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文：技术书法学与西汉隶书
《中国美术报》第32期 学术月刊
技术书法学与西汉隶书
邢文
技术书法学（Technical Calligraphy Studies）的方法，是数字时代中国书法教学与研究的基本方法。2013年，我们在美国常春藤名校达慕思大学（达特茅斯学院 Dartmouth College）启动了跨学科、跨文化的“书法与手稿文化研究项目”（Project for Calligraphy and Manuscript Culture），对不同地域、民族与文化的书法与手稿文化进行数字处理与比较研究，并在中国手稿文化的背景中，开展传统中国诗、书、画、哲学的系列课程教学；2015年，在纽克姆计算科学研究所（The Neukom Institute for Computational Science）的慷慨支持下，我们推出中国书法与中国手稿文化的纽克姆数字人文项目（Neukom CompX），开拓性地运用技术书法学的方法，对出土汉代简帛手稿及其他西汉隶书的材料，进行以编年、地域为特征的数字分析与处理，极大地便利与推进了相关的高校书法教学与科研项目。就当今中国书法的教学与研究而言，技术书法学不仅是引领学术风向的时代标杆，而且也是书法教学科研的实用利器。
技术书法学的基本内容
在《中国手稿文化》（Chinese Manuscript Culture）2014 年夏季号上，我们谈道：“从西周到东周，从甲金到竹帛，中国手稿文化从思想内容、礼仪特征、文献形制、流传方式到艺术观念、书写技法等众多方面，已经形成体大思精、民族特色独具的书法与手稿文化传统。”中国手稿文化的丰富内容与悠久传统，可以而且应当从自然、社会、人文、认知等不同视角与途径去综合考察。从书法角度而言，如果说古代中国手稿的“思想内容”与“礼仪特征”，属于中国书法的人文与认知层面，与技术书法学的研究背景相关，那么，中国手稿文化的“文献形制”与“书写技法”等，则属于技术书法学的科学与技术层面，与古代中国书法的物质载体与工具、中国书法的笔墨技法与技术复原关联。
作为跨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认知科学不同学科的一个自成体系而又独立、开放的研究领域与方法，现阶段的技术书法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为书法载体的认识与分析，二为书法作品的整理与保护，三为书法技法的分析与复原。
书法载体的认识与分析，主要是针对古代书法作品物理性质的技术分析，包括但不限于对竹石玉帛等手稿材料、金石碑版等铭刻材料的科学发掘与清理，对各类古代书法载体原始形制的客观认识，以及对有残损的古代书法载体原有形制的技术复原等。
书法作品的整理与保护，包括对古代书法作品原件的技术整理与保护，以及对古代书法作品数字提取、模拟、复原的处理与存贮等。前者不仅包括传统的文物保护与书画修复等技术过程与手段，而且还包括诸如3D打印、光电数字复原等现代技术方法；后者则不仅包括传统的摄影、扫描与数据库等方法，而且还包括诸如红外反射摄影及光谱图像分析等当代数字分析与复原手段。
书法技法的分析与复原，与前两者偏重书法作品的物质载体不同，考察的主要是书法与手稿文献的笔法、墨法、章法、字法等笔墨技法与结体规范。始于新石器时代的用笔用墨传统，几千年来已为历代书家所提炼、升华，纤微精妙，毫发死生。心摹手追，是具有千年历史的传统分析与复原方法，也是技术分析的基础。从笔锋位置、方向，用笔提按、节奏，用墨枯湿浓淡，文字结体、笔顺等现象提取数据，建立数字模型，通过相关应用软件的开发、运行，模拟、复原有关书法、手稿所见笔墨形象的笔法、墨法，辨析、鉴别有关字法、结体的数字识别模式，在书法教学、科研，尤其是手稿辨伪实践中，有着关键性意义，应用前景极为广大。在2016年7月纽约大学、2016年8月美国国家社会科学学会的“技术书法学”专题研讨会上，我们已就具体案例进行了有效的应用性探讨。比较书法学（Comparative Calligraphy）与比较手稿学（Comparative Manuscriptology）的若干工作原则与研究方法，也属此书法技法的技术分析与复原之类。
技术书法学与西汉隶书的样本
就研究样本而言，目前的技术书法学研究，最有理由从西汉隶书入手。
西汉隶书与秦朝篆书最值得关注的区别，就在于隶书的出锋与篆书的藏锋。就出锋而言，不论是东周的盟书、秦国的简书，还是传说中程邈所作的隶书，逆入平出的笔法或波势之隶的雁尾等隶书的笔法与形式特征，都是基于特定的笔法技术。
