允许的，被定为一种罪行。然而，在上古时代，“诽谤”却被一些明君贤臣大力提倡，“诽谤”者可能还会受到明君的奖赏呢。这可能会让很多现代人觉得匪夷所思吧。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尧舜设置“诽谤之木”的典故。《吕氏春秋·不苟论》云：“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大戴礼记》云：“立木为表，使民书政之愆失以自儆者，唐尧时有之。”尧舜设立“诽谤之木”是干什么的呢？东汉高诱在《吕氏春秋》注中说，是“书其过失以表木也”；《淮南子·主术训》说，是“使天下得攻其过”。西晋崔豹在《古今注》中进一步考证说，“诽谤之木”就是后世的华表木，“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通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也就是说，诽谤木既用作路标，又供人提意见。总之，尧舜此举是倡导民众“诽谤”，让执政者知过并改正。
西汉前期开创“文景之治”的文帝感佩圣君尧舜设“诽谤之木”之举，于是宣布废除前朝制定的“诽谤妖言之罪”，也允许臣下“诽谤”。《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者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明君对“诽谤”的提倡，还有一个更为有名的典故，那就是“邹忌讽齐王纳谏”。这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那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齐威王听了大臣邹忌的讽谏，幡然醒悟，宣布悬赏“诽谤”，对“谤讥于市朝”者进行奖赏。这个典故记载在《战国策·齐策》里，文曰：“（威王）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一时间，反响强烈，“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几年之后，弊政消除，国力增强。“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
至于贤臣呼吁君主允许“诽谤”的史例也颇多。例如，西汉大臣贾山给皇帝上疏云：“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无养老之义，无辅弼之臣，无进谏之士，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汉书·贾山传》）北周大臣柳虯给皇帝上疏云：“伏惟陛下则天稽古，劳心庶政，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周书·柳虯传》）等等。
为什么“诽谤”在上古时代会受到那些明君贤臣们的如此“礼遇”呢？原来，“诽谤”一词在上古的内涵和后世迥乎不同。上古汉语中，“诽谤”的本义并非指造谣中伤、污蔑诋毁，而是指议论是非、批评过失，并没有贬义色彩。《墨子》云：“诽，明恶也。”《说文》云：“诽，谤也。放言曰谤，微言曰诽。”就是说，公开批评、指责别人过失叫做谤，私下批评、指责别人过失叫做诽。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国言未已，进胙者莫不谤令尹。”（“谤令尹”即指责令尹。）《韩非子·八经》：“赏者有诽焉，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赏者有诽”即批评受赏者。）所以，在上古时期，对于被诽谤者来说，“诽谤”无疑是一种逆耳的忠言，可以用来反躬自省。于是，一些明君贤臣便予以大力倡导。
正因为尧、舜、齐威王、汉文帝等明君勇于听取“诽谤”，革除弊政，所以他们才创造了各自的政治辉煌。与此相反，历史上也有一些昏君、暴君害怕“诽谤”，禁止“诽谤”，其结局是赢得一时的“太平”，却埋下了祸乱的种子。西周后期的周厉王就是一个典型。《国语·周语》里记载了“厉王弭谤”的故事：“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这个周厉王本想以“弭谤”来维护统治，结果却事与愿违，被赶下王位，流放于外。后来的帝王，包括秦始皇、汉高祖、清乾隆等在内的有为君主，都做过“弭谤”之类的蠢事。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历史上的统治者大都喜欢文过饰非，拒绝下层“诽谤”。他们将“诽谤”视为对其统治的诋毁、污蔑，歪曲、丑化“诽谤”的本来面目，进而对“诽谤”进行压制和打击。与此同时，“诽谤”的内涵就由上古时期的“批评、指责”，逐渐变成了中古以后的“诋毁、污蔑”，其感情色彩也由中性逐渐变成了贬义。与之相应，上古那些明君贤臣对“诽谤”的倡导之举在后世也几乎销声匿迹、荡然无存了。——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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