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时,我们追求各种缤纷绚烂的体验,但是否曾经考量过死亡的那一天,希望如何离开? 我们曾经对死亡讳莫如深,然而如何看待死亡却直接影响着我们如何面对生命的时光。 20世纪百大思想家之一、生死学大师伊丽莎白.罗斯提出应对死亡的五大阶段观:否定与隔离、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让我们更加感性地体味步步紧逼的死亡会对患者造成的影响,以及如何服务于患者及其家属,为他们带去希望、安慰与内心的安宁。
当我们回顾往昔,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不论过去或是将来,死亡始终是令人憎恶的话题。临床心理学家认为这个看法合乎情理,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死亡绝不可能和自己沾边儿—— 这大概是对憎恶之情最好的解释。要让世人不自觉地设想自身生命终结的场景可谓匪夷所思,即便真要想到生命的尽头,那也多半是遭到他人恶意攻击的画面。简单而言,在我们的下意识里,我们只会想到被杀身亡,很难想象因为上了年纪而寿终正寝。如此来看,“死亡”一词总与不好的行为相联系,是件令人恐慌的事情,可谓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第二个需要明白的情况是,我们的潜意识难以区分愿望与事实。我们注意到有些凌乱无章的梦境中,两个相悖的理论也能共生并存——它们在梦里合情合理,人们清醒时却觉得难以置信、缺乏逻辑。正如我们在盛怒之下,把潜意识中杀死某人的想法和实际行动相提并论一样。孩子们也因此而难以厘清黑白。
当我们逐渐长大,开始意识到自己并非想象中那样无所不能,甚至我们最强烈的愿望也不足以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时,因所爱之人的离世而产生的畏惧与内疚便渐渐消逝。尽管如此,残存的恐惧,在受到强烈刺激时,仍然会向我们袭来。每日,在医院的走廊上,在痛失亲故的人身上,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经年争吵的夫妻,一方辞世时,剩下的一方多半会扯着自己的头发,号啕大哭,后悔得捶胸顿足,痛苦到撕心裂肺。因此,他将更加恐惧自己的死亡,甚至开始相信“因果报应,屡试不爽”的说法——“她的死都怨我,我会有报应,不得好死。 ”
这样的认知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诸多的“陈规旧习”,它们延续了好几个世纪,意在缓解神灵或人的怒气,以此减轻可能来临的惩罚。我想到骨灰、旧衣物、面纱和古时的“哭丧人”,它们无一不是哀痛者在向人们乞求怜悯,处处体现了懊悔、悲伤和愧疚。如果有人伤心欲绝,捶胸揪发,绝食示哀,只是因为他将痛失所爱的原因归咎于自身,试图通过这些举动避免或减少那可以想见的惩罚。
生气与愤怒并不能消减痛苦、羞愧和内疚之情。这悲伤的过程常常伴随着几分气恼。没有人愿意承认对逝者的怒火,这些情绪往往被掩盖或者抑制住了,所以人们的伤痛要么久久不息,要么只能宣泄于他处。但请记得,这些情绪究竟是糟糕抑或可耻,并非交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只要确知情绪背后蕴藏的真正含义,明白这不过是人之常情。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点,我还是用儿童为例吧——我们内在都有颗童心。一个年仅五岁的失恃幼儿,既会因妈妈的辞世而自责,又气恼她抛弃了自己,再不能对自己百依百顺。于是,逝者在受到孩子爱慕和渴望的同时,又因为母爱的极度缺失而被他憎恨着,正所谓爱之愈深,恨之愈切。
之所以举上述例子,是想说明人性本质并未发生变化。死亡依然令人生畏,时时忧惧它的降临,即使我们觉得已经能在许多层面上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可是这种心理仍然普遍存在。
经年累月,人们所改变的,只是对待死亡和垂危者的方式,及治疗临终病人的手段。
在与医生、驻院牧师和护士交谈时,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病人是否能接受“真相”的担忧。我们最常提到的问题是:“什么真相?”要面对被诊断出患有恶性肿瘤的病人实属不易。一些医生为了避免他们情绪失控,倾向于告诉患者家属,而对他们本人却守口如瓶;一些医生能敏感地觉察出病人的需要,可以巧妙地让病人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时,还能给他们留下几分希望。