关于隶书的笔法，黄惇先生在 2013 年 8 月美国达慕思大学“中国书法与手稿文化”第一场专题研讨会的主题发言中指出，对于楷书与草书的认定，可采用“单一认定”的方法，通过笔法予以认定；但对于成熟隶书的认定，则应进行字形、笔法的“双重认定”。这一意见，其实已见于黄惇先生《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波挑和掠笔在笔法上的‘正体化’，加上篆书形构的消失，这两个因素综合便成为我们确定早期隶书发展为成熟汉隶的依据。”但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无缘得见充分的汉隶书法的真迹，对于汉隶尤其是西汉隶书的认识，学界存有种种误说。
西汉简牍的大量出土，改变了这一状况。上世纪30 年代初，甘肃居延地区发现居延汉简1万余枚；70～80 年代，甘肃文物、考古等部门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在肩水金关、破城子、甲渠塞第四燧及额济纳旗等地又发现简牍近2万枚。从上世纪初的流沙坠简到近几十年来的连续调查与发掘，在甘肃的敦煌等地，不论是武威磨咀子、马圈湾烽燧还是疏勒河沿岸，共发现了汉代简牍数万枚。这些在西北发现的简牍书法材料，与在其他地区发现的相关简帛材料一样，耗费了几代学者大量的精力，至今仍在整理出版中。这些材料包括珍贵的汉代书法真迹，尤其是西汉隶书墨迹。
考古出土的竹木简牍与帛书文献，作为中国手稿文化中古人墨书或朱书的稿本真迹，尤其是作为代表不同文化、表现不同笔法传统、反映不同书法理念而且已经沦隐千年的文化艺术品，其意义尚远远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直接的后果是，由于我们的重视与关注程度不够，由于我们对于古代中国书法与手稿文化缺乏必要的知识，我们似乎并没有因为相关的考古材料的问世而获得相应的知识，而我们的学术机构、专家学者因为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而屡屡受害于伪赝的简帛书法，尤其表现在所谓的西汉时期的隶书。更为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却似乎更情愿用我们的古文字与古文献知识，为我们对于古代书法的无知、为不堪一辨的书法赝品背书。如果从古代手稿文化的角度、从技术书法学的角度来审视简牍缣帛上的笔墨字迹，不难发现，不论是简牍帛书的形制特征，还是用笔用墨的技术秘奥，无一不是穿越时空、纤毫毕现。从中国手稿文化的角度看竹帛玉石书法，形制、章法、笔墨、文字等等，都是彼此关联、不容割裂的整体；藏头护尾、调锋抽颖、逆入平出、波挑提按，古人秘而不宣的用笔之妙，于手稿墨迹中历历在目，是古代书法笔法技术复原的可靠依据，是技术书法学研究的关键性基础。
从西汉隶书入手进行技术书法学研究，有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就是我们结合高校书法教学与手稿文化研究的需要，在通读与清理西汉简帛书法材料的基础上，选取有明确编年的隶书资料，辑成《西汉隶书编年》，按年代排序，试图建立一个类似于考古断代标准器的参考序列。这些西汉隶书的作品，或自题有明确的纪年，或所出墓葬具有明确的年代证据，皆以考古出土的可信材料为据，是我们对西汉隶书作分期比较、分域比较的基础。
在整理过程中，我们所选西汉隶书简牍帛书的年代，如果未见自题或墓葬的明确纪年，多代表着这些材料书写年代的下限。如马王堆 3号汉墓是西汉长沙丞相轪侯利苍之子的墓葬，葬于文帝十二 年（公元前 168 年）。墓中出土有大量的隶书材料，如帛书《周易》与帛书《老子》的甲、乙本等。帛书《周易》是文帝初年的写本，其抄成的年代当在公元前 168 年之前，我们在《帛书周易研究》中已经论及；帛书《老子》的甲本则是秦隶的写本，其书写的时间当早于乙本，我们也有专门的讨论，而公元前 168 年是其书写年代的共同下限。作为编年，我们只能把帛书《周易》或帛书《老子》乙本等马王堆帛书的材料列于公元前168 年之下，它们所呈现的可能是公元前 168 年的隶书，也可能是年代更早的隶书，但年代下限是清楚的。此外，秦末汉初乃至整个西汉时期隶书的风格与流派，不是均衡发展的。这种不均衡，既有空间上地域文化不同所导致的区别，也有时间上隶变发展程度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任何一种样本的选定，意味着一种特定的风格样式得以呈现，但也意味着排除了未得入选的风格面貌。尤其当我们的选材以有明确纪年的西汉隶书材料为限，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也许更有代表性、但却无纪年的隶书作品不得选入。这是选样须有明确纪年的标准本身所造成的选样之弊。我们的技术书法学分析，须考虑这一重要的样本偏差的因素。