那么,什么才是可以接受的方式呢?医生怎样才知道哪些病人想要听实话,哪些病人需要详细的科学解释,又有哪些病人自始至终都想要逃避呢?我们在不具有任何了解患者情况的优势之前,该如何让他们面对这些抉择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有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自身面对绝症与死亡的态度和能力。如果这是人生的重大难题,我们又视死亡为可怕的、恐怖的、禁忌的话题,那么在面对病人时,我们根本不可能平静处之,更不能带来任何帮助。我故意说“死亡”二字,尽管我们只需要回答是恶性还是良性的问题即可。但恶性肿瘤就意味着死亡的逼近,而且是死亡中极具破坏性的一种,它会激起各种情感的爆发。如果连医生都没办法从容面对死亡,我们又何以为病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呢?于是,我们只有祈祷病人不要问我们这么可怕的问题。我们顾左右而言他,讲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谈谈外面的天气之类的话题,一个敏感的病人就会接着玩起这个不着边的游戏,讲讲下一个春天,哪怕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等不到下个春天了。之后,当我们问及此事,医生将告诉我们,是他们的病人不愿意知道真相,从不过问,而且相信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实际上,一旦医生没有被当面问及,他们就感觉浑身轻松,以至于未曾发现是他们自己的态度才让病人产生如此反应。
有的医生仍然对此类谈话感到紧张,但防卫心没有那么强了,他们可以致电牧师或者神父,请他们与病人交谈。棘手的事情抛给其他人后,他们如释重负,这也好过完全避开难题。
从另一方面看,他们也会异常焦虑,明确下令,不准医务人员或者牧师把实情告知患者。这种命令恰恰透露出医生的焦虑感比他认为的还要严重。
也有医生处理这个问题时相对轻松,他们只遇到极少数病人不愿意谈论病情的严重性。通过与诸多病人交流这个话题后,我认识到,那些需要自我否定的医生们,其病人往往也是如此;那些能够正常谈论末期重症的医生,其病人常常能更好地面对和承认现实。病人需要否定的比例与医生的成正比。但是,这只回答了一半的问题。
我们发现,不同病人面对相似消息时的反应各异,这取决于他们的性格特质、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那些以否定为主要防卫手段的人,会更加广泛地予以否定。那些过去用开放的态度面对压力的人,现在也会用相同的态度处之。所以,这种习惯可以帮助人很快地熟悉新患者,了解他们的优缺点。
在我采访的超过200 个临终病人里,大多数在知晓自己患上绝症后,第一反应都是这一句:“不,不是我,不可能是真的。”无论病人是在一开始就被直接告知真相,还是起初蒙在鼓里,后来通过自己观察推测出来的,最初的反应都是否定。
当有人对病人不甚了解,就过早地、贸然地告诉他病情;或者没有考虑到病人是否准备好接受事实,想着尽快“敷衍搪塞过去”,病人伴随诊断结果而来的焦急否定就会格外明显。否定,至少称之为部分否定,基本上是所有病人都有的情绪反应,不仅仅体现在患病初期和紧随其后的接受阶段,以后还会时不时地有所体现。
第一阶段的否定反应不会持续太久,取而代之的是愤怒、狂躁、嫉妒,甚至是憎恶之情。下一个常见的问题亦随之而来:“为什么是我?”
从患者家庭和医务人员的角度来看,相比否定阶段,愤怒阶段尤为难熬。因为这种愤懑犹如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事情激发。在这个阶段,病人不管看什么,都会引发满腹牢骚。病人为了确保自己不会被人遗忘,就拔高嗓门儿说话,提出各种要求,抱怨个不停,寻求更多的关注,诸如:“可别忘了,我还活着。你们能听见我说话,我还没死呢!”这大概就是他生命尽头的最强音了。
倘若有人对病人施以尊重和理解,有人抽出点时间给予关怀,他很快就会降低音量,减少满含怒气的要求。他因此知道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有人关心,在能力范围内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做什么都行。
可悲的是,我们很少去思考病人的怒气从何而来,还以为是对方在针对自己。其实病人的怒火和发火的对象没太大关系。一旦医护人员和家人也开始针锋相对,结果呢,他们自己气得火冒三丈,还换来病人的变本加厉。他们只好采取回避的方式,要么缩短探视时间,要么减少查房次数,甚至找一些不必要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全然不知这些问题根本无关紧要。
讨价还价阶段作为第三个心理反应阶段,并不广为人知,尽管持续时间不长,但是了解以后对病人同样有帮助。如果第一阶段我们没能正确面对令人悲伤的现实,而第二阶段又满怀怒气地抱怨他人和上帝,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也许能顺利地达成某种共识,从而推迟一些命定之事的发生。“如果上帝决定将我们召回,他不会理睬我的愤怒要求,那么如果我好言相告,他或许会回心转意。”对于这种反应大家都不陌生,因为这是我们的孩子第一次提出某个要求时常用的逻辑。
晚期重症病人也会采取相同的一套方法。他知道,根据过去的经验,只要自己表现不错,就有机会得到一点奖励,实现一个愿望。他的愿望首先是活得久些,然后是能有几天彻底远离疼痛与不适的烦恼。