技术书法学与西汉隶书的分期
技术书法学在中国书法教学与科研实践中的应用，往往是多重技术手段与多种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方法的综合。在我们的西汉隶书的技术书法研究中，数学的、地理的、艺术的、数字人文的多种研究方法，融汇一炉，俾使丰富多样的西汉简牍帛书的隶书样本，能得到妥当的技术处理与分析。
“中国西汉隶书书法的地理编年模型”（A Geographic Chronological Model of the Western Han （206 BCE – 25 CE） Chinese Clerical Calligraphy）是我们的技术书法学数字人文项目。这一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要求从时间序列上对西汉隶书的纪年材料进行分期。
通过对具有可信纪年的西汉隶书材料进行系统的技术解析，参照字形、笔法的双重认定原则，技术书法学大致把西汉隶书分作早期、中期、中晚期三期。需要说明，这里的分期，是技术书法学分期，而不是传统的线性编年分期。因此，当技术特征分期与线性编年分期冲突时，样本的技术书法特征拥有更大的权重。这是我们的西汉隶书“中期”与“中晚期”的分期，在时间上可以彼此相重的原因所在。
在此，试举若干典型样本如下，以见西汉隶书分期之例。
1. 西汉早期的隶书
西汉早期的隶书，见于汉初至汉文帝时代的墨迹。它们在字形上仍有浓重的篆意，笔法上已见明显的波挑。代表性的简帛，包括湖北江陵所出吕后二年（前 186年）的张家山 247 号汉墓竹简《脉书》，以及湖南长沙马王堆所出文帝十二年（前 168年）马王堆 3 号汉墓中的部分帛书如《五十二病方》等。
张家山 247 号汉墓竹简《脉书》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
2. 西汉中期的隶书
西汉中期的隶书，包括文帝至武、昭、宣帝时期的简帛与金石作品。它们在字形上仍对篆形时有保留，但已经发展出成熟而有规律的波挑，如文帝十二年的马王堆帛书《周易》、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十六年（前 164 年）的湖北江陵凤凰山九号墓简牍；景帝十年（前 153 年）凤凰山十号墓简牍；武帝前期（前140—前120年）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为国之过》、元光二年（前 133 年）的青羊尺铭、不早于元狩六年（前 117 年）的霍去病墓刻石、天汉三年（前 98 年）的敦煌汉简；昭帝元平元年（前 74 年）至元帝初元年间（前 48—前44年）的玉门汉简以及宣帝甘露二年（前 52 年）的居延新简等。
江陵凤凰山九号墓简牍
临沂银雀山汉简《为国之过》
3. 西汉中、晚期的隶书
西汉中、晚期的隶书，在时间上，上与西汉中期有所重叠，下包括昭、宣帝至汉末（包括新莽）的隶书。从字形与笔法两方面来看，虽然西汉中、晚期的隶书作品中仍偶见篆体的遗形，但就总体而言，此期的隶书已经是传统意义上的成熟的汉隶。在《西汉隶书编年》中，这一时期的西汉隶书材料包括了宣帝继位次年（前 72 年）至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 9 年）几乎是逐年相续的隶书真迹样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系统、完整地展现西汉隶书发展、演变的全貌。