当晚期病人再不能否定自己的病情时,当他被迫忍受没完没了的手术和住院治疗时,当他病症越来越多、身体愈发虚弱憔悴时,他就很难一笑置之了。他冷淡麻木、清心寡欲的状态,他生气懊恼、怒气冲冲的样子,都将很快被浓浓的失落之情取代。这种失落感可能表现各异:得了乳腺癌的女人会担心身材走样;患子宫癌的女人会觉得自己不再是女人。但是病人所要经历的失落远不止这些。
无休止的治疗和住院加重了经济负担;最初还可以奢侈一下,后来就只能满足基本需求了。长期治疗和住院的高昂费用迫使患者卖掉不多的家产,再也无力负担用以安度晚年的房子,无力承担孩子的大学费用,许许多多的愿望都化为泡影。
对于每一位与患者打过交道的人来说,所有的抑郁缘由都毋庸赘述。然而,我们常常忘了病人在准备与这个世界作最后告别前,所要预先经历的悲伤。倘若让我来区分抑郁的两种情况,我会分成“反应性抑郁”和“准备性抑郁”。前者在本质上与后者截然不同,需要区别对待。
如果患者尚有足够的时间(即不是猝死),并且在前面几个阶段得到了一定的帮助,那么他最终将会进入对自己的“命运”既不感到沮丧也不愤怒的阶段。他已经表达过自己的感受——对活着的人,健康的人,对那些不用这么早走到生命尽头的人的嫉妒与愤怒。他会哀悼即将失去的人和事,无论他们对他而言多么意义深远抑或精彩纷呈。带着某种程度的期待,他开始思索生命的终点。患者感到疲倦,越来越虚弱。他需要打几个盹儿,或者多睡睡,这种情况不同于抑郁阶段对睡眠的渴望,并非出于逃避现实,或者想要在梦境中短暂忘却疼痛、不适与瘙痒难耐的感觉。患者需要睡眠的理由已经如同婴儿那般单纯,只不过前者日益增长,后者日益缩短。这种情况并不是屈服或绝望下的“自暴自弃”,也不是“有什么用呢?”或者“我已经撑不下去了”的感觉,尽管我们不时也能听到这些论调。
进入接受阶段并不意味着快乐。那是一种内心异常空洞的感觉。彼时疼痛退去,抗争结束,如一位患者所形容的那样,进入到“生命尽头前最后的休息时刻”。这个阶段,与患者相比,家人反而需要更多的帮助、理解与支持。当临终者找到一丝安宁并开始接受现实时,生之乐趣也随之消逝了。他希望独自静一静,至少不要因外界的消息与变故而烦恼。他不太想见到探访者,哪怕他们来了,患者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饶有谈兴。他常常要求限制访客数量,并且不希望他们待太久。这个阶段,电视往往处于关闭状态,患者与他人的交流无声胜有声。看到我们到访,他也只是举手示意大家进来坐一会儿。可能仅仅抓住我们的手,让我们安静地坐下。对于那些能以平常心面对临终的人,这种沉默的时刻总是意味深长。我们可以一起倾听窗外鸟儿的歌唱。我们的陪伴让他坚信生命的终点仍然有人守护。此时此刻,只想让他明白,当人生大事已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哪怕默然无语也无关紧要,阖眼长辞不过是或迟或早而已。当他无力说话时,一次握手、一个眼神,或者他枕边的依偎,都能让他相信自己并不孤单,无声的交流更胜过言语千万。
患者的生命中会有一段疼痛停歇,长夜无梦,对食物需求甚少,认为周遭的一切除了黑暗还是黑暗的时光。这时候的亲人们总彷徨于医院的走廊无所适从,他们深陷于等待之苦,不确定究竟应该去照顾活着的人,还是留下来见证死亡来临的瞬间。此时,再多的言语也无济于事,亲人们撕心裂肺的大声呼救—— 或用言语或采取行动。医疗抢救为时已晚(当现实真的发生时,尽管抢救行为是出于好意,但也太残忍了),可倘若就临终的别离来看又言之尚早。对于亲人来说,这是一段最为艰难的时光,他们既希望一切快点结束,尽早解脱,又拼命地想要留住点什么,否则这一别就是生死永隔。这个时候,治疗病人的良方有二:一是给予病人安静沉默的环境;二是亲人需要随时陪伴在侧。
在这最后的时刻,医生、护士、社工和牧师能发挥莫大的作用,因为假如他们能理解家人此时的矛盾心理,就可以帮忙选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拥有最坦然的心态,适合陪伴在奄奄一息的患者身边,于是乎,他就成为患者最有效的治疗师。对于那些坐立难安的人,通过帮助,可以减轻他们的负罪感,让他们明白有人会守护在弥留病人的身边,直至最后一刻。于是他们可以回到家中等待。知道患者并不孤独,他们也不会因为避开这常人都难以面对的一刻而惭愧内疚。
那些胸怀勇气、心存关爱的人坐到临终患者的身边,体会着无声胜有声的交流。他们清楚,此刻既不可怕,也不痛苦,此刻只不过是人体机能悄然停止运转罢了。注视着一个患者安宁地离去,会让人忆起一颗陨落的星辰;它在星罗棋布的浩瀚天际绚烂一时,最终永远地消逝在无尽的夜空里。作为临终患者的治疗师,我们会意识到茫茫人海中每一位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会知道人力何其轻微,生命多么有限,我们中少有人活至花甲、迈进古稀。在这短暂的时光中,我们大多数人都开创了独一无二的人生,在人类历史的华章中,写下属于自己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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