西汉中、晚期隶书代表性的作品之例，可见：（1）昭帝始元三年（前 84 年）、（2）元凤元年（前 80 年）、（3）元凤四年（即始元十年，前 77 年）；（4）宣帝本始二年（前 72 年）、（5）本始四年（前 70 年）、（6）地节二年（前 68 年）、（7）元康二年（前 64 年）、（8）神爵元年（前 61 年）、（9）神爵四年（前 58 年）、（10）五凤元年（前 57 年）、（11）甘露二年（前52 年）；（12）元帝初元四年（前 45 年）、（13）永光五年（前 39 年）、（14）建昭四年（前35 年）、（15）建昭五年（前 34 年）；（16）成帝建始元年（前 32 年）、（17）河平元年（前28 年）、（18）阳朔五年（前 20 年）、（19）鸿嘉二年（前 19 年）、（20）永始五年（前 12 年）、（21）元延二年（前 11 年）、（22）绥和元年（前 8 年）；（23）哀帝建平四年（前 3 年）、（24）元寿二年（前 1 年）；（25）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26）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 年）；（27）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 年）、（28）天凤元年（公元14 年）、（29）地皇二年（公元21 年）；（30）更始帝三年（公元25 年）等。
元帝初元四年居延签牌
成帝阳朔五年居延签牌
王莽居摄二年肩水金关封检
在西汉中期与西汉中、晚期这两个分期的重叠部，一如第一、二期之间的马王堆帛书，不同的作品虽同出于文帝十二年的相同墓葬，但其书法的不同时间、风格、形体与笔法特征都是明确的，只有分别划归西汉的早期、中期，才可能尽可能准确地反映这种分期特点。又如第二、三期之间昭、宣二帝时代的作品，比如玉门汉简的篆意形构，不能因为昭帝始元、元凤诸年汉隶的成熟面貌，就划归于成熟的汉隶；宣帝甘露二年与秦隶相近的隶书的欹势与纵势，也不能改变同样书于甘露二年的成熟汉隶的特征。
西汉隶书的以上三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准确区分西汉不同时期隶书在字形与笔法上的典型特征，对于隶书学习者理解隶书的字形、笔法有着重要帮助。如图例所见，西汉早期隶书的纵向篆引之势是明确的，字形上多见篆体（如“水”字及水部等），笔法上多见优美而明确的波挑，是典型的古隶。西汉中期隶书有着多种面貌，马王堆帛书《周易》与《老子》乙本在笔法上与成熟的汉隶已很接近，但武帝时期的银雀山汉简与敦煌汉简，从字形到笔法都更见古拙之意，与成熟的汉隶仍有距离。通过比较书法学的研究，可以看见西汉中期的隶书是从早期古隶向成熟汉隶过渡时期的隶书，从字形到笔法都有更多的细节需要具体考察，这种考察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实践与学术意义。而西汉中、晚期的隶书虽有不同的风格与面貌，但在整体上已表现出流行于东汉的成熟汉隶的字形与笔法特征。即便是“神爵四年”“建昭五年”之类似乎是不同于成熟汉隶的作品，具体分析其字形结构与用笔特征，其实也是汉隶的字形与笔法。
西汉隶书自然应该是“汉隶”的一个部分，“汉隶”应该包括西汉（含新莽）及东汉的隶书。然而，由于材料的欠缺，长期以来我们所谈的“汉隶”，指的却只是东汉的隶书。中国出土简帛的考古成果，技术书法学的研究方法与中国手稿文化的视角，使我们有可能藉西汉隶书的分期，见到形成时期的“汉隶”的关键性内容以及西汉隶书的真相。随着湖南益阳兔子山楚井秦隶、江西南昌海昏侯西汉隶书等新材料的发现与公布，相信我们对于西汉隶书的认识会日益接近中国书法史的真实。希望本文藉西汉隶书的研究之例，可使技术书法学的研究方法获得更多的了解与应有的重视及提倡。作为一个开放的技术分析系统，技术书法学必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
（作者系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资深讲座教授、终身教授，达慕思中国书法与手稿文化研究所所长。本文据作者2016 年 5 月 20 日在美国书法教育学会亚特兰大年会、8月2日美国国家社会科学学会2016夏季“技术书法学”专场研讨会上的英文主题演讲《隶书的再思考：中国手稿文化、比较书法学与书法教学》《中国手稿文化中的技术书法学》删节、编译而成）
南昌海昏侯昌邑九年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